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深埋泥土，我曾见证繁华，我曾被掳海外，我终归回到故乡……”2019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朋友圈里被大量转发的长图《在这里，我已等你千年》戳中国人泪点。长图中的故事，是文物“虎鎣”曲折的回家之路。

　　西周晚期青铜“虎鎣”自去年3月在英国拍卖消息传出，中国采用信息收集、协商谈判、买家捐赠等方式，刷新了中国探索多样化的文物追索路径;今年意大利返还796件中国文物，4月底刚刚在国博迎来万众观瞻，更是将文物回归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流失海外文物追索，因国际公约约束力小、执行力弱的局限，历来是世界性难题。
　　1989年5月29日，中国战国铜敦远渡重洋回到北京。这是一件被窃后偷运到美国的中国文物，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此前一年的1988年6月5日，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的国家珍贵文物战国铜敦，被窃走后偷运到美国准备拍卖，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美国交涉，停止了拍卖，并运回中国。这件事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文物追索的不易。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流失到中国境外的中国文物大约有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47家博物馆，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如果说，一件珍贵文物的流失，铭记着一段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那么今天的回归，则标志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逐渐强大。

回购，曾经有心无力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回购是文物回归的主要形式。
　　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唯一传世之作《五牛图》，堪称稀世珍品，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掠走，从此下落不明。1950年初，一位华侨托人致信周恩来，称《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手，自己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政府“出手拿下”。周恩来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文化部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1951年3月，周恩来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下令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划拨48万元购回后，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体现了新中国的文物政策。此后，大批艺术珍品回归中国，但囿于财力限制，国家购买于流失量巨大的海外文物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追索，体现国家实力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主任张永年介绍，非法流失的文物回流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依法追讨当然是最理想的形式。
　　上世纪50年代后，文物返还国际约束公约生效，中国作为积极推动国，截至目前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定。
　　虽然公约肯定了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应返还原属国的精神和原则，但它仅适用于公约生效后的文物返还，而且仅适用于缔约国之间，故而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另外，占有者也人为设置了障碍，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联合发布“18国声明”，公开反对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中国律师团赴法国，试图通过法律阻止佳士得拍卖圆明园两件兽首，最终请求被当地法院驳回。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开始探索多样化的文物追索路径。2001年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成立，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撰《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这些举措不仅意在厘清流失海外文物流传的脉络，更为国家制定针对海外文物的政策提供依据。
　　国家文物局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追索返还流失文物，成功从英国、美国、法國、加拿大追讨30余批次近5000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如山东博兴县的北朝菩萨立像，是通过政府间谈判的方式回归;2013年，圆明园鼠首、兔首被法国皮诺家族归还中国;2014年青铜器皿天全方罍器身，则通过省级博物馆出面、民间收藏家出资，多方协商洽购促成。
　　2019年4月，一批中国文物从意大利返回北京，马家窑文化红陶罐、汉代彩绘茧形壶、汉代陶马、唐代陶骆驼、宋代黑釉瓷……几乎没有“倒时差”，珍贵的文物便进驻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次亮相，树立了国际合作追索返还流失文物的新范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中意两国将以此次文物返还为起点，借助“一带一路”的宽广平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领域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合作。
　　如今，中国高度重视历史文物保护，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让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应看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众多，每一件情况不尽相同，追索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文物法专家李晓东认为：“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出现文物盗掘案时匿而不报。这一观念应该改变，应及时公布被盗掘、走私的文物清单，提供被盗掘时间、文物基本情况等信息，为申请国际海关、国际刑警组织协作提供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