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疫情防控的第二战场。但要是问一些有关社区的问题，估计很多人答不上来。
　　先来看一个小测试：
　　1.居委会的上级部门是哪一个？
　　2.最低一级别的政府机关是哪一个？
　　3.一个居委会是不是专门管一个小区？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居委会是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是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由每户、每个居民小组的代表选举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最低一级别的政府机关并不是居委会。所谓最低一级别的政府机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层政权。那什么算基层政权呢？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在农村是指乡、民族乡、镇一级，也就是说，基层政权在农村是指乡镇政府;在城市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一级。城市基层政权一般会设自己的派出机关，也就是街道办事处。街道办才是城市里的基层政权。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一个居委会不是专门管一个小区。我们在武汉调研过的万科小区，就分属两个居委会管。一个是陈家墩居委会，一个是站东居委会。1号楼到6号楼是陈家墩的，7号楼到12号楼是站东的。这是因为，在没有开发之前，小区中间有一条路，两个居委会就是按这条路划界的。后来拆迁了，就变成了一个小区。武汉硚口区的一个居委会，下辖7个小区。一个居委会管辖的小区里，可能是开发商建的居民小区，也可能是老城区里的旧房，或是从原来的农村划入城区之后保留下来的社区。
　　这三道题，我最初都答错了。答错的不止我一个。很多居民在这次疫情期间，才突然感受到居委会的存在：每天要在小区的进出口跟检查人员打交道。出差回来会接到居委会的电话。小区封闭之后，买菜买日用品需要居委会协调。要是小区需要做核酸检测，牵头的还得是居委会。
　　在城市里住习惯的人们会想：小区不是有物业吗？我们不是都交了物业费吗？跟政府相关的事情，我们不是直接去找各个部门吗？遇到入室盗窃找民警、结婚离婚去民政局、孩子上学的事情听教育局的——那干吗需要居委会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去看看居委会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皇权历来只能统治到县一级。在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中，地方士绅拥有治理权威，操持着各种基层社会的事务。但是，基层也不是完全自治的，中央王朝为了控制基层社会，建立了半行政化的保甲制度。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保，各户之间互相担保，共同担责。历朝历代，保甲制度的名称或有不同，政策的重心亦有差异。闻钧天在《中国保甲制度》中讲道，“周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主要用于战争动员，通过保甲制度抽壮丁、摊派捐款、监视革命活动，终致民不堪扰，众怒沸腾。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接管了城市。起初的设想是建立起单位制，但还有大批游离于单位之外的民众。彭真在1953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目前城市中还有“多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员不属于“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等单位制管理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们”。也有地方直接设立街政府，比如东北地区就借鉴了苏联的街政府体制。但彭真的建议是，“如设街政府，就很容易政出多门”。
　　1949年，杭州市首创居民自治制度，建立居民小组。当年10月23日，在杭州市上城区西牌楼小学的会场上，2200多户居民中的200多名代表选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上羊市街居委会。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性质、组织结构和任务职能。之后，各个城市陆续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从这个起源能够看出，居委会是在试错和创新之后找到的社会治理经验。把居委会直接变成一级政府机关并不妥当，但只靠市场化的物业公司也不行。居委会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个缓冲带。
　　为什么呢？假如所有的事情，政府能管的归政府，市场能做的归市场，那就太容易了。问题在于，有大量的事情处于模糊地带。这些事情有3个特点：第一，无法让市场提供服务;第二，无法被法律清晰界定;第三，无法被政策完全溶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多的事情都处于这种模糊地带。这就是居委会要管的。
　　什么样的事情，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呢？
　　邻里街坊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碰碰，闹些矛盾，怎么处理？家庭内部的矛盾，有时候也会闹得鸡飞狗跳，管还是不管？小区里有一个父母离异的青春期孩子，在网络上发了虐猫视频，很多人抗议，甚至“人肉搜索”这个孩子的个人信息，管还是不管？一个社区里总有些需要特殊照顾的家庭，怎么帮助他们？
　　千头万绪，都是学问。
　　


　　在去武汉之前，我先做了些功课，到苏州、深圳、东莞等地調研了几个社区。我在苏州太仓市城厢镇的梅园社区，采访了居委会主任朱亚萍，也顺便约了当地几个不同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一起交流。梅园社区管着8个居民小区，有商品房小区，也有原来的老旧小区。朱亚萍带我去了老小区。干干净净的街道，粉墙黛瓦。在户外见到的都是老年人，每个人都和朱亚萍打招呼。这些房屋已显得败落。没有电梯，低矮的楼层，楼道里停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
　　我们去看望一位失独老人。孩子已经去世，老伴也走了，只剩下老人一个人。老人已经80多岁了，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居委会帮他管账，怕老人上当，被人欺负。他的存折就放在居委会办公室。老人的门没有锁。这是为了遇到紧急情况，居委会的同志可以随时进门援助。我们敲敲门，里面应了一声。门一推就开，老人刚从床上坐起来，摇摇晃晃地起身，步履蹒跚，露出笑容迎接我们。 　　国家的每一个宏大的政策，在社区里都能找到印痕。社会的每一个深刻的矛盾，都能在社区里找到线索。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社区里就有失独家庭。社会上有城乡差距，小区里就有买商品房的住户和回迁户之间的隔阂。
　　居委会主任，连个芝麻官儿都算不上。但不妨问问自己，假如让你负责一个社区的工作，你会怎么办？
　　比如，要搞垃圾分类，需要装垃圾桶。垃圾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最棘手的是放湿垃圾的垃圾桶。湿垃圾大多是厨余垃圾，又脏又腻。到了天热的时候，味道大，招苍蝇，谁家都不愿门口摆湿垃圾桶。有个居委会主任跟我说，有一户人家的老太太，只要你去放垃圾桶，她就躺到地上不让你放。问题来了，湿垃圾桶最后该放在哪一户人家的旁边？”
　　我答不出来。答案是啥？这个居委会主任笑了：“我们最后会放在一户双职工家庭的门口。”
　　“这不公平啊！”“是的，这不公平。”“但是，如果你家里能有个老人出来躺在地上，我立马把垃圾桶搬到别的地方。”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答案。但仔细一想，就恍然大悟了。经济学里的科斯定理，讲的就是这样的难题。一个放牛的牧民，牛吃了农民种的庄稼，请问是让放牛的赔偿种地的，还是让种地的给放牛的一笔钱，请他带着牛走开？一家工厂的烟囱冒黑烟，附近的住户都呛得难受，请问是该让工厂赔款，还是让住户自己买空气净化器？小区里三楼住户家里的水管漏水，水流到了二楼住户的屋里，请问是让三楼的赔二楼的，还是二楼的帮三楼的修水管？
　　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也就是说，当事双方有话能好好说，那一定能找出资源配置最优的办法。如果牛偶然吃了一次农民的庄稼，很有可能是牧民赔农民。但如果牛总是来吃农民的庄稼，那结果要么是牧民把农民的地买下来改成草场，要么是农民给一笔安置费，请牧民另找地方。工厂可能会选择赔偿居民，也可能会付钱，请居民搬家。至于二楼和三楼住户的纠纷，以我的生活经验，十有八九，是二楼的扛不住，花钱给三楼的修水管。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视情况而定。
　　社区干部每天处理的都是生活中的科斯定理，活生生的经济学。
　　再比如，小区里有回迁户和买商品房的住户，需要决定是不是要请物业公司。买商品房的住户希望请个好的物业公司，小区环境整洁，住着舒心。回迁户觉得，怎么我还得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呢，花这个冤枉钱干吗！两派人争执不休，怎么办？
　　我答不出来。答案是啥？跟我交流的居委会主任说：“好办，我们先请回迁户家里的子女吃饭，跟他们商量这件事。我们告诉他们，有了物业公司，咱们的生活质量就能大幅度提高。虽然要交一些物業费，但那也不多啊，物有所值。年轻人的想法跟老一代不一样，更容易被说服。于是，回迁户的子女就回家做父母的说服工作。”
　　都能说得通吗？当然不是。有的还是说不通。回迁户家里的饭桌上，两代人就吵起来了。居委会主任跟我说：“这是好事啊，你有家庭矛盾，我就能来调解你们的矛盾了。没有家庭矛盾，那不就变成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的矛盾了。我不怕你们有矛盾，我就是解决矛盾的。”
　　这也不是我想象中的答案。社区工作不是要追求和谐、稳定吗？怎么会有意地制造矛盾呢？细想，这就是基层干部的高明之处。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道，“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要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解决矛盾的方法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社区干部每天处理的都是生活中的矛盾，需要活学活用的哲学和政治智慧。
　　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熟悉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从领导中枢发出指令，通过各级政府传达、执行，严密的纪律、严格的程序、服从的精神，贯彻国家的强大意志。这是一种极其具有战斗力的强悍体制。但是，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一种倒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社区干部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难处在于，针眼太小，难把线串起来。
　　你已经看到了，居委会只有十来个人，却要负责社区数千户人家、数万名人口的治理。你已经看到了，基层出现的各种问题，演示出社会的复杂性。你已经看到了，居委会身处模糊地带，时常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比如拆违章建筑，本来是城管的事情，却要居委会去拆。居委会不是执法主体，没有执法证，怎么拆？再比如环境卫生，不去考核物业公司，而是考核社区。
　　一场疫情，让我们突然意识到社区的重要性。如何重建社区这是一个挑战。
　　小区里有一条林荫路，两边长满了杉树，已经长了几十年，高大挺拔。树影斑驳，凉风习习。我和朱亚萍沿着那条林荫路走回来。两旁的杉树看起来是那么地不起眼。它们不会因耐不住寂寞而远走高飞，不会因狂风暴雨而陷入焦躁，只是安安分分地适应季节的缓慢变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下，树根像细长的手指深入湿润的土壤，毛细管将水分和养分朝十几米的上方运送。如果每根树枝都能吸收足够的养分，那么，每片树叶就能受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发出淡淡的光泽，快乐地生长。
　　（摘自大象出版社《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作者：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