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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其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为世界留下了无尽的宝藏，至今仍被各个学派所研究。在卡夫卡小说中，“异化”特征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卡夫卡小说的重要意象，甚至主导了小说的走向。卡夫卡所描绘的异化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产生了共鸣，可以说“劳动异化”是变形记的理论体现，《变形记》是“异化劳动”的文学表现。因此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论述完全可以成为卡夫卡小说中“异化主题”的理论依据。在诸多含有异化主题的小说中，《变形记》的异化主题最为明显，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折射着“异化”这一现象对人性的改变。格里高尔“变形”的每一次深化，都是“异化”对人性的进一步改变。这种“异化”也是通过“社会”“人际关系”“自我”三个层面对人本身进行影响。
关键词：卡夫卡 《变形记》 异化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卡夫卡的这句名言反映的是两位作家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情形。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被各个学派学者所研究；卡夫卡通过小说反映着社会现实，尤其为资本主义背景下人的异化现象。“异化”现象在卡夫卡小说中尤为明显，如《变形记》《审判》《城堡》等，这些小说将主人公同周边世界割裂，塑造完全异化的形象。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变形记》，卡夫卡直接采用了肉体变形的方式来体现异化以及同自我的矛盾。
卡夫卡对官僚体制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从自己的角度透视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此时的西方社会呈现出工业化、城市化、机械化面貌，在官僚体制统治下，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更趋精密繁复，社会对个体剥夺更为多样，最突出的则是对个体自我的剥夺，这种剥夺在理论上抽象为异化，即异化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的核心为劳动，其主要问题在于劳动的目的和对应物为何，而异化劳动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因此在论述何为异化时，对古代社会劳动与现代社会劳动区别的探讨具有了必要性。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导致的，更重要的来源是劳动的价值来源，其认为古代劳动同现代劳动有天壤之别：“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现代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物化对象的劳动——劳动的对象化，这种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这样的劳动逐步表现为失去现实性，逐步被劳动的对象所奴役、被排挤；那么对劳动的物化的占有也只能靠最紧张的奴役和极不规则的间歇，因此，工人通过劳动所产生的劳动的对象越多，其所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这便使得工人和自己的劳动成果成为异化关系——劳动成果走向了工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意识、思想，逐步被自己劳动的对象所奴役，逐步变成劳动对象的工具。而这种劳动关系在卡夫卡所在时代为社会常态，这也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表现。通过社会对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终究会发展为自我的异化：“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这就是自我异化。”因此人从物的异化走向了自我异化，人也就真正成为异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可以将异化分为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两部分，其中物的异化更是在理论上体现为社会异化与人际关系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卡夫卡《形变记》异化精神如出一辙，可以说，《变形记》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学体现。《变形记》并没有直接出现“异化”一词，但其笔下却充满异化现象。格里高尔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出了毛病，完全丧失了支配自己的主动性，主人公通常被各种异己力量控制并压迫着。结果不仅无益，反而陷入非人化的状态：“分裂、变形、死亡”。卡夫卡的作品通过对当时奥匈帝国社会的描述，揭示了上述异己力量是以何种方式促使人的异化。但是这种异化却又不只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就处在被异化劳动所控制的社会中，格里高尔的劳动成果走向了格里高尔的对立面，其劳动并没有为格里高尔的自由、幸福做出贡献，反而成为追求自由的阻碍，通向幸福生活的屏障；其劳动和自我被异化为一对矛盾关系——如要追求自由与自我幸福，便要脱离“劳动”的控制，但劳动的本质为创造幸福，为自我服务。格里高尔通常与社会对接的工作、方式皆与自己内心真实想法不相关，这种外部环境通常同格里高尔的人性产生矛盾，甚至产生对立的发展，这种发展便通过社会、他人与自我三方面进行表现，异化劳动与人性都希望事情向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其后果便是走向悲剧。
一、异化的表现
（一）社会与人的异化
《变形记》的异化通过三个层面展现：社会、人、自我。首先便是社会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社会制度、法律、国家机器等的非人性化，成为制约人、迫害人的异己力量。国家的特征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而公权力对人的异化便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的主要体现——社会意志高于个人意志，这便使人的自我意志与情绪等因素并不能影响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力量；这种劳动异化在《变形记》有着明显的体现。格里高尔的工作不是他自我意志驱动的劳动而是强制性劳动，是为负担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长期以来格里高尔一直处于家庭经济和个人愿望矛盾中，然而为了替父母还债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性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这样劳动成为社会意志的体现并压抑個性。对格里高尔来说，公司及老板的意志便是一种公权力，这种以公司老板为代表的公权力唯利是图，整个公司如同牢笼，格里高尔毫无自由。老板从不关心格里高尔的死活，其唯一的病假却被认为是装病。尽管格里高尔从内心深处非常抵制这份工作，但迫于家庭状况不得不默默忍受。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冷漠的人际关系，异化便成为必然，非人也成为唯一的结果。“人变虫”这一独特意象在现实的劳动关系中便具有了寓言式的合理性。格里高尔和老板的关系实质上表现为金钱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感情和信任。 卡夫卡笔下社会对人的异化还通过内心世界进行展现，这种异化主要是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对自由的压迫，迫使人成为工具一般的存在，从而丧失自己的想法。如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身为旅行推销员，赚着一份不低的工资，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生存所给予的压力，并不是其自身意识使然；格里高尔厌恶推销员这一职业，“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他讨厌老板，但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并了却心愿，不得不保住这个职位。甚至在他变成大甲虫之后，他希望秘书主任替自己说好话。异化劳动造成格里高尔谨小慎微的性格，使他勤奋工作只为保住赖以为生的饭碗。但他已经沦为一架挣钱的机器。这造成了他与人的本质偏离，像机器或动物一样，一味地接受外界。格里高尔想逃离这种“异化劳动”，“要不是为了父母而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了我就会跑到老板跟前把肚子里的想法都告诉他”， 格里高尔这些被压抑的愿望最终导致了变形，并且这种异化变形是在睡梦中完成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是人类潜意识的体现，可以看到，格里高尔的愿景在夜晚梦的世界中被潜意识释放出来。对格里高尔来说，这反而是以一种解脱，“如果其他人……可以心安理得了”。这为格里高尔从潜意识中支持变形提供了证据，格里高尔的内心深处早已经被异化；根本没有以人的身份逃离劳动异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心早已丧失了自由。
（二）人与人的异化
在卡夫卡笔下，社会的异化通常伴随着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會异化的产物，与社会异化相辅相成。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更多体现为人与人关系的对立，以及无法自由地接受来自人际关系的快乐以及人际关系自由、自然的发展，如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和身边所有人的关系早已脱离了普通的情感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也不能自由、健康发展，变成了受利益、劳动、金钱所驱使的关系，一旦利益、劳动、金钱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灭。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格里高尔和老板的关系上，格里高尔对工作尽心尽力，他每天赶五点钟的火车，吃低劣的饮食；想多睡一会儿，但又担心被老板开除，甚至五年没有请过假。格里高尔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努力工作。然而老板只关心利润的多少，对于格里高尔个人健康从不过问。在老板看来，格里高尔以病为理由而请假就是偷懒。格里高尔一次没有准时上班，老板就马上派出秘书主任到家里催促。其次便是与家人的关系，格里高尔变形之前，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全家人都以他骄傲。当格里高尔变虫后，一家人惶恐不安。起先父母关切格里高尔的情况，妹妹悉心安排格里高尔的饮食，全家人都盼望他能够好转。当这希望日益渺茫后，他逐渐使家人感到厌恶。当他因走出房间吓跑房客时，父亲绝望地跌进他的椅子里，母亲露出疯狂的神色，连妹妹也叫嚷把他弄走，家人的离弃最终使格里高尔走向死亡。终于，怀着温暖和爱意的格里高尔在一个夜晚悄然死去；亲人的死去本该是痛苦的、悲伤的，但是一家人如释重负、满身轻松地去郊外散心。这对格里高尔的死造成了极大的讽刺，也体现着异化对亲情关系的影响——披着亲情的利益关系。因此一切的情义都被异化为利益的工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作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作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
（三）自我的异化
当异化对人的作用走过了社会和人后，便走向了人自我的异化。这种异化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的个人力量和属性的全面异化，“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这就是自我异化”。格里高尔本是一个有自我价值和梦想的人，但在生活和工作的双重折磨下，他变得麻木不仁。为了不丢掉工作，其竭力讨好上司，他怯懦、逃避，时常感到空虚无助。格里高尔早已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这在其异化变形后同样有着反映：“早晨醒来，他变为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而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实际上，在格里高尔没变成甲虫之前，他的内心世界就发生了异化，在精神上已沦为畸形的生物了。然而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为一只大甲虫后，格里高尔只是表现出些许的惊讶和无奈。在异化身体的影响下，人原本该有的生活习惯也被他抛弃了，如格里高尔喜欢吃一些发霉的食物，喜欢在空宽的地方爬行，喜欢躲在沙发底下；慢慢不喜欢和人待在一起，甚至讨厌人类世界的标志和象征物。格里高尔的厚厚的躯壳，成了其寻求自我保护的潜意识体现。
不自由便是一种异化，格里高尔异化前便是彻底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贯穿了格里高尔的每一层面，在工作中，格里高尔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需求，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在生活中，格里高尔连生病都不能自由调理，甚至需要带病工作；在人际关系中，格里高尔不能选择如何发展自己的情感，只能成为利益驱使下的人际关系的奴隶。在精神上，格里高尔早已丧失了自我，自我意志无法自由释放，只能无端地被社会意志所压迫。虽然说格里高尔的异化是从社会异化逐渐走向精神异化，但是其精神异化却是最先异化的一环。社会异化与人际关系化都是在精神异化的驱动下发展。格里高尔在现实社会中早已没有人性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无法平衡内心需求和现实需求，因此他的精神世界开始走向荒芜，更深一层，其精神世界已经厌恶并反抗这样的不平衡状态，并走向自我救赎的道路。这种自我救赎便是通过异化、变形的方式进行，从而逃避、脱离现实社会及劳动异化。
二、异化的反抗
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异化的，主人公更不能独善其身，但是这看似异化的背景下，又有着深层次的含义，即对异化的反抗，这其实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对规训的反抗。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并且认为其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马克思的这种观念来源于费尔巴哈：“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这便意味着，上帝是人所创作，是人的异化本质。人劳动的异化本质本应该是人本身的生活，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视角下变成了商品；并且这种劳动异化的客体控制并奴役了主体——人自身，使得人在劳动时已经完全是丧失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变成客体意识的表现。那么从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论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异化对立面便是坚持主体——自身的独立性。这同卡夫卡笔下人物在面对劳动异化时的选择达到了契合，其笔下的人物通常充满了抗争精神，积极地同劳动异化做斗争，这种斗争有两个表现方式：通过不断的坚持自我来抵抗劳动异化的侵袭，通过另一种异化来对抗劳动异化。 格里高尔抗争异化的方式，主要通过另一中的异化来反抗劳动异化。变形以前，异化劳动使格里高尔丧失了人的本质，全家人把他视为挣钱的工具，老板把他看成不能生病的工作机器。格里高尔虽然具有人的躯体，但是丧失了人的本质，沦为“非人”。因此，格里高尔变为甲虫，是从外形上与“非人”的人相区别，是从肉体上摆脱了异化状态。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处在异化劳动的控制下，因此想要真正的完全逃离异化劳动的控制，就只有完全接受另一种异化。并且变形和死亡是他要想逃离异化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格里高尔变形前以为，等他替父母还清了债务，他就可以自由了。然而，他的父亲实际上并没有用他的钱还债，使格里高尔的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变形却把他解放出来。肉体的异化为格里高尔彻底逃脱劳动异化奠定了基础。身体变形后，格里高尔的意识也逐渐摆脱了异化。但是，作为一个从肉体到意识都摆脱了异化的个性，是不可能继续生存于异化了的人类社会中的。脱离异化与异化社会中的存在是矛盾的，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死亡。当格里高尔认清这点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他想让自己消失的意念，比他妹妹还要坚定”。因此次格里高尔每一次出门都标志着自己的更进一步反抗人类社会，向另一种异化走去。这样的三步同异化的三个方面——社会、人与人、自我相反，格里高尔肉体的变形异化是对劳动异化从社会层面的反抗，其对生活习俗的改变是对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反抗，最后格里高尔彻底从意识上接受彻底的变形，也就是从自我精神对异化劳动的反抗。在格里高尔看来，人类社会早已被劳动异化所把控，对它的反抗便是脱离人类社会，当自我精神完全脱离劳动社会的时候，便是反抗劳动异化成功的时候。
三、异化的实质
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异化的世界；其笔下的人物是异化的人物。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卡夫卡笔下的异化是现象又是手段。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中，人只有在发挥自己的基本生物机能时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人，但这种生物机能又同动物没什么区别。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发现一个矛盾点，即在异化劳动中，当任务开始脱离异化劳动感受自己作为人存在的价值时，却又成为动物，即非人化。那么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样子的人，在当时的年代中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性。
格里高尔就是这样一个悖论的存在，即其来源于潜意识的对于异化劳动的积极反抗，使其开始变形。他开始抛弃作为人基本生物需求以外的任何东西，便不难发现，其需求与动物无异。因此格里高尔变形成虫便显得顺理成章，其一步步的变形，也正是一步步回归最原始的追求。因此当格里高尔开始反抗劳动异化的时候，其实它又进入了另一层面的异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逃离异化的控制。异化在一个层面上便是不自由，是人性被束缚。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早已被社会一直所压抑、支配，变得不再自由，其自我精神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变形异化对格里高尔来说，是自由的选择。格里高尔在变形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遵循自我意志，受自我意志的支配，如吃飯、外出、休息等等；从大方向看，整个变形异化过程便是脱离劳动异化控制的过程，这同格里高尔的意志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整个变形过程也是受格里高尔自由意志所支配的。
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反抗劳动异化，其结果都是走向悲剧。这源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的原罪。其人物的原罪意识来源于卡夫卡本人，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沉痛地说道：“您使我失去一切我所可能的自信换取了一个无穷的恶感。”这种无穷的恶感便成为卡夫卡心中的原罪，其原罪意识被他赋予其笔下的人物身上。除了卡夫卡赋予格里高尔的原罪意识，还有便是异化劳动中所赋予他们的原罪意识。这些人物皆生存于现实世界，先天性地便具有了现实世界的一切特点，这也包括异化劳动的特点。当格里高尔采用变形的手段反抗异化世界的时候，其身为人最根本的要素并没有发生改变——理性，这种理性也是被异化劳动所包围的人类世界所特有的网，因此格里高尔彻底自我异化为虫时，却又不被自己所异化的目标生物所接受，因此格里高尔没有办法，作为人已无法回到人类社会，作为虫却不被接受，况且因其原罪，始终保留了人的特点——理性存在者，这也导致格里高尔无法真正逃离，以此迎接他的只有死亡。这种原罪意识便成为悲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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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浩丞，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卡夫卡 《变形记》 异化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卡夫卡的这句名言反映的是两位作家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情形。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被各个学派学者所研究；卡夫卡通过小说反映着社会现实，尤其为资本主义背景下人的异化现象。“异化”现象在卡夫卡小说中尤为明显，如《变形记》《审判》《城堡》等，这些小说将主人公同周边世界割裂，塑造完全异化的形象。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变形记》，卡夫卡直接采用了肉体变形的方式来体现异化以及同自我的矛盾。
卡夫卡对官僚体制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从自己的角度透视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此时的西方社会呈现出工业化、城市化、机械化面貌，在官僚体制统治下，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更趋精密繁复，社会对个体剥夺更为多样，最突出的则是对个体自我的剥夺，这种剥夺在理论上抽象为异化，即异化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的核心为劳动，其主要问题在于劳动的目的和对应物为何，而异化劳动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因此在论述何为异化时，对古代社会劳动与现代社会劳动区别的探讨具有了必要性。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导致的，更重要的来源是劳动的价值来源，其认为古代劳动同现代劳动有天壤之别：“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现代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物化对象的劳动——劳动的对象化，这种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这样的劳动逐步表现为失去现实性，逐步被劳动的对象所奴役、被排挤；那么对劳动的物化的占有也只能靠最紧张的奴役和极不规则的间歇，因此，工人通过劳动所产生的劳动的对象越多，其所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这便使得工人和自己的劳动成果成为异化关系——劳动成果走向了工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意识、思想，逐步被自己劳动的对象所奴役，逐步变成劳动对象的工具。而这种劳动关系在卡夫卡所在时代为社会常态，这也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表现。通过社会对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终究会发展为自我的异化：“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这就是自我异化。”因此人从物的异化走向了自我异化，人也就真正成为异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可以将异化分为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两部分，其中物的异化更是在理论上体现为社会异化与人际关系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卡夫卡《形变记》异化精神如出一辙，可以说，《变形记》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学体现。《变形记》并没有直接出现“异化”一词，但其笔下却充满异化现象。格里高尔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出了毛病，完全丧失了支配自己的主动性，主人公通常被各种异己力量控制并压迫着。结果不仅无益，反而陷入非人化的状态：“分裂、变形、死亡”。卡夫卡的作品通过对当时奥匈帝国社会的描述，揭示了上述异己力量是以何种方式促使人的异化。但是这种异化却又不只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就处在被异化劳动所控制的社会中，格里高尔的劳动成果走向了格里高尔的对立面，其劳动并没有为格里高尔的自由、幸福做出贡献，反而成为追求自由的阻碍，通向幸福生活的屏障；其劳动和自我被异化为一对矛盾关系——如要追求自由与自我幸福，便要脱离“劳动”的控制，但劳动的本质为创造幸福，为自我服务。格里高尔通常与社会对接的工作、方式皆与自己内心真实想法不相关，这种外部环境通常同格里高尔的人性产生矛盾，甚至产生对立的发展，这种发展便通过社会、他人与自我三方面进行表现，异化劳动与人性都希望事情向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其后果便是走向悲剧。
一、异化的表现
（一）社会与人的异化
《变形记》的异化通过三个层面展现：社会、人、自我。首先便是社会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社会制度、法律、国家机器等的非人性化，成为制约人、迫害人的异己力量。国家的特征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而公权力对人的异化便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的主要体现——社会意志高于个人意志，这便使人的自我意志与情绪等因素并不能影响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力量；这种劳动异化在《变形记》有着明显的体现。格里高尔的工作不是他自我意志驱动的劳动而是强制性劳动，是为负担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长期以来格里高尔一直处于家庭经济和个人愿望矛盾中，然而为了替父母还债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性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这样劳动成为社会意志的体现并压抑個性。对格里高尔来说，公司及老板的意志便是一种公权力，这种以公司老板为代表的公权力唯利是图，整个公司如同牢笼，格里高尔毫无自由。老板从不关心格里高尔的死活，其唯一的病假却被认为是装病。尽管格里高尔从内心深处非常抵制这份工作，但迫于家庭状况不得不默默忍受。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冷漠的人际关系，异化便成为必然，非人也成为唯一的结果。“人变虫”这一独特意象在现实的劳动关系中便具有了寓言式的合理性。格里高尔和老板的关系实质上表现为金钱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感情和信任。 卡夫卡笔下社会对人的异化还通过内心世界进行展现，这种异化主要是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对自由的压迫，迫使人成为工具一般的存在，从而丧失自己的想法。如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身为旅行推销员，赚着一份不低的工资，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生存所给予的压力，并不是其自身意识使然；格里高尔厌恶推销员这一职业，“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他讨厌老板，但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并了却心愿，不得不保住这个职位。甚至在他变成大甲虫之后，他希望秘书主任替自己说好话。异化劳动造成格里高尔谨小慎微的性格，使他勤奋工作只为保住赖以为生的饭碗。但他已经沦为一架挣钱的机器。这造成了他与人的本质偏离，像机器或动物一样，一味地接受外界。格里高尔想逃离这种“异化劳动”，“要不是为了父母而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了我就会跑到老板跟前把肚子里的想法都告诉他”， 格里高尔这些被压抑的愿望最终导致了变形，并且这种异化变形是在睡梦中完成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是人类潜意识的体现，可以看到，格里高尔的愿景在夜晚梦的世界中被潜意识释放出来。对格里高尔来说，这反而是以一种解脱，“如果其他人……可以心安理得了”。这为格里高尔从潜意识中支持变形提供了证据，格里高尔的内心深处早已经被异化；根本没有以人的身份逃离劳动异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心早已丧失了自由。
（二）人与人的异化
在卡夫卡笔下，社会的异化通常伴随着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會异化的产物，与社会异化相辅相成。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更多体现为人与人关系的对立，以及无法自由地接受来自人际关系的快乐以及人际关系自由、自然的发展，如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和身边所有人的关系早已脱离了普通的情感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也不能自由、健康发展，变成了受利益、劳动、金钱所驱使的关系，一旦利益、劳动、金钱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灭。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格里高尔和老板的关系上，格里高尔对工作尽心尽力，他每天赶五点钟的火车，吃低劣的饮食；想多睡一会儿，但又担心被老板开除，甚至五年没有请过假。格里高尔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努力工作。然而老板只关心利润的多少，对于格里高尔个人健康从不过问。在老板看来，格里高尔以病为理由而请假就是偷懒。格里高尔一次没有准时上班，老板就马上派出秘书主任到家里催促。其次便是与家人的关系，格里高尔变形之前，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全家人都以他骄傲。当格里高尔变虫后，一家人惶恐不安。起先父母关切格里高尔的情况，妹妹悉心安排格里高尔的饮食，全家人都盼望他能够好转。当这希望日益渺茫后，他逐渐使家人感到厌恶。当他因走出房间吓跑房客时，父亲绝望地跌进他的椅子里，母亲露出疯狂的神色，连妹妹也叫嚷把他弄走，家人的离弃最终使格里高尔走向死亡。终于，怀着温暖和爱意的格里高尔在一个夜晚悄然死去；亲人的死去本该是痛苦的、悲伤的，但是一家人如释重负、满身轻松地去郊外散心。这对格里高尔的死造成了极大的讽刺，也体现着异化对亲情关系的影响——披着亲情的利益关系。因此一切的情义都被异化为利益的工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作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作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
（三）自我的异化
当异化对人的作用走过了社会和人后，便走向了人自我的异化。这种异化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的个人力量和属性的全面异化，“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这就是自我异化”。格里高尔本是一个有自我价值和梦想的人，但在生活和工作的双重折磨下，他变得麻木不仁。为了不丢掉工作，其竭力讨好上司，他怯懦、逃避，时常感到空虚无助。格里高尔早已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这在其异化变形后同样有着反映：“早晨醒来，他变为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而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实际上，在格里高尔没变成甲虫之前，他的内心世界就发生了异化，在精神上已沦为畸形的生物了。然而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为一只大甲虫后，格里高尔只是表现出些许的惊讶和无奈。在异化身体的影响下，人原本该有的生活习惯也被他抛弃了，如格里高尔喜欢吃一些发霉的食物，喜欢在空宽的地方爬行，喜欢躲在沙发底下；慢慢不喜欢和人待在一起，甚至讨厌人类世界的标志和象征物。格里高尔的厚厚的躯壳，成了其寻求自我保护的潜意识体现。
不自由便是一种异化，格里高尔异化前便是彻底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贯穿了格里高尔的每一层面，在工作中，格里高尔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需求，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在生活中，格里高尔连生病都不能自由调理，甚至需要带病工作；在人际关系中，格里高尔不能选择如何发展自己的情感，只能成为利益驱使下的人际关系的奴隶。在精神上，格里高尔早已丧失了自我，自我意志无法自由释放，只能无端地被社会意志所压迫。虽然说格里高尔的异化是从社会异化逐渐走向精神异化，但是其精神异化却是最先异化的一环。社会异化与人际关系化都是在精神异化的驱动下发展。格里高尔在现实社会中早已没有人性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无法平衡内心需求和现实需求，因此他的精神世界开始走向荒芜，更深一层，其精神世界已经厌恶并反抗这样的不平衡状态，并走向自我救赎的道路。这种自我救赎便是通过异化、变形的方式进行，从而逃避、脱离现实社会及劳动异化。
二、异化的反抗
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异化的，主人公更不能独善其身，但是这看似异化的背景下，又有着深层次的含义，即对异化的反抗，这其实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对规训的反抗。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并且认为其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马克思的这种观念来源于费尔巴哈：“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这便意味着，上帝是人所创作，是人的异化本质。人劳动的异化本质本应该是人本身的生活，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视角下变成了商品；并且这种劳动异化的客体控制并奴役了主体——人自身，使得人在劳动时已经完全是丧失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变成客体意识的表现。那么从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论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异化对立面便是坚持主体——自身的独立性。这同卡夫卡笔下人物在面对劳动异化时的选择达到了契合，其笔下的人物通常充满了抗争精神，积极地同劳动异化做斗争，这种斗争有两个表现方式：通过不断的坚持自我来抵抗劳动异化的侵袭，通过另一种异化来对抗劳动异化。 格里高尔抗争异化的方式，主要通过另一中的异化来反抗劳动异化。变形以前，异化劳动使格里高尔丧失了人的本质，全家人把他视为挣钱的工具，老板把他看成不能生病的工作机器。格里高尔虽然具有人的躯体，但是丧失了人的本质，沦为“非人”。因此，格里高尔变为甲虫，是从外形上与“非人”的人相区别，是从肉体上摆脱了异化状态。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处在异化劳动的控制下，因此想要真正的完全逃离异化劳动的控制，就只有完全接受另一种异化。并且变形和死亡是他要想逃离异化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格里高尔变形前以为，等他替父母还清了债务，他就可以自由了。然而，他的父亲实际上并没有用他的钱还债，使格里高尔的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变形却把他解放出来。肉体的异化为格里高尔彻底逃脱劳动异化奠定了基础。身体变形后，格里高尔的意识也逐渐摆脱了异化。但是，作为一个从肉体到意识都摆脱了异化的个性，是不可能继续生存于异化了的人类社会中的。脱离异化与异化社会中的存在是矛盾的，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死亡。当格里高尔认清这点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他想让自己消失的意念，比他妹妹还要坚定”。因此次格里高尔每一次出门都标志着自己的更进一步反抗人类社会，向另一种异化走去。这样的三步同异化的三个方面——社会、人与人、自我相反，格里高尔肉体的变形异化是对劳动异化从社会层面的反抗，其对生活习俗的改变是对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反抗，最后格里高尔彻底从意识上接受彻底的变形，也就是从自我精神对异化劳动的反抗。在格里高尔看来，人类社会早已被劳动异化所把控，对它的反抗便是脱离人类社会，当自我精神完全脱离劳动社会的时候，便是反抗劳动异化成功的时候。
三、异化的实质
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异化的世界；其笔下的人物是异化的人物。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卡夫卡笔下的异化是现象又是手段。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中，人只有在发挥自己的基本生物机能时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人，但这种生物机能又同动物没什么区别。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发现一个矛盾点，即在异化劳动中，当任务开始脱离异化劳动感受自己作为人存在的价值时，却又成为动物，即非人化。那么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样子的人，在当时的年代中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性。
格里高尔就是这样一个悖论的存在，即其来源于潜意识的对于异化劳动的积极反抗，使其开始变形。他开始抛弃作为人基本生物需求以外的任何东西，便不难发现，其需求与动物无异。因此格里高尔变形成虫便显得顺理成章，其一步步的变形，也正是一步步回归最原始的追求。因此当格里高尔开始反抗劳动异化的时候，其实它又进入了另一层面的异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逃离异化的控制。异化在一个层面上便是不自由，是人性被束缚。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早已被社会一直所压抑、支配，变得不再自由，其自我精神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变形异化对格里高尔来说，是自由的选择。格里高尔在变形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遵循自我意志，受自我意志的支配，如吃飯、外出、休息等等；从大方向看，整个变形异化过程便是脱离劳动异化控制的过程，这同格里高尔的意志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整个变形过程也是受格里高尔自由意志所支配的。
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反抗劳动异化，其结果都是走向悲剧。这源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的原罪。其人物的原罪意识来源于卡夫卡本人，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沉痛地说道：“您使我失去一切我所可能的自信换取了一个无穷的恶感。”这种无穷的恶感便成为卡夫卡心中的原罪，其原罪意识被他赋予其笔下的人物身上。除了卡夫卡赋予格里高尔的原罪意识，还有便是异化劳动中所赋予他们的原罪意识。这些人物皆生存于现实世界，先天性地便具有了现实世界的一切特点，这也包括异化劳动的特点。当格里高尔采用变形的手段反抗异化世界的时候，其身为人最根本的要素并没有发生改变——理性，这种理性也是被异化劳动所包围的人类世界所特有的网，因此格里高尔彻底自我异化为虫时，却又不被自己所异化的目标生物所接受，因此格里高尔没有办法，作为人已无法回到人类社会，作为虫却不被接受，况且因其原罪，始终保留了人的特点——理性存在者，这也导致格里高尔无法真正逃离，以此迎接他的只有死亡。这种原罪意识便成为悲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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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浩丞，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