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权力至上、漠视法律，给我们民族的教训太惨痛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里，法律和法治的观念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社会公众的内心。公平的法律与公正的司法，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司法作为人们解决纠纷、冲突的最后手段，除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化解纷争，消除对立，重建对社会的信心
　　
　　世人关注的李庄漏罪案在4月22日以案件起诉方——重庆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撤诉画了一个分号。无论下步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司法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会得到保障。
　　此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看做中国法治建设走向的风向标。
　　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本案的撤回起诉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的办案原则。这个说法和举动，令人感到欣慰。
　　任何社会都会有问题，贫富分化，人与人的纠纷、冲突，理念、价值观的对立等等。因为，人与人毕竟是不同的。有不同，有冲突，就需要协调，此即古人所说的“和”。法律、尤其是司法，就是“和”的一种手段。法律通过“定分止争”，化解纠纷、冲突，通过恢复正义，让人们相互调适。
　　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由于价值观失落，由于社会快速变化超出人们调适的速度，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强与过弱同时存在，人们之间的分歧、冲突，相当严重。法律正是维护社会公正、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保证。
　　公平的法律与公正的司法，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和平时期，司法作为人们解决纠纷、冲突的最后手段，除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化解纷争，消除对立，重建对社会的信心。
　　个人和权力至上、漠视法律，给我们民族的教训太惨痛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里，法律和法制的观念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社会公众的内心。
　　当下，社会结构的过分紧张与情绪的极端化，实在是因为在各项制度、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正义不同程度的缺失引起的，那么，司法作为所有人寻找救济的最后渠道，如果能够及时而有效地生产正义，人们紧张到接近崩溃的情绪就可以得到抚慰，而逐渐平静下来。李庄案第二季的审判，目前就已经发挥了这方面的效用。
　　更进一步说，如果司法领域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正义，那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信赖，也可以反过来对于司法之外的规则、政策的执行过程，对于规则、政策的制定本身产生影响，倒逼这些公共活动趋向于公平、正义。
　　当然，无人能够确定，李庄漏罪案的第二季是否代表着普遍性，足以开辟或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新时代。但在这个案件中，律师、检察官、法官和社会公众之间大体上还算良性的互动说明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法制建设，法律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的法制意识已经得到空前的普及和提高。而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司法公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当然，人们事先对李庄漏罪案的忐忑也表明，司法在部分公众的心目中，还不是那么可信。这些年来，人们的秩序焦虑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司法不公引起的。而李庄漏罪案作出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裁决，显然与审理的公开性有极大关系。从一开始，这个案件就完全暴露在舆论之下，庭审也是相当公开的。公开让司法理性获得了支配整个审判过程的机会。
　　这向人们提示了司法自我提升的法门。有学者曾担心，围绕着案件的汹汹民意，可能影响司法的独立、专业判断。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司法本身缺乏足够独立性，无法专业地依据法律本身进行判断。这个时候，民意就是司法的朋友，民意的关注、舆论的介入，实际上可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保证司法的专业性。
　　也就是说，在当下中国，公正的司法本身是一个有待于构造的制度，而舆论就是构建这个制度的一种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舆论与法律人将会同步成长。由此，一种更为公正的司法制度将会逐渐形成，人们对秩序的信赖、信心可以增强。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