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开始在茶馆，到中和戏院，到“广德楼”，一直辗转到“天桥乐”，一转眼就是十个年头。
　　到“天桥乐”是2004年，也是这一年，我们在北京做剧场相声有了一次转机。演员越来越多，观众培养得也越来越多；相声说的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非也越来越多。直到2005年年底，大批记者涌入，不知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炒作”二字落到我头上。虽说没有一家媒体是我请来的——这是事实，但不知情的人一直认为这只是一种人为的炒作，由此带来很多好事，也带来了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好事是更多的人知道了天桥，知道了郭德纲，知道了德云社，知道相声还在以这种方式存活着。这可能对相声是个好事，但对我个人而言却并非如此。我很怀念那十年清贫的生活，没有过多的人愿意理睬，只有那些真正爱相声的人会来关心。
　　媒体涌入时，我们已经是一票难求了，这也是媒体关注的一个原因。那之前，出门、回家、做事……方方面面都觉得很舒服，不会有人围追堵截，不会有人举着机子要求你重复什么话。这种身份的变化，渐渐给我带来很多麻烦。首先在行内被许多人不容，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当然每个人的出发点和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夸我的也说得不是那么准确，夸我是“相声救世主”、“相声大师”、“相声艺术家”……这些我都解释了：我做不到。我没有那么大能耐，凭一己之力去扭转相声的颓势。骂我的骂得比捧的还离谱，骂我是“败类”、“一个要毁灭相声的人”、“祖师爷地下有知也会气愤”、“将带领相声走向死亡”……这些我也知道是不实之词。我们这行不像别的行业，别的行业或多或少有虚假的团结，唯独相声界满是血淋淋、赤裸裸、明晃晃的仇恨。为什么我对他们这么蔑视呢？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了。很多人在我心中不齿于人类，而且这些人没有为相声做过什么。我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帮我一把、扶我一把，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面子。我师父侯耀文说过：“郭德纲是一路坎坷走过来的，他势必要疾恶如仇。”
　　总而言之，到今天为止，社会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我也别无所求，不希望大红大紫、荣华富贵，这些对我没有意义。我就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空间，让我把相声弄好，有点时间，培养更多学生。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挽救相声，但是我会尽一己之力，这样我对得起相声，对得起观众，更对得起我自己就很好了。
　　古诗有云：“七寸毛竹握手中，半耕半读半书生。渴来池中饮墨水，饱时纸上抖威风。上殿动本文武惧，庙里留诗鬼神惊。此笔落在敌人手，敢比杀人宝剑锋。”所以，一杆笔是可以杀人的，希望媒体写东西时也像我在台上一样，咱们单凭良心。谢谢全社会对我的关心！
　　（摘自《相声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图/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