爱好文字的人，总喜欢晃弄几下笔杆子，免不了有人戏称是“文人”。不过，早有一种偏见在我脑子里扎根，“文人”终归是纸上的人，仿佛生活在真空一般。但现实中鱼龙混杂、勾心斗角、柴米油盐等等纷纷扰扰的凡尘俗事确容易使有涵养的人“郁闷”一番，所以索性把大门关上，躲进书斋埋头苦干。
　　古代有隐士，藏于山林，空有一肚子学问，只能孤芳自赏。这类人其实都是“假”崇高，表面上洁身自好，其实心已在庙堂之中。此刻无非是囤货居奇，抬高自己身价，卖个好价钱。所谓士大夫，就是如此，学问和做官总是分不清的。当代世界，只要拿了毕业证和学位证，就可以证明自己是文化人，简单明了，只可惜这种文化人都是批发生产，据说今年的象牙塔已比1998年的象牙塔膨胀了一倍多。制造文化人的学校已成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产品制造原则，通过中考、高考等大大小小考试的筛选，合格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向大学这个智能化、产业化的大型工厂进行最后的调试和定型，就像某个科幻电影中表现的一样，“人才”如同电影中的机器人一样，随着流水线的进程贴上合格标签，进入社会。
　　但社会需要的是创新人才，流水线上的新产品肯定是难以满足需求的。于是，所谓的就业难就出现了，一方面是贴上合格标签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急需工作经验的企事业单位。不过，按照统计学的观点，中国的人才又是绝对少的，百人里面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巴西比也是有差距的。于是，有专家说了，所谓的就业难其实只是“结构性”的。专家们的话一向是曲高和寡，卖弄文字的。其实，通俗的意思是说，人才们都想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大单位、大机关。某个杂志的调查说去年前往深圳寻求就业机会的大学生就有40万人，北京的媒体说首都的场场招聘会部过万人，甚至在华中重镇武汉，几个骗子举办的一个假的招聘会也骗去了5000多的人才去投简历。一时间，人才成堆，满眼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另一方面，在广大的“第三欠发达地区”、基层单位、乡镇农村、小公司、小企业又直喊口渴，没有人才，办不了事呀。
　　于是，就有了“京飘”一族，其它地方又有“城飘”的称呼，乃是指那些没找到工作，赖在首都、赖在城市漂来漂去的流浪者们。中国人有所谓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与其回到家乡从事看上去猥琐的工作，还不如在大城市的花花世界里陶冶情操，说不定哪天天上掉下个金元宝，一下子就飞黄腾达了。再者，有钱人又多一条路，考不上大学就出国，找不到工作也出国。一时间，世界各国，满是我泱泱中华子民的黑眼睛、黄皮肤。于是，留学生这个称谓也烂掉了，媒体上屡屡出现了“留学垃圾”的字眼，估计，那些正儿八经的学问人是要气疯了。国外镀个金，总是要回家的，“克来登”大学的文凭只能骗骗自己的同胞。这几年，洋墨水也不吃香了，企业看的是投入和产出，纵然是博士还是学士，若不能转化成生产能力也只能证明自己是庸才。
　　历史总是相似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无数文人贤达渴望救国。于是，有人出国找真理，有人办报欣然说自己是不左不右的“第三条道路”。但有人不跟时髦，扎扎实实地去了基层，写调查报告，这人就是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可山沟沟里却有着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苏俄固然有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可王明、博古等等所谓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却最终成为教条主义的牺牲品。本本主义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本本蒙住了他们的双眼，也糟蹋了那满腹经纶。而其核心还是在于，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愚昧性崇拜，总以为披上文化的华丽大衣，就耻于再去泥地里种粮食浇大粪了。
　　当然，“垃圾”也是有创新的。这几年，评论很火，批评家也粉墨登场，一时间，各杂志各报纸都涌现出了一批掌握“真理”的知识分子。初看，有意思，看多了，才晓得，这是“知识垃圾”在新形势下“创新”的表现形式。我一直很怀疑评论家的创作方式，不晓得是不是在书斋里“闷”出来的，几大媒体上总是这几个熟人的名字，估计是以此为生了。但以此为生也需有操守吧，不在生活中汲取营养，却隔三岔五总能夸夸其谈，着实让人佩服。譬如，某地出台了官员任职需在电视上演讲的政策，评论家们斥为“作秀”，某地市长因某件事向人大代表道歉，评论家们说是“虚伪”。总之，评论家们总站在高高的道德制高点上，既不深入基层，还在那里说三道四，就像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书的序言中说到的：
　　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表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人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说了这么多废话，估计人也看得烦了。想起以前的一句旧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管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大学生、教授、学者还是评论家，不要太把肚子里的货当回事，群众不一定掌握真理，可真理一定在群众中。有了文化干些啥?咱们大家都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