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的剧目和座次屡有变化，自1970年《智取威虎山》第一个拍成彩色电影后，八个样板戏的最后排名由此固定下来，《智取威虎山》不可动摇地排在第一，杨子荣成为样板戏当之无愧的第一英雄。可风光背后，又有谁知道扮演者童祥苓的辛酸和伤痛。
　　童祥苓，1935年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时他叫童福苓。哥哥姐姐比他大10多岁。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先后跻身梨园，唱出名之后还建立了以童家班为班底的“苓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童芷苓。
　　童芷苓成名之后，举家迁居北京，北京梨园热闹，童福苓自小便深受哥哥姐姐们的熏陶，到了8岁时光，他决计投身梨园，正式改名为“童祥苓”。他专工老生，经多位名师传授，童祥苓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很快唱出了名气，小小年纪便有了“铁嗓钢喉”的美誉。1955年8月，20岁的童祥苓又正式拜马连良为师，戏路越来越宽。
　　经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邀请，童家班南下，在上海成立了以童家班为班底的上海京剧二团，童祥苓在上海正式落户。文革前夕，童祥苓再拜周信芳为师，得以博采众长，艺术水准日臻完善，成为上海同辈中头牌老生。

“头号英雄”

　　在上海，童家班立足未稳就迎来了反右，童家班遭到攻击，说他们是一堆破烂，被收进上海京剧院这个垃圾桶里。此时的童祥苓20岁刚出头，血气方刚，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哪里受得了这番屈辱，竟然幼稚地要和革命群众对贴大字报，被四姐童芷苓制止。姐姐的劝阻使童祥苓躲过一场劫难，但童家并非安然无恙，他的小姐夫、童葆苓的丈夫，著名话剧艺术家、被称为“话剧皇帝”的石挥，因被打成右派跳海自杀。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底又对戏剧界提出了尖锐批评。为迎合毛泽东的批评，1963年新年元旦，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文艺界“大写十三年”。
　　“大写十三年”成绩不小，童祥苓先后扮演了《海港》中的韩小强、《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只是这两个角色都不成功，角色要求和童祥苓的扮相相去甚远。而更加积极投身“大写十三年”的重要人物是即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旗手的江青。
　　《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最初是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一段演绎而来，由陶雄等人编剧，申阳生执笔，李仲林主演，1958年8月首演于南京中华剧场，9月17日正式公演。1963年9月，上海京剧院得知将要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周信芳院长认为该剧不错，可以修改。年底，张春桥邀请江青亲自“指导”该剧。江青的介入，使《智取威虎山》分量大增。1964年6月该剧进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7月17日受到毛泽东接见，后来，毛泽东还亲自为剧本改过唱词。在其中一稿的修改过程中，江青就五次观看此剧，可见重视程度。
　　本来，《智取威虎山》是一出“唱念做打”比较平衡和繁重的戏，出演杨子荣的李仲林以武戏见长，文戏方面不太突出，江青对此很不满意，她更不满的是李仲林的个性，曾说“李仲林对我眼露凶光”，于是换下李仲林改由童祥苓主演。1965年夏，张春桥根据江青意见将童祥苓安排到《智取威虎山》剧组，童祥苓正式走上了英雄道路。
　　江青毕竟从事过文艺工作，具有一定艺术眼光和艺术敏锐性。样板戏中的演员，不论是谁，真是千挑万选，扮相、唱工、做工简直无可挑剔，由童祥苓扮演的杨子荣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十年文革中的中国“头号英雄”。
　　《智取威虎山》中最经典唱段莫过于《迎来春色换人间》。苍莽林海在悠扬圆号伴奏中更显静谧、深远，杨子荣以极其优美的“马舞”出场，当他唱到“迎来春色换人间”时的一个亮相，真叫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在童祥苓脸上洋溢着喜悦、憧憬、展望的神情。这句唱词原来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毛泽东在1966年冬第二次观摩此剧时将“春天”改为“春色”，毛泽东改动的另外一句是“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原句则是“同志们整行装飞速前进”。毛泽东在1959年还帮童祥苓的妻子改了名字，将“张兰云”改为张南云。

划不清界限

　　“文革”正式开始以后，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童祥苓的四姐童芷苓已成为“反动权威”被揪斗，这对童祥苓是一次巨大考验。但童祥苓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不仅和姐姐“划不清界限”，还积极为四姐翻案。童芷苓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弥天大罪？
　　《海港》还被称作《海港的早晨》时，主要人物不叫方海珍而叫金树英，金树英的扮演者正是童芷苓。却因江青的一句话“与童芷苓在一个党内，我感到羞耻”，童芷苓遭到撤换。江青的这句话让童芷苓在文革中饱受摧残，造反派把童芷苓的头按在马桶里，直至窒息，这还不够，他们把童芷苓装进麻袋，从一楼拖到六楼，反复几次。童芷苓命硬，如此残酷摧残她居然挺了下来。于1995年7月6日逝于美国。
　　童芷苓的遭遇祸及童祥苓。这个舞台上威风凛凛的杨子荣，由于和姐姐划不清界限，同样也被关进牛棚。童祥苓白天在牛棚里扮鬼，晚上在舞台上装英雄，造反派们逼着他与四姐划清界限，可是童祥苓做不到，他从来没见过姐姐是如何“反动”的，也不知道四姐又怎么成了“文化特务”，在造反派的审查、关押、批斗中，童祥苓死活不肯低头。
　　为了“挽救”童祥苓，以保持样板戏的革命纯洁性，此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春桥亲自找童祥苓谈话，同时在场的还有姚文元、徐景贤、于会泳，他们集体约见童祥苓，足见谈话的重要性。但是，谈话的结果没有按照张春桥的意图使童祥苓“心回意转”、重新回到革命的正确道路上，童祥苓反而和张春桥拍了桌子，不承认四姐是“反动权威”、也不承认四姐是“文化特务”，惹得张春桥口不择言说：“你们童家能有几个好人？”童祥苓毫不买账，反唇相讥道：“童家有几个好人历史会见证。”说完，扭头便走。既然童家“没几个好人”，于是童祥苓和四姐童芷苓被同台批斗。
　　1967年5月，已经被册封为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再度进京，参加“革命现代京剧”汇报演出，并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观看该剧。《智取威虎山》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但童祥苓却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当汇报演出结束回到上海，他旋即被“隔离审查”，转眼“英雄”又成了阶下囚——张春桥没有忘记童祥苓在康平路办公室里与自己的争吵，此时《智取威虎山》已基本定型，于是童祥苓在“样板戏”的舞台上消失，代替他出演杨子荣的是朱文虎。

嗓子坏了

　　“文革”期间，仅有这几出样板戏在全国巡回演出，实在满足不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要求。中央决定把样板戏从舞台搬到银幕上。《智取威虎山》理所当然地排在第一。
　　江青有个习惯，她看中演出样板戏的演员，没有她的指令，是谁也动不得、不能更换的，为此，她多次责问于会泳：童祥苓哪里去了？童祥苓出演杨子荣是她钦定，当然也不能随意更换，他塑造的“杨子荣”形象又实在无可替代，只好放他出来继续扮演英雄，童祥苓最终能够登台演出了。可是他沧桑依旧，扮演的英雄和别的英雄不一样。
　　1968年底，童祥苓被“突击解放”，先随剧团南下广州演出，可怜童祥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优待”，还要做许多幕前幕后工作，甚至要为剧组洗刷碗筷。在后来近两年电影拍摄过程中，他既要参与剧本修改，还要不断地接受检查、写交代，童祥苓终于承受不了体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悔改”了、向人民“投降”了，他对长期伴随他的“工宣队”头目说：“你们说吧，你们说什么，我写什么。”1972年的《红旗》杂志以《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题，说剧中的一个主要演员犯了严重错误，经挽救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其中辛酸，只有童祥苓才有深刻体会。
　　既然“重新回到了革命路线上来”，童祥苓可以继续留在舞台上了，但是长期积劳成疾，再加上因排演《磐石湾》摔伤，他渐渐离开了舞台。这时，《智取威虎山》已经拍成电影，观众们看到的是银幕上那个威风凛凛、集合所有英雄人物优点于一身、唱念做打已达化境的杨子荣，可谁知生活中的童祥苓受过什么样的磨难，没人知道银幕后的童祥苓始终是个“戴罪之身”，他的“控制使用”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由于《智取威虎山》在样板戏中的特殊地位，童祥苓的政治地位在“控制”中得到稍许提高，1975年马天水提议他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但这并未给童祥苓带来任何好处，样板戏的重要成员都加官进爵了，人们自然认为童祥苓也是得宠于江青才得到一席“人大代表”资格的，一些与会代表对童祥苓的态度很不友好。
　　代表们更不知道的是，这是个被控制的“代表”，为许世友将军唱上一段都要受到监控。随后江青宣布：童祥苓不能再唱了，他的“嗓子坏了，声带长了小结”并给他三点指示：养身体，不要演戏，做艺术指导工作。
　　次年，因日本方面点名邀请，“嗓子坏了”的童祥苓被派往日本演出《智取威虎山》，就是这样，他还是受到“特别关照”，和他同住一房的同事，正是被安排监视他的。
　　“四人帮”垮台之后，童祥苓因为扮演了“文革”中的“头号英雄”杨子荣，继续接受审查，尽管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童祥苓艺术生涯几近断送，生活待遇也久拖难决，两个儿子双双失业，退休后，童祥苓开了一间餐馆给儿子维持生计。命运对他如此不公，映照着一代伶人的多舛命运。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