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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守门员”的超凡之举
一位年愈古稀温文尔雅的长者突然奋不顾身地冲出文物进出口检验室，怒目圆睁地站到北京友谊商店大门前，大喝一声：“现在出现特殊情况！谁也不准离开！”那时候，他威武的雄姿，比起任何出色的国家守门员毫不逊色；而他所要守卫的目标，比起任何险球同样不在话下。在场的售货员立即心领神会，自觉配合，拉起了疏而不漏的警戒线。
这位用身体挡住大门的长者，就是在文物界奋斗了近60年的国家博物馆文物研究员、久负盛名的文物鉴定与保管专家杨文和。杨文和要豁出老命守卫的是突然“蒸发”了的一只铜质印章，它是鉴定和掌控文物与工艺品进出国门最后一道防线——俗称“打火漆”印所用的、带有长柄的一枚铜印。
火漆铜戳可绝不是等闲之物。这是带有独特权威和法律尊严的国之“法槌”，是神圣的国门钥匙。它不是轻易能动的，更遑论有人想冒出非分之想。可是世上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
杨文和是市文物局反聘专家。按责任区分，掌管印章的应该是同室另一位干部。可是平时鉴定工作实在太多太忙，火漆戳子也就撂在桌上，俩人随时使用。那天，同室干部因急事偶尔离开，不知从什么地方伸出了“三只手”。那个令多少进出口商垂涎欲滴的火漆铜戳子顷刻间便不翼而飞。这种国家海关统一监制的铜章在全国有几千枚，都是一个模子浇铸的，分布在全国各陆海空边卡，是边检鉴定人员须臾不可离手的利器，是国家主权象征，华夏国门之锁钥。一旦失窃，旧工艺品边检工作势必将立即停顿，必须全部改用新章。果真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十万火急的杨文和立即守住大门，一声大吼，喝令所有在场者一律不准离开现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现场——特别是要留住在场者，为“大檐帽”们作好准备。倘若现场溜走一个人，事情就会变得不堪设想。
可别小看了这瞬间的封门动作，它是文物工作者的超凡之举。它包含着深远的血的教训，是几十年历史责任的升华，是警钟的及时奏响。
滴血般的教训
从1948年初进入博物馆到1990年退休，再到2006年秋离开市文物局文物进出口鉴定岗位，杨文和在文物界差不多工作了60年！当了一个甲子的守护神。他与数以几十万计的国宝朝夕相处，可以说是魂牵梦绕，几乎融为一体了。为了国宝的安全，为了不使一件文物受到轻微的损坏，或者轻易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国门，他殚精竭虑，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最令他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发生文物盗窃案了。特别是两次文物盗窃案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50年，领导郑重地把一串串锃亮的钥匙交到刚入党的杨文和手中，语重心长地说：“文和，咱博物馆的仓库大门就交给你了。”他接过沉甸甸的铜钥匙，也接过无限信任、神圣的职责和庄严的承诺。从此，这千钧重担便落在他的肩头，一压就是40多载春秋。40多个年头，15000个日日夜夜，无论是在文物库房，还是远离祖国，走瑞士、下芬兰、东渡日本、远赴南斯拉夫展出，他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着自己的誓言。他经手的成千上万件文物，没出过一次纰漏，没有半次闪失，但却见证了血的教训。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博物馆举办轰动中外的全国7省市出土文物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处在起步阶段的博物馆保管和保卫工作与蜂拥而至的观众相比，却显得力量严重不足。尽管杨文和的工作岗位在库房，但他仍不时对年轻工作人员乱放展柜钥匙的现象提出了忠告，可这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一天快下班时，展室内观众寥寥无几。正忙于打扫卫生的保管员突然发现展柜中一只汉代“马蹄金”突然失去踪影。仔细观察，原来展柜并没有及时上锁，给混在观众中的不法分子提供了方便。更为严重的是保卫干部慌了手脚，立即上前四处乱摸，破坏了现场，使破案的公安人员束手无策。事后，那位干部和保管员受到处分。保管员被调离博物馆。在这一案件中，杨文和虽没有任何责任，但他内心深处的创伤却仿佛一直在暗暗滴着鲜血。这使他进一步认清：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文物保管工作必须慎之又慎，点滴疏忽都有可能给党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然而，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家贼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959年，国家博物馆新馆落成。正当十年大庆的重头戏之一、国家博物馆通史展览进入冲刺阶段的紧要关头，在杨文和与一个名叫赵桐臻的保管员先后值夜班的时间内，一件西周时期的国宝——青铜器“史孔和”突然被盗（本文作者也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一）。案件迅速呈报给十年大庆总指挥周恩来总理。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市公安局组成专案小组日夜奋战。虽然组织上在内部早就排除杨文和作案的可能性，可这丝毫没有减轻杨文和的痛苦和压力，并加重了他协助破案的责任感。他积极配合组织实施“引蛇出洞”的计划，同主要犯罪嫌疑人一起下放农村劳动，并以自己丢失的瑞士全自动手表作为诱饵之一，终于揪住了赵桐臻的狐狸尾巴，使其原形毕露。
“史孔和”案告破，国宝盗窃犯赵桐臻被判处无期徒刑。杨文和心坎上却留下了一道更深的伤疤。从此，他头脑中的那根弦儿绷得更紧了。这正是他如当阳桥上的猛张飞一般挡住友谊商店大门的历史渊薮。
与沈从文做邻居
杨文和个头不高，胖敦敦的身材，一张丰满红润的圆脸上慈眉善目，神情饱满，像曝日老农，又似鸿学大儒。他那副空凌超脱的神态时时透着随和与善解人意，肃穆严谨的风格中又每每展现出为人处世的朴素与实在，一派能够洞穿世间千载沧桑的魏晋风度。这是他与国宝年深日久地相处所养成的一种特有的性情，是一个从华北农村田野里成长起来的文物专家的独特风貌。
1938年，眼看再也没法在被战火烧焦了的家乡土地上活下去，12岁的杨文和只得踏着父亲的脚印，来到琉璃厂当起了学徒。十年之久的漫漫学徒生涯，他只能在打杂跑腿侍候老板之余，偶尔受些古旧书画的熏陶，比起当泥腿子也强不了多少。1948年，一个偶然机会，他又靠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当了工友。随后，来到破败不堪的北平历史博物馆继续当差。是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把他变成了国家主人翁，成为博物馆的正式职工。1950年2月，他因出身贫农，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表现出色，被第一批发展入党。从此，文物仓库的钥匙就拴在杨文和的裤腰带上了。
为了提高文化水平，领导鼓励他好好学习文化。他参加了东城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刻苦攻读。面对深奥晦涩的古代名篇，一个来自农村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库工，简直如坠五里云雾。光一篇《过秦论》，他就足足背诵了好几个晚上。为了攻克古文关，他时常伴随青灯黄卷一直熬到深夜，白天还要鼓起精神完成繁重的文物保管工作。好不容易能磕磕绊绊地读懂了古文，可一进文物仓库，面对神秘莫测的青铜器、甲骨文和成千上万的古代陶瓷、石雕、钱币、礼器、字画，他仍然如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有时甚至翻开文物账本俩眼就犯晕。一想到文化太低影响保管工作，他焦急万分，晚上常常睡不安生。
正在这时候，一个绝好机会从天而降，著名作家、文物专家沈从文搬进了他所住的东堂子胡同51号院，两家只隔着一道墙。以前，他们虽同在博物馆工作，但他只是为沈先生查找文物提供方便，私交并不多。现在做了邻居，接触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多了。“上面”虽然偶尔提到沈从文思想趋“右”，政治立场不稳，要他注意“划清界线”。但沈从文刻苦读书写作的精神却一下子使杨文和震惊了。这位50多岁的长者，每天步行上下班，到馆时间比他早，离馆时间比他晚。每天晚饭之后，立即端坐在书桌前埋头读书写作，简直如入无人之境，熬到深夜两三点钟，仍然意犹未尽。杨文和对照沈从文，深感惭愧。这天，他特意来到沈从文屋内，请教古代绘画《阿房宫图》。沈先生热情接待了他，随即深入浅出地讲解起来，直到深夜仍津津有味。
从此，他就拜沈从文为师，茶余饭后，常常当面请教。有时听沈先生讲解一直讲到凌晨，自己都有点累了，但沈先生仍然兴致勃勃，这使杨文和反倒不好意思了。他的顾虑不久就被沈从文察觉了。沈从文主动提出：你千万不要怕打搅我。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出来。咱们一块儿学习、研究。除了要多读书、多钻研文物，还要养成动笔习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很快，博物馆事业前景非常广阔，办好博物馆就要依靠像你这样政治可靠、年富力强的青年人。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陈旧，身上缺点、错误很多，问题不少。现在，能交上你这样的工农出身的朋友，对于加快我思想改造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呢。
沈从文对杨文和家人的生活也时常关心。当听说杨文和的母亲因家庭生活困难要外出当保姆时，沈夫人张兆和特意买了洗脸盆送过来。当看到杨文和两个儿子要上学了，沈从文特意将自己用的笔筒送过去，鼓励他俩认真学习。有了沈从文这个好老师，杨文和在古代文化和文物知识的学习上如虎添翼，学习热情也愈发高涨了。他撰写的文物知识和考证方面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
久而久之，库房内的文物仿佛有了灵性，渐渐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国宝在他手中重现异彩
1953年夏天，杨文和参加了北京大学和科学院考古所共同举办的考古发掘培训班，亲耳聆听裴文中、夏鼐等大家授课，并随同培训班一道赴洛阳参加考古发掘实践。他亲自挥动“洛阳铲”，挥汗如雨地钻挖土方，小心翼翼地发掘，虽然只找到一些没有重大意义的陶器用具，但他初步熟悉了考古发掘的方法、内容和流程。此后，他又随专家跑广西、走贵州、下湖南，考察考古发掘现场，更觉得文物发掘、保管已经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1958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安排，为配合大型引水工程施工，由国家博物馆组织人员赶赴河北易县原燕国都城（简称“燕下都”）遗址，先行考古发掘。不少人以为，这个遗址30年代已由考古界名人组织发掘过，是别人吃剩下的“冷饭”，不可能有新的发现，热情不高。时任考古队副队长的杨文和却特别认真。他翻阅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的发掘资料，积极配合队长抓紧发掘，并主动拣重担子挑。考古队需要定期回北京领取经费。一次杨文和骑了40里自行车，赶到定兴县，转乘火车回北京领完钱，顾不上休息，当天就往回返。在定兴县城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黑灯瞎火的，没想到当地又刚刚下过大雨，满地泥泞，自行车根本没法骑，于是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行。但是，一想到能按时给农民工发工资，想到“燕下都”可能有重大发掘成果，身上的劲就使不完，直到凌晨才返回驻地。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几乎全身都浸透了，变成了泥猴。
一天，天色将晚，劳累一天的队员陆续归来洗漱休息。杨文和也十分劳累，但当他听说老姥台村外发掘现场挖出大型兽头碎片时，便立即赶赴现场，跳到三米见方、四五米深的土坑内指导发掘。当他从微弱的灯光下看到坑壁露出大型陶制管状器物时，异常激动，指挥民工小心翼翼拨离周围泥土，终于把两大节举世罕见的战国陶制管道完整地发掘出来。它直径约50厘米，每节长约1.5米，两节管道都有内外扣，能严丝合缝地联结。其中一节出水口还有制作精美的龙头装饰。经专家考证，这是世界最早的人工陶制下水管道。它的制作工艺考究，坚固实用，生动地说明我国早在2400多年前就已经重视污水工程建设，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为世界各国专家所瞩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看到陶制下水管道，兴奋地伸起大拇指对杨文和说：你可真有眼力啊！以后，杨文和又参加了河南登封夏代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段城墙夯土遗址和部分瓦片。夏鼐、陈姿德等考古专家赶赴现场，认定这确是一座夏代城廓遗址，虽然部分城墙已被河流冲毁，但对研究夏代历史仍有一定价值。
有了考古发掘的切身体会，杨文和对保管工作更加热爱。不久，领导安排他兼任文物征集组组长。这使他进一步扩大了与社会收藏者接触的机会。一次，他收购了一幅明代长城蓟镇图，经过考证，觉得这是明代画师为镇守蓟县长城官吏绘制的实用图册，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只可惜有少量缺失，便先后赴蓟县、邯郸等地，向原收藏者详细了解情况。为了妥善修复，他把几十米长的图册摆放在办公室走廊中一一核对。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看到图册，惊讶地说：老杨啊，你做了件大好事，这图册太重要了，一定要整理出版，为长城史再添上一笔重彩。
“一件碎了八瓣儿的祖传绿色瓷器你们收不收？”手捧着这封河南上蔡县收藏者寄来的信件，杨文和深知上蔡从商周时期便有十分繁荣的经济文化历史，很快就与馆内的瓷器专家赶到了上蔡县。看到那件罕见的绿瓷莲花尊虽然碎成多瓣，但一块碎片不缺，他心中异常激动。收购回馆后，经文物专家精心修复，被定为一级文物。这件光彩夺目的大型莲花瓷尊体现了南北朝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一摆进陈列室，立即引起专家和观众的注目。
在发掘和保管文物的漫长岁月中，他的文物保管鉴定知识越积越丰富，他撰写的《淳化阁帖考》《扫寇将军印考》《明长城蓟镇图考略》等一批文章和专著相继问世，受到了文物界同行的称赞。1956年、1975年，他先后随团赴瑞士、日本参加文物展览。当他第一次被确定为赴瑞士参展团的成员时，有人曾问：为什么让这样的“土包子”去瑞士搞展览呢？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却反问道：像杨文和这样责任心强、有多年保管经验、一心扑在文物事业上的好同志，为什么不能出国搞展览呢？事实证明，杨文和每次出国参展，在工作中都尽心尽力，没有丝毫闪失，并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改革开放初期，他又作为领队，参加了在原南斯拉夫举办的中国文物展。展览期间，他主动承担为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起草了在参观中国文物展时的发言草稿，并应邀为南期拉夫文化界人士作了题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的讲座。期间，他又应邀来到颇有造诣的东方学者安德·托贝奇·米玛拉先生寓所，鉴定他所收藏的东方文物藏品，并亲笔为他即将出版的画册题写了前言。杨文和端庄秀丽的汉字，中肯而又言简意赅的赞美词句，深深感动了这位驰名欧洲的南斯拉夫学者，也使在场的中国展团成员暗暗伸出了大拇指。
忠诚的国宝守卫者
作为一个有着40余年工作经验的资深文物鉴定、保管专家，杨文和的退休在文博界、收藏界引起了不小的躁动。不少人都在打这块“香饽饽”的主意。谁也没想到，杨文和竟然让北京市文物局文物鉴定研究所副所长张津才给“请”走了，这一请就是18年！刚开始文物局每月才给几百块“补差”钱，比起出手阔绰的单位差得太远了。可杨文和偏偏喜欢这里，一来因为这是“国”字号的文物单位，他被安排到文物进出口检验室工作，这是给国家文物“站岗放哨”；二来这里有孙会元等几位文物界前辈，同他们一道掌眼，能学到更多文物鉴定知识。
在上世纪90年代，文物、工艺品出口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杨文和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那可是在为祖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遗产把守关口啊。妄想发文物财、千方百计蒙混过关的大有人在。有个外国人送来几件长高各10厘米、造型精致的狩猎文错金银碗和银勺，虽然没有任何标记，但杨文和凭借多年鉴定经验，马上就认出这是典型的唐代金银器物，当即阻止出口。一个高约70厘米的方形陶壶，显然是汉代典型器物，送检的人一看他当场拒绝出口，便将其拿了回去，隔了几天，又找来几个有身份的人前来说情，希望能够通融一下。杨文和以礼相待，仍然坚持原则，绝不开绿灯。一次，有人抱着一只天球瓶瓷器，上面写有楷书“天地一家春”的文字，这显然是圆明园特有的文物，他和言悦色地向来者说明不能出口的原因，很想为他介绍一家文物机构收购。刚要继续搭话，被别的事岔开了。再回过头来人已不见踪影。杨文和后悔不迭。以后，他便多了个心眼，不仅为文物工艺品进出口把好关，还将不能出口但有价值的文物介绍给有关单位。这天，运输公司送来一堆长近两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的古旧石板，里面还有些雕刻着精致花纹图案的石质栏杆和柱子，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标志可供判明年代，而现有文件也没有有关这类古物不准出口的明文规定。但杨文和凭着多年文物鉴定工作经验判断，这些选材考究、雕刻精美的石板与栏杆，肯定是民国以前上层人物庭院或园林中的石桥构件，虽无文字可考，但确有一定历史文物价值，便苦口婆心地向申请人说明它们不能出口的原因。来人也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放弃了出口打算。
在文物进出口检验室工作战斗的18个春秋里，他无时无刻不忠于职守，用一双X光般的眼睛为国家站岗放哨，守卫了多少即将闯出国门的文物啊。在金钱和种种压力面前，他从来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次眼看着检验室里打火漆铜戳突然失踪，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并立即用身体挡住大厅的巨大玻璃门，喝令在场所有人一律不准离开。在他威风凛凛的面孔面前，在店内员工的积极配合之下，那个“三只手”慌了神，悄悄地丢掉“顺”来的铜戳。经过搜查，终于在巨大屏风后面找到了失踪的铜戳，避免了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乱子。事后，杨文和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负责保管铜戳的中年干部说，这小小的铜戳子可是国家海关的命根子啊。咱们可千万马虎不得！
编辑/任 娟
一位年愈古稀温文尔雅的长者突然奋不顾身地冲出文物进出口检验室，怒目圆睁地站到北京友谊商店大门前，大喝一声：“现在出现特殊情况！谁也不准离开！”那时候，他威武的雄姿，比起任何出色的国家守门员毫不逊色；而他所要守卫的目标，比起任何险球同样不在话下。在场的售货员立即心领神会，自觉配合，拉起了疏而不漏的警戒线。
这位用身体挡住大门的长者，就是在文物界奋斗了近60年的国家博物馆文物研究员、久负盛名的文物鉴定与保管专家杨文和。杨文和要豁出老命守卫的是突然“蒸发”了的一只铜质印章，它是鉴定和掌控文物与工艺品进出国门最后一道防线——俗称“打火漆”印所用的、带有长柄的一枚铜印。
火漆铜戳可绝不是等闲之物。这是带有独特权威和法律尊严的国之“法槌”，是神圣的国门钥匙。它不是轻易能动的，更遑论有人想冒出非分之想。可是世上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
杨文和是市文物局反聘专家。按责任区分，掌管印章的应该是同室另一位干部。可是平时鉴定工作实在太多太忙，火漆戳子也就撂在桌上，俩人随时使用。那天，同室干部因急事偶尔离开，不知从什么地方伸出了“三只手”。那个令多少进出口商垂涎欲滴的火漆铜戳子顷刻间便不翼而飞。这种国家海关统一监制的铜章在全国有几千枚，都是一个模子浇铸的，分布在全国各陆海空边卡，是边检鉴定人员须臾不可离手的利器，是国家主权象征，华夏国门之锁钥。一旦失窃，旧工艺品边检工作势必将立即停顿，必须全部改用新章。果真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十万火急的杨文和立即守住大门，一声大吼，喝令所有在场者一律不准离开现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现场——特别是要留住在场者，为“大檐帽”们作好准备。倘若现场溜走一个人，事情就会变得不堪设想。
可别小看了这瞬间的封门动作，它是文物工作者的超凡之举。它包含着深远的血的教训，是几十年历史责任的升华，是警钟的及时奏响。
滴血般的教训
从1948年初进入博物馆到1990年退休，再到2006年秋离开市文物局文物进出口鉴定岗位，杨文和在文物界差不多工作了60年！当了一个甲子的守护神。他与数以几十万计的国宝朝夕相处，可以说是魂牵梦绕，几乎融为一体了。为了国宝的安全，为了不使一件文物受到轻微的损坏，或者轻易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国门，他殚精竭虑，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最令他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发生文物盗窃案了。特别是两次文物盗窃案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50年，领导郑重地把一串串锃亮的钥匙交到刚入党的杨文和手中，语重心长地说：“文和，咱博物馆的仓库大门就交给你了。”他接过沉甸甸的铜钥匙，也接过无限信任、神圣的职责和庄严的承诺。从此，这千钧重担便落在他的肩头，一压就是40多载春秋。40多个年头，15000个日日夜夜，无论是在文物库房，还是远离祖国，走瑞士、下芬兰、东渡日本、远赴南斯拉夫展出，他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着自己的誓言。他经手的成千上万件文物，没出过一次纰漏，没有半次闪失，但却见证了血的教训。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博物馆举办轰动中外的全国7省市出土文物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处在起步阶段的博物馆保管和保卫工作与蜂拥而至的观众相比，却显得力量严重不足。尽管杨文和的工作岗位在库房，但他仍不时对年轻工作人员乱放展柜钥匙的现象提出了忠告，可这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一天快下班时，展室内观众寥寥无几。正忙于打扫卫生的保管员突然发现展柜中一只汉代“马蹄金”突然失去踪影。仔细观察，原来展柜并没有及时上锁，给混在观众中的不法分子提供了方便。更为严重的是保卫干部慌了手脚，立即上前四处乱摸，破坏了现场，使破案的公安人员束手无策。事后，那位干部和保管员受到处分。保管员被调离博物馆。在这一案件中，杨文和虽没有任何责任，但他内心深处的创伤却仿佛一直在暗暗滴着鲜血。这使他进一步认清：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文物保管工作必须慎之又慎，点滴疏忽都有可能给党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然而，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家贼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959年，国家博物馆新馆落成。正当十年大庆的重头戏之一、国家博物馆通史展览进入冲刺阶段的紧要关头，在杨文和与一个名叫赵桐臻的保管员先后值夜班的时间内，一件西周时期的国宝——青铜器“史孔和”突然被盗（本文作者也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一）。案件迅速呈报给十年大庆总指挥周恩来总理。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市公安局组成专案小组日夜奋战。虽然组织上在内部早就排除杨文和作案的可能性，可这丝毫没有减轻杨文和的痛苦和压力，并加重了他协助破案的责任感。他积极配合组织实施“引蛇出洞”的计划，同主要犯罪嫌疑人一起下放农村劳动，并以自己丢失的瑞士全自动手表作为诱饵之一，终于揪住了赵桐臻的狐狸尾巴，使其原形毕露。
“史孔和”案告破，国宝盗窃犯赵桐臻被判处无期徒刑。杨文和心坎上却留下了一道更深的伤疤。从此，他头脑中的那根弦儿绷得更紧了。这正是他如当阳桥上的猛张飞一般挡住友谊商店大门的历史渊薮。
与沈从文做邻居
杨文和个头不高，胖敦敦的身材，一张丰满红润的圆脸上慈眉善目，神情饱满，像曝日老农，又似鸿学大儒。他那副空凌超脱的神态时时透着随和与善解人意，肃穆严谨的风格中又每每展现出为人处世的朴素与实在，一派能够洞穿世间千载沧桑的魏晋风度。这是他与国宝年深日久地相处所养成的一种特有的性情，是一个从华北农村田野里成长起来的文物专家的独特风貌。
1938年，眼看再也没法在被战火烧焦了的家乡土地上活下去，12岁的杨文和只得踏着父亲的脚印，来到琉璃厂当起了学徒。十年之久的漫漫学徒生涯，他只能在打杂跑腿侍候老板之余，偶尔受些古旧书画的熏陶，比起当泥腿子也强不了多少。1948年，一个偶然机会，他又靠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当了工友。随后，来到破败不堪的北平历史博物馆继续当差。是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把他变成了国家主人翁，成为博物馆的正式职工。1950年2月，他因出身贫农，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表现出色，被第一批发展入党。从此，文物仓库的钥匙就拴在杨文和的裤腰带上了。
为了提高文化水平，领导鼓励他好好学习文化。他参加了东城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刻苦攻读。面对深奥晦涩的古代名篇，一个来自农村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库工，简直如坠五里云雾。光一篇《过秦论》，他就足足背诵了好几个晚上。为了攻克古文关，他时常伴随青灯黄卷一直熬到深夜，白天还要鼓起精神完成繁重的文物保管工作。好不容易能磕磕绊绊地读懂了古文，可一进文物仓库，面对神秘莫测的青铜器、甲骨文和成千上万的古代陶瓷、石雕、钱币、礼器、字画，他仍然如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有时甚至翻开文物账本俩眼就犯晕。一想到文化太低影响保管工作，他焦急万分，晚上常常睡不安生。
正在这时候，一个绝好机会从天而降，著名作家、文物专家沈从文搬进了他所住的东堂子胡同51号院，两家只隔着一道墙。以前，他们虽同在博物馆工作，但他只是为沈先生查找文物提供方便，私交并不多。现在做了邻居，接触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多了。“上面”虽然偶尔提到沈从文思想趋“右”，政治立场不稳，要他注意“划清界线”。但沈从文刻苦读书写作的精神却一下子使杨文和震惊了。这位50多岁的长者，每天步行上下班，到馆时间比他早，离馆时间比他晚。每天晚饭之后，立即端坐在书桌前埋头读书写作，简直如入无人之境，熬到深夜两三点钟，仍然意犹未尽。杨文和对照沈从文，深感惭愧。这天，他特意来到沈从文屋内，请教古代绘画《阿房宫图》。沈先生热情接待了他，随即深入浅出地讲解起来，直到深夜仍津津有味。
从此，他就拜沈从文为师，茶余饭后，常常当面请教。有时听沈先生讲解一直讲到凌晨，自己都有点累了，但沈先生仍然兴致勃勃，这使杨文和反倒不好意思了。他的顾虑不久就被沈从文察觉了。沈从文主动提出：你千万不要怕打搅我。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出来。咱们一块儿学习、研究。除了要多读书、多钻研文物，还要养成动笔习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很快，博物馆事业前景非常广阔，办好博物馆就要依靠像你这样政治可靠、年富力强的青年人。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陈旧，身上缺点、错误很多，问题不少。现在，能交上你这样的工农出身的朋友，对于加快我思想改造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呢。
沈从文对杨文和家人的生活也时常关心。当听说杨文和的母亲因家庭生活困难要外出当保姆时，沈夫人张兆和特意买了洗脸盆送过来。当看到杨文和两个儿子要上学了，沈从文特意将自己用的笔筒送过去，鼓励他俩认真学习。有了沈从文这个好老师，杨文和在古代文化和文物知识的学习上如虎添翼，学习热情也愈发高涨了。他撰写的文物知识和考证方面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
久而久之，库房内的文物仿佛有了灵性，渐渐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国宝在他手中重现异彩
1953年夏天，杨文和参加了北京大学和科学院考古所共同举办的考古发掘培训班，亲耳聆听裴文中、夏鼐等大家授课，并随同培训班一道赴洛阳参加考古发掘实践。他亲自挥动“洛阳铲”，挥汗如雨地钻挖土方，小心翼翼地发掘，虽然只找到一些没有重大意义的陶器用具，但他初步熟悉了考古发掘的方法、内容和流程。此后，他又随专家跑广西、走贵州、下湖南，考察考古发掘现场，更觉得文物发掘、保管已经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1958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安排，为配合大型引水工程施工，由国家博物馆组织人员赶赴河北易县原燕国都城（简称“燕下都”）遗址，先行考古发掘。不少人以为，这个遗址30年代已由考古界名人组织发掘过，是别人吃剩下的“冷饭”，不可能有新的发现，热情不高。时任考古队副队长的杨文和却特别认真。他翻阅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的发掘资料，积极配合队长抓紧发掘，并主动拣重担子挑。考古队需要定期回北京领取经费。一次杨文和骑了40里自行车，赶到定兴县，转乘火车回北京领完钱，顾不上休息，当天就往回返。在定兴县城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黑灯瞎火的，没想到当地又刚刚下过大雨，满地泥泞，自行车根本没法骑，于是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行。但是，一想到能按时给农民工发工资，想到“燕下都”可能有重大发掘成果，身上的劲就使不完，直到凌晨才返回驻地。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几乎全身都浸透了，变成了泥猴。
一天，天色将晚，劳累一天的队员陆续归来洗漱休息。杨文和也十分劳累，但当他听说老姥台村外发掘现场挖出大型兽头碎片时，便立即赶赴现场，跳到三米见方、四五米深的土坑内指导发掘。当他从微弱的灯光下看到坑壁露出大型陶制管状器物时，异常激动，指挥民工小心翼翼拨离周围泥土，终于把两大节举世罕见的战国陶制管道完整地发掘出来。它直径约50厘米，每节长约1.5米，两节管道都有内外扣，能严丝合缝地联结。其中一节出水口还有制作精美的龙头装饰。经专家考证，这是世界最早的人工陶制下水管道。它的制作工艺考究，坚固实用，生动地说明我国早在2400多年前就已经重视污水工程建设，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为世界各国专家所瞩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看到陶制下水管道，兴奋地伸起大拇指对杨文和说：你可真有眼力啊！以后，杨文和又参加了河南登封夏代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段城墙夯土遗址和部分瓦片。夏鼐、陈姿德等考古专家赶赴现场，认定这确是一座夏代城廓遗址，虽然部分城墙已被河流冲毁，但对研究夏代历史仍有一定价值。
有了考古发掘的切身体会，杨文和对保管工作更加热爱。不久，领导安排他兼任文物征集组组长。这使他进一步扩大了与社会收藏者接触的机会。一次，他收购了一幅明代长城蓟镇图，经过考证，觉得这是明代画师为镇守蓟县长城官吏绘制的实用图册，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只可惜有少量缺失，便先后赴蓟县、邯郸等地，向原收藏者详细了解情况。为了妥善修复，他把几十米长的图册摆放在办公室走廊中一一核对。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看到图册，惊讶地说：老杨啊，你做了件大好事，这图册太重要了，一定要整理出版，为长城史再添上一笔重彩。
“一件碎了八瓣儿的祖传绿色瓷器你们收不收？”手捧着这封河南上蔡县收藏者寄来的信件，杨文和深知上蔡从商周时期便有十分繁荣的经济文化历史，很快就与馆内的瓷器专家赶到了上蔡县。看到那件罕见的绿瓷莲花尊虽然碎成多瓣，但一块碎片不缺，他心中异常激动。收购回馆后，经文物专家精心修复，被定为一级文物。这件光彩夺目的大型莲花瓷尊体现了南北朝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一摆进陈列室，立即引起专家和观众的注目。
在发掘和保管文物的漫长岁月中，他的文物保管鉴定知识越积越丰富，他撰写的《淳化阁帖考》《扫寇将军印考》《明长城蓟镇图考略》等一批文章和专著相继问世，受到了文物界同行的称赞。1956年、1975年，他先后随团赴瑞士、日本参加文物展览。当他第一次被确定为赴瑞士参展团的成员时，有人曾问：为什么让这样的“土包子”去瑞士搞展览呢？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却反问道：像杨文和这样责任心强、有多年保管经验、一心扑在文物事业上的好同志，为什么不能出国搞展览呢？事实证明，杨文和每次出国参展，在工作中都尽心尽力，没有丝毫闪失，并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改革开放初期，他又作为领队，参加了在原南斯拉夫举办的中国文物展。展览期间，他主动承担为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起草了在参观中国文物展时的发言草稿，并应邀为南期拉夫文化界人士作了题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的讲座。期间，他又应邀来到颇有造诣的东方学者安德·托贝奇·米玛拉先生寓所，鉴定他所收藏的东方文物藏品，并亲笔为他即将出版的画册题写了前言。杨文和端庄秀丽的汉字，中肯而又言简意赅的赞美词句，深深感动了这位驰名欧洲的南斯拉夫学者，也使在场的中国展团成员暗暗伸出了大拇指。
忠诚的国宝守卫者
作为一个有着40余年工作经验的资深文物鉴定、保管专家，杨文和的退休在文博界、收藏界引起了不小的躁动。不少人都在打这块“香饽饽”的主意。谁也没想到，杨文和竟然让北京市文物局文物鉴定研究所副所长张津才给“请”走了，这一请就是18年！刚开始文物局每月才给几百块“补差”钱，比起出手阔绰的单位差得太远了。可杨文和偏偏喜欢这里，一来因为这是“国”字号的文物单位，他被安排到文物进出口检验室工作，这是给国家文物“站岗放哨”；二来这里有孙会元等几位文物界前辈，同他们一道掌眼，能学到更多文物鉴定知识。
在上世纪90年代，文物、工艺品出口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杨文和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那可是在为祖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遗产把守关口啊。妄想发文物财、千方百计蒙混过关的大有人在。有个外国人送来几件长高各10厘米、造型精致的狩猎文错金银碗和银勺，虽然没有任何标记，但杨文和凭借多年鉴定经验，马上就认出这是典型的唐代金银器物，当即阻止出口。一个高约70厘米的方形陶壶，显然是汉代典型器物，送检的人一看他当场拒绝出口，便将其拿了回去，隔了几天，又找来几个有身份的人前来说情，希望能够通融一下。杨文和以礼相待，仍然坚持原则，绝不开绿灯。一次，有人抱着一只天球瓶瓷器，上面写有楷书“天地一家春”的文字，这显然是圆明园特有的文物，他和言悦色地向来者说明不能出口的原因，很想为他介绍一家文物机构收购。刚要继续搭话，被别的事岔开了。再回过头来人已不见踪影。杨文和后悔不迭。以后，他便多了个心眼，不仅为文物工艺品进出口把好关，还将不能出口但有价值的文物介绍给有关单位。这天，运输公司送来一堆长近两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的古旧石板，里面还有些雕刻着精致花纹图案的石质栏杆和柱子，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标志可供判明年代，而现有文件也没有有关这类古物不准出口的明文规定。但杨文和凭着多年文物鉴定工作经验判断，这些选材考究、雕刻精美的石板与栏杆，肯定是民国以前上层人物庭院或园林中的石桥构件，虽无文字可考，但确有一定历史文物价值，便苦口婆心地向申请人说明它们不能出口的原因。来人也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放弃了出口打算。
在文物进出口检验室工作战斗的18个春秋里，他无时无刻不忠于职守，用一双X光般的眼睛为国家站岗放哨，守卫了多少即将闯出国门的文物啊。在金钱和种种压力面前，他从来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次眼看着检验室里打火漆铜戳突然失踪，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并立即用身体挡住大厅的巨大玻璃门，喝令在场所有人一律不准离开。在他威风凛凛的面孔面前，在店内员工的积极配合之下，那个“三只手”慌了神，悄悄地丢掉“顺”来的铜戳。经过搜查，终于在巨大屏风后面找到了失踪的铜戳，避免了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乱子。事后，杨文和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负责保管铜戳的中年干部说，这小小的铜戳子可是国家海关的命根子啊。咱们可千万马虎不得！
编辑/任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