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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加快资本流动速度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全球化新浪潮。各国逐步降低资本流通门槛，期望跨国资金能够在有效供求信息和利率信号引导下自由流动，进而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受到此潜在收益的驱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发达工业化国家间资本市场迅速渗透融合，与此同时，潜在的金融风险也随之增加。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影响
1.金融全球化对金融稳定方面的研究
Aizenman（2002）和 Schinasi（2007） 运用联盟经济学的原理，通过构建金融稳定最优基准博弈模型发现，联盟内的小国承担了与其经济规模不相匹配的责任比例，使其在纳什均衡中不断向减退福利的均衡解演进，从而提升了联盟内小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Ishii et al.（2002）也赞同 Freixas 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配套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国内金融机构更容易遭受外部冲击，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破坏内外均衡。国内学者黄金老（1998）指出，正是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前，外资的大量涌入掩盖了既已存在的经济问题，危机发生后，外资的骤然撤出，进一步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动荡，即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惩罚过度”。促进论与促退论相反，主张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地区金融稳定。Campbell et al.（2003） 第一次利用模型证明，金融全球化可以分散资产投资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理想情况下甚至可以为零。Dilyardand Gray（ 2002）将金融中介机构视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越完善，交易成本就越低，对社会经济主体提供的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就越高，金融体系运转就越稳定。
2.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研究对深入分析国际资本流动、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发展三者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受国家间经济活动不断融合的影响，目前关于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而加入金融稳定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其次，现有文献大多选取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体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由于地域异质性的存在，其研究结论未必能够准确反映我国自由化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波动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
3.可持续的全球化路径
尽管自由贸易等开放政策为全球所有参与贸易开放的国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福利，但即使是如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全球化福利在各个产业部门、利益群体，进而在地域间的分布都是极为不均衡的，这导致了国家整体福利提升与部分地区和人群整体福利损失并存的矛盾。 而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受损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容低估，这一经济现实在诸如脱欧公投等事件中已经充分暴露。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自由贸易等经济全球化政策所产生的福利在社会内部的再分配对于全球化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而对于福利再分配与全球化关系的深入思考，将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 早在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出现争论的初期，国际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丹尼？罗迪克就曾提出过一个基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理论的假说，即更开放、更一体化的市场将必然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支撑。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开放政策本质上是将本国要素（如劳动力）融入全球統一市场，在获取国际标准的要素收入的同时将本国劳动者置于更剧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之中， 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本国收入及消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全球化后不因本国意志而改变的两个客观约束，即贸易条件波动的外生性和本国出口品类的集中度。
因而，如果要让占多数的选民长期持续支持这种引致更高风险的对外政策，政府就必须竭力以多种形式扩大财政支出以对冲和保障选民所遭受的风险。 如果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亲全球化”的政策和机制就必然会遭遇强烈的政治抵制、废止，甚至被逆转。仍以英国脱欧公投为例。 大量外来移民导致政府公租屋、公立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的竞争加剧，这是相当多英国选民投下支持脱欧选票的重要原因。 理论上，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人均公共服务不足问题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限制移民数量（降低分母），一种是通过扩大财政公共支出（增加分子）。但现实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第一种选择更易胜出。其一，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服务存量和流量相对发展中国家更高，因而在人口基数扩大时提升分子消耗的财政资源相对更多，这增加了政策难度;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多数发达国家本身处在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阵营，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相一致，其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已处于高位，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达到战后的历史峰值（如美国），再加之经济危机的重创，扩张财政的难度不言而喻。 两相权衡，“排外”就成为了短期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这种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支出之间的正向联系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传统观念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在国与国之间实现更为完全的“单一市场”，而由于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通常被认为是替代关系，所以更深的市场一体化似乎应伴随着更少的政府支出规模。 然而事实上，这与经验研究的证据并不相符。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开放与政府支出之间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简单替代关系。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其公共服务的支出增长也越快，对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反过来，这一经济逻辑也意味着，任何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如果忽视了对于本国要素所有者的风险对冲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安排，则将必然遭受政治上的抵制和失败。 事实上，近年来愈加被学术界所关注的全球化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Scandinavian Fantasy）的实质，就是在融入欧洲一体化市场的过程中，同步扩大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从而试图在全球化带来的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与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4.总结
目前关于全球化的主流观点大致如下：观点一，全球化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彰显，全球资源配置更有效率;观点二，全球化不利于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底层人民。 其中，观点一是古典的看法，出发点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观点二则是现实的看法。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中有数亿人因受益于全球化而摆脱了贫困。 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对发达国家中下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不平等的现象。
金融全球化会增加不确定性风险，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实证结果对促退论和无关论提供了较多的实证依据，而促进论没有得到有力支持; 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累效应，不同类型金融稳定指标的即期效应与滞后效应存在差异，且滞后效应高于即期效应。金融全球化虽然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但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要求政府须在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间做出权衡。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影响
1.金融全球化对金融稳定方面的研究
Aizenman（2002）和 Schinasi（2007） 运用联盟经济学的原理，通过构建金融稳定最优基准博弈模型发现，联盟内的小国承担了与其经济规模不相匹配的责任比例，使其在纳什均衡中不断向减退福利的均衡解演进，从而提升了联盟内小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Ishii et al.（2002）也赞同 Freixas 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配套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国内金融机构更容易遭受外部冲击，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破坏内外均衡。国内学者黄金老（1998）指出，正是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前，外资的大量涌入掩盖了既已存在的经济问题，危机发生后，外资的骤然撤出，进一步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动荡，即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惩罚过度”。促进论与促退论相反，主张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地区金融稳定。Campbell et al.（2003） 第一次利用模型证明，金融全球化可以分散资产投资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理想情况下甚至可以为零。Dilyardand Gray（ 2002）将金融中介机构视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越完善，交易成本就越低，对社会经济主体提供的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就越高，金融体系运转就越稳定。
2.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研究对深入分析国际资本流动、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发展三者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受国家间经济活动不断融合的影响，目前关于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而加入金融稳定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其次，现有文献大多选取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体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由于地域异质性的存在，其研究结论未必能够准确反映我国自由化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波动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
3.可持续的全球化路径
尽管自由贸易等开放政策为全球所有参与贸易开放的国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福利，但即使是如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全球化福利在各个产业部门、利益群体，进而在地域间的分布都是极为不均衡的，这导致了国家整体福利提升与部分地区和人群整体福利损失并存的矛盾。 而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受损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容低估，这一经济现实在诸如脱欧公投等事件中已经充分暴露。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自由贸易等经济全球化政策所产生的福利在社会内部的再分配对于全球化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而对于福利再分配与全球化关系的深入思考，将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 早在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出现争论的初期，国际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丹尼？罗迪克就曾提出过一个基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理论的假说，即更开放、更一体化的市场将必然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支撑。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开放政策本质上是将本国要素（如劳动力）融入全球統一市场，在获取国际标准的要素收入的同时将本国劳动者置于更剧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之中， 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本国收入及消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全球化后不因本国意志而改变的两个客观约束，即贸易条件波动的外生性和本国出口品类的集中度。
因而，如果要让占多数的选民长期持续支持这种引致更高风险的对外政策，政府就必须竭力以多种形式扩大财政支出以对冲和保障选民所遭受的风险。 如果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亲全球化”的政策和机制就必然会遭遇强烈的政治抵制、废止，甚至被逆转。仍以英国脱欧公投为例。 大量外来移民导致政府公租屋、公立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的竞争加剧，这是相当多英国选民投下支持脱欧选票的重要原因。 理论上，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人均公共服务不足问题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限制移民数量（降低分母），一种是通过扩大财政公共支出（增加分子）。但现实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第一种选择更易胜出。其一，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服务存量和流量相对发展中国家更高，因而在人口基数扩大时提升分子消耗的财政资源相对更多，这增加了政策难度;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多数发达国家本身处在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阵营，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相一致，其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已处于高位，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达到战后的历史峰值（如美国），再加之经济危机的重创，扩张财政的难度不言而喻。 两相权衡，“排外”就成为了短期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这种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支出之间的正向联系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传统观念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在国与国之间实现更为完全的“单一市场”，而由于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通常被认为是替代关系，所以更深的市场一体化似乎应伴随着更少的政府支出规模。 然而事实上，这与经验研究的证据并不相符。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开放与政府支出之间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简单替代关系。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其公共服务的支出增长也越快，对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反过来，这一经济逻辑也意味着，任何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如果忽视了对于本国要素所有者的风险对冲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安排，则将必然遭受政治上的抵制和失败。 事实上，近年来愈加被学术界所关注的全球化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Scandinavian Fantasy）的实质，就是在融入欧洲一体化市场的过程中，同步扩大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从而试图在全球化带来的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与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4.总结
目前关于全球化的主流观点大致如下：观点一，全球化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彰显，全球资源配置更有效率;观点二，全球化不利于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底层人民。 其中，观点一是古典的看法，出发点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观点二则是现实的看法。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中有数亿人因受益于全球化而摆脱了贫困。 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对发达国家中下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不平等的现象。
金融全球化会增加不确定性风险，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实证结果对促退论和无关论提供了较多的实证依据，而促进论没有得到有力支持; 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累效应，不同类型金融稳定指标的即期效应与滞后效应存在差异，且滞后效应高于即期效应。金融全球化虽然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但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要求政府须在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间做出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