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各国在货币、文化、商业标准和协调执行方面取得共识，搭建研究及执行机构十分必要。
　　没人会怀疑“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好愿景。不过，在这一倡议取得成功之前，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麦肯锡前顾问Eric Beinhocker在《财富的源头》一书中提出，财富创造是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和商业模式。简单理解，就是明白如何做（专业能力）、找到相关的人（如何组织和协调）以及知道如何挣钱或至少在长期获得好的社会回报。
　　很少有人质疑中国规划者和工程师在国内修建大型项目的卓越经验。但这些能力能否复制到“一带一路”沿线国？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有良好初衷并提供了经验支持，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没能让项目取得较好推进。
　　部分原因在于，主导现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已经不是有丰富经验的项目工程师，而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行政官员。提出宏观经济建议相对容易，因为总是可以指责当地政府执行不力，但是工程师没法把造坏一座桥归咎于他人。
　　在现实中，单由中国规划者和工程师帮助设计和执行“一带一路”项目并不可行。当地的政策制定者无疑偏向选择他们自己人，工程师偏好使用自己的技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建立一个专门的“一带一路”研究和执行机构，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与中国专家一起来设计、规划项目，并探讨执行和运营问题。这样一個机构有助于解决Eric Beinhocker提出的社会技术层面的问题。
　　将中式“软技能”移植到“一带一路”沿线不会很轻松。在中国，基础设施可以贯穿不同省份、城市和农村快速修建起来，得益于中国强大的中央计划传统和不同层级政府的协同配合。而“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双方采用同样的标准对项目成功很重要。目前在马来西亚开展的一个项目相对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执行方是长期在香港运作的国企，能很好地理解马来西亚的规划和项目实践采用英式标准。
　　第三个障碍是商业模式。周期较长的项目更加复杂，原因在于拖延的时间越长，面临的风险就越复杂，且复利计算方式会让时间拖延带来的成本指数式攀升。
　　商业模式牵涉多方面因素。如果一个项目产生的社会回报比商业回报高，政府就应该给予补贴。如果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提供补偿，项目就会陷入困境。
　　另一个因素是能协商获得的价格、投入及回报率水平。以发电站为例，要实现盈利，需要在考虑通胀水平的情况下，政府核准的电费水平足够高，且成本投入相对固定。印度电厂项目经常陷入困境，原因是煤炭运输无法以合理的价格、按时供应，使得项目不具备商业可行性。
　　“一带一路”项目最主要的商业模式问题涉及第三方货币的使用。目前，大部分国际合同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美元对人民币和当地货币出现波动，由此带来的汇率风险将是中国和当地项目伙伴无法控制的。比如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3%，马来西亚林吉特对美元波动6%，那么中马双方各自面临的汇差可能最大达到9%。而由于中马双方各自的利润率都很可能低于这一数字，项目因此也不具备商业可行性。
　　这一商业模式问题难以解决，双方都无法方便、低成本地对汇率风险进行超过一年期的对冲。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直接使用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但这需要两个国家的支持，涉及到双方央行和商业银行。
　　换言之，“一带一路”项目要取得成功，需要在不同国家货币、文化、商业标准和实践的协调和执行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这并不容易做到。越早搭建起一个“一带一路”研究及执行机构，越早产出相关知识，并付诸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就能越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