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广州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中西通用语言在中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中国丛报》为考察对象,对广州洋泾浜英语产生的原因及历史意义作一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晚清;广州;洋泾浜
无论作为早期“通事”所掌握的主要外国语, [1] 还是清廷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文化、教育和贸易交流的重要工具, 英语在近代中国的正式传入和兴起都始于鸦片战争前后。然而, 产生于更早年代并盛行于沿海口岸城市的民间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中西交往的语言基础—早在十八世纪初的广州就出现了。[2]它的兴起和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对近代中西贸易、思想、文化交流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广州洋泾浜英语产生之原因
关于广州洋泾浜英语的前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广东葡语。有关于广东葡语是广州英语的前身这个立论,学术界应该不存疑问和争议。在亨特的著作里,[4]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如广州英语中的mandarin(官员)来源于葡语mandar(命令)一词;compradore(买办)来源于葡语compra(买)一词;joss(菩萨)来源于葡语Deos(宙斯)。关于广州洋泾浜英语的起源《中国丛报》也有所记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外国人都一定会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的语言,没有人会想到法国,德国或印度去居住的时候,用一种外国语言去交往。但在这里,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外国人与中国贸易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还是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来做生意。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已学到足够的广州英语来用于交易,但是几乎没有外国人会花费哪怕一小时的时间来学中文。”[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来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于外国人去其他国家的,很少有外国人会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中文,由此说来假如中国人要和外国人交流,那么中国人就得学习外国语言,而不是外国人学习当地语言,这样一种不中不西的洋泾浜英语便被中国人创造出来了。也印证了卫三畏等西方学者持有的一种观点“广州洋泾浜英语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5]据《中国丛报》记载:“外国人不愿学习中文”有三大原因:首先, 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 更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 其次,西方人学习中文很困难,最重要的是缺乏入门教科书; 最后,汉字非常难学、难记,学习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6]这样我们从《中国丛报》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广州洋泾浜英语的产生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晚清政府禁止来华的外国人传授英文,更禁止华人教外国人汉语,违反禁令的华人会一律被斥责为卖国者。正如《中国丛报》中还写道:“清政府规定那些敢教外国夷人“上国语言”的中国人都被视为卖国贼,无论什么时候老师都会认为自己处在危险当中,这样就打断了学习的持续过程。”[7]第二,外国人学中文的困难加速了洋泾浜英语的产生。第三,对外贸易往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广州洋泾浜英语产生的另外一原因。如《中国从报》中写道:“由于出现这种情况,外国人不愿意学习汉语,中国人就不得不陷入被迫来学习足够多的这种“广州洋泾浜英语”以此来和大量外国商人交流。”[8]可见,中国商人为了能够直接同外商交流获取更多的利润然被迫主动学习外国语言。
二、广州洋泾浜英语产生发展之历史意义
首先,广州洋泾浜英语是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因此它有助于西语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丛报》中有一段用广州英语进行的典型对话:
“Chin -chin”,said a man behind the counter,as I entered ,“how you do; long time my no hab see you.”(当我走进商店,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男士说“请请,您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I can secure hab long time”,said I;“before time my no have come this shop.”(我说:“确实有很长时间了,上次我没有来你们的店”)
“Hi-ya,so,eh!”said he.“What thing wantchee?”(他说:“哎呀,是呀, 您想要什么”)
“Oh, some litty chowchow thing”,answered I “You have got some ginger sweetmeat?”(我回答道:“我想要点小东西,你有生姜蜜饯吗”)
“Just now no got,” he replied;“ I think Canton hab got velly few that sweetmeat”.(他回答道:“现在没有,广州很少有这种蜜饯”)[9]
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州洋泾浜英语”极不规范,甚至粗制滥造, 但是它克服了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语言障碍。可以较为顺利的跟中国人谈生意,到小摊贩、菜市场上买东西。洋泾浜英语不仅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因此它是双向的,它推动了西语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连卫三畏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10]
其次,从材料中也可以看出在语言方面,广州洋泾浜英语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一定程度上对世界英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不管是近代史研究还是现代汉语语言研究,广州洋泾浜英语现象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释】
[1]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第12页。
[2]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第11页。
[3] (美)亨特著、冯树铁等译校《广州“番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另见(美)亨特著、沈正帮等译校《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4]、[5]、[6]、[7]、[8]、[9]、[10]“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p429-433.(中文为作者自译)。
作者简介:熊雪花(1989.9),女,汉族,江西宜春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岭南文化。
关键词:晚清;广州;洋泾浜
无论作为早期“通事”所掌握的主要外国语, [1] 还是清廷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文化、教育和贸易交流的重要工具, 英语在近代中国的正式传入和兴起都始于鸦片战争前后。然而, 产生于更早年代并盛行于沿海口岸城市的民间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中西交往的语言基础—早在十八世纪初的广州就出现了。[2]它的兴起和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对近代中西贸易、思想、文化交流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广州洋泾浜英语产生之原因
关于广州洋泾浜英语的前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广东葡语。有关于广东葡语是广州英语的前身这个立论,学术界应该不存疑问和争议。在亨特的著作里,[4]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如广州英语中的mandarin(官员)来源于葡语mandar(命令)一词;compradore(买办)来源于葡语compra(买)一词;joss(菩萨)来源于葡语Deos(宙斯)。关于广州洋泾浜英语的起源《中国丛报》也有所记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外国人都一定会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的语言,没有人会想到法国,德国或印度去居住的时候,用一种外国语言去交往。但在这里,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外国人与中国贸易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还是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来做生意。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已学到足够的广州英语来用于交易,但是几乎没有外国人会花费哪怕一小时的时间来学中文。”[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来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于外国人去其他国家的,很少有外国人会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中文,由此说来假如中国人要和外国人交流,那么中国人就得学习外国语言,而不是外国人学习当地语言,这样一种不中不西的洋泾浜英语便被中国人创造出来了。也印证了卫三畏等西方学者持有的一种观点“广州洋泾浜英语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5]据《中国丛报》记载:“外国人不愿学习中文”有三大原因:首先, 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 更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 其次,西方人学习中文很困难,最重要的是缺乏入门教科书; 最后,汉字非常难学、难记,学习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6]这样我们从《中国丛报》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广州洋泾浜英语的产生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晚清政府禁止来华的外国人传授英文,更禁止华人教外国人汉语,违反禁令的华人会一律被斥责为卖国者。正如《中国丛报》中还写道:“清政府规定那些敢教外国夷人“上国语言”的中国人都被视为卖国贼,无论什么时候老师都会认为自己处在危险当中,这样就打断了学习的持续过程。”[7]第二,外国人学中文的困难加速了洋泾浜英语的产生。第三,对外贸易往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广州洋泾浜英语产生的另外一原因。如《中国从报》中写道:“由于出现这种情况,外国人不愿意学习汉语,中国人就不得不陷入被迫来学习足够多的这种“广州洋泾浜英语”以此来和大量外国商人交流。”[8]可见,中国商人为了能够直接同外商交流获取更多的利润然被迫主动学习外国语言。
二、广州洋泾浜英语产生发展之历史意义
首先,广州洋泾浜英语是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因此它有助于西语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丛报》中有一段用广州英语进行的典型对话:
“Chin -chin”,said a man behind the counter,as I entered ,“how you do; long time my no hab see you.”(当我走进商店,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男士说“请请,您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I can secure hab long time”,said I;“before time my no have come this shop.”(我说:“确实有很长时间了,上次我没有来你们的店”)
“Hi-ya,so,eh!”said he.“What thing wantchee?”(他说:“哎呀,是呀, 您想要什么”)
“Oh, some litty chowchow thing”,answered I “You have got some ginger sweetmeat?”(我回答道:“我想要点小东西,你有生姜蜜饯吗”)
“Just now no got,” he replied;“ I think Canton hab got velly few that sweetmeat”.(他回答道:“现在没有,广州很少有这种蜜饯”)[9]
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州洋泾浜英语”极不规范,甚至粗制滥造, 但是它克服了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语言障碍。可以较为顺利的跟中国人谈生意,到小摊贩、菜市场上买东西。洋泾浜英语不仅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因此它是双向的,它推动了西语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连卫三畏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10]
其次,从材料中也可以看出在语言方面,广州洋泾浜英语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一定程度上对世界英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不管是近代史研究还是现代汉语语言研究,广州洋泾浜英语现象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释】
[1]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第12页。
[2]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 第11页。
[3] (美)亨特著、冯树铁等译校《广州“番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另见(美)亨特著、沈正帮等译校《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4]、[5]、[6]、[7]、[8]、[9]、[10]“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p429-433.(中文为作者自译)。
作者简介:熊雪花(1989.9),女,汉族,江西宜春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岭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