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廖晓义
　　 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1993年至1995年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环境政治专业做访问学者。她于1996年创办了非营利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由于在环保方面的出色成绩，她2000年成为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的惟一得主，并被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聘为环保顾问；2001年被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授予“绿色文明大使”称号；被公众评为2001年十大“《中国妇女》时代人物”之一；并获得2001年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2002年被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聘为环保顾问；2003年被国家绿化委员会授予“绿色向导”称号。
　　整个群体的不安与恐惧是变化的契机，是希望所在。
　　如果以生命为代价，那GDP增长的意义何在？
　　我们呼唤过“德先生”、“赛先生”，今天还应呼唤“和(谐)先生”。
　　 关注时事焦点，更要对焦点问题多一番思索。
　　 尽管目前对“SARS病毒是怎么来的？人又是如何被感染上的？”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这次“非典”的流行确实反映了我们在生态环境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并非杞人忧天的是，这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于是，我们想到了本刊几年前曾采访过的“绿色向导”廖晓义，想请她谈谈对这场疫情有何感受。
　　廖女士是我所采访过的人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准确点儿说，对她的采访过程更像是在听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讲，当然，这种激情中充满了忧虑与焦急，那么真挚的忧虑与焦急。我深深地被她的激情所打动。下面就是廖女士的谈话。
　　
　　恐惧表现出了对虚幻信仰的怀疑
　　
　　最近电视上在播一个抗“非典”的公益广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比“非典”更可怕的是不安与恐惧。我问我女儿:你有不安和恐惧吗？女儿说:不可能没有。我在想:这种不安与恐惧是否是个真实的状态；有无合理性；有无积极意义，是否蕴藏着某种变化的可能性。
　　首先，在“非典”面前，无论穷人富人，无论高低贵贱，大家一律平等:灾难可能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一种不安甚至恐惧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是真实的。当然，只有恐惧是不够的，但不能说，恐惧本身是魔鬼。其次，这种不安与恐惧是什么？有无合理性？应当说，不安与恐惧表现出的是对生命的珍惜与重视。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自身过去被夸大了的能力的质疑。多少年来，科技的进步给了人们虚幻的信仰——科技和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这种虚幻的信仰蒙蔽着人们，无视周围的灾难。现在的恐惧表现出了对过去虚幻信仰的怀疑。难道说这种怀疑没有合理性吗？
　　
　　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生态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对这种恶化没感觉
　　
　　当灾难危及生命的时候，如果没有不安与恐惧，就很难说我们是真实的具有人性和理性的存在。人性首先是一种生命意识。有人性就会有不安；有理性就会对生态伦理和生态恶化的现实进行思索。生活在科技虚幻神话和经济发热状态中的人，用科技发展的迷信代替过去的封建迷信，而这种迷信同样会阉割我们的人性和理性。如果没有人性、没有理性，你既看不到魔鬼的脚印，也听不到天使的声音。其实，尊重科技与迷信科技是两回事，况且，科技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情况下，灾难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不去看，不去听，不去不安，不去恐惧。我们这些被人称为“环保人”的人常常能听到灾难的敲门声，经常在不安，在恐惧:我们的垃圾哪儿去了？我们的水、食品、建材、土地、河流安全吗？生态的灾难会在哪个点上爆发？生态的链条会在那一环断裂？其实，最严重的问题并非是我们的生态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对这种恶化失去知觉。
　　应当说，整个群体的不安与恐惧是变化的契机，是希望所在。如果以生命为代价，那么GDP增长的意义何在？我们的价值体系该做怎样的调整甚至是革命？如果我们这样去想，就有防止类似灾难再发生的希望。导致“非典”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环境不负责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非典”应打破我们的麻木，打破我们对科技和经济的迷信，应改变我们对生态安全不关注的态度。如果没有这种忧患意识，别的什么都谈不上。
　　
　　怎样将这种不安与恐惧化为一系列的变革，从价值体系到技术体系，到社会机制、再到人的行为的变革？从政府来讲，应将生态安全问题提到和GDP增长一样重要的位置；从公民来讲，要重新认识生命和自然的价值，改变我们的行为，选择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发展要以人为本，不能将发展理解为是仅仅对物质的无限多拥有。应从教育、技术、管理、政策等多方面来关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将我们的水、空气、垃圾等这些我们并不太在意的问题提到一个生命的高度。应当让生态安全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将生态安全作为我们发展模式的内在部分。
　　
　　自然也会向我们讨债
　　
　　然而，我担心的是，灾难过后，人们很快就会忘却。况且“非典”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我呼吁:留一份敬畏给自然!我希望，更多的“环保人”在这样的时候向每个“地球人”传达我们从自然那里得到的信息:有很多灾难已经潜伏在我们身边!欠债要还，这个道理用在人与人之间都明白，但用在人与自然之间，用在生态链中，我们却忘记了。这次就是自然向我们讨债来了，我们舍不得牺牲一定的增长来保护生态环境的健康，舍不得花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搞污水处理、去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回收系统，去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安全。结果呢？花了更多的钱，还赔上那么多条命，谁也不知道下条命是不是轮到自己。杀那么多野生动物，无视其他生命，你人类的生命就能保得住吗？如果以生态环境代价、生命代价来追求GDP的增长，那这种增长也是保不住的。在生态的灾难面前，经济和生命同样的脆弱。这次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采取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方式，这才是我们人类能生存下去的前提。
　　
　　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诱惑着人们
　　
　　你问我“为什么人们会很快忘记，为什么不去不安，不去恐惧，为什么没有理性”，这是与社会的整个系统相关的。一旦进入了某个系统，往往会被搅在里面，很难走出来。长时间以来，我们更多地是在考虑如何使经济增长，是在教人们如何消费，太少渠道传递自然的智慧，太少渠道传递“魔鬼的声音”。我们在教育层面、在很多层面都是有缺陷的。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诱惑人们，似乎这样做就可以达到物质的天堂。从一个民族来讲，的确有她的压力——落后就要挨打，这有历史的原因。然而，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发展压力，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现实。否则，不等别人来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变成了自毁家园的生态难民。中国不能追求那种毁灭自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进化，而应走一条将自然资本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新工业革命的道路，但前提是要建立在对旧模式的深刻反思之上。
　　尽管我们不易抗拒这种诱惑与压力，但并非不可以选择。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心灵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生态的价值、自然资本的价值。我并不是说要将GDP增长从那么高的、那么神圣的位置上拉下来，但我们应该将自然、生命、心理的价值提升上去，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根本点。要有价值观的大反思，对人、对生命都要有重新的认识，由此，才能找到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方式。
　　我们一直在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依我说，我们今天还应该呼唤“和先生”(和谐，Harmony)——人与自然的和谐。“赛先生”、“德先生”与“和先生”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点: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生态保护。重要的是，不要让经济发展抢了“和先生”的地盘。而留住“和先生”的前提是，人要对自然有一份敬，有一份畏，还有，一份爱。
　　
　　廖女士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被她的情绪感染着，在想着“自然之子”这个称谓。前几天，我曾打电话给两位朋友，向他们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你认为这场灾难过后，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意识会不会有明显改变与提高？一个回答是“不好说”，另一个回答则非常干脆:“不会的，该怎样还怎样。”人们常说，痛定思痛，可如果有人麻木到“没有痛感”的话，可又怎么办呢？
　　 最后，我想用廖女士参与创作的《地球之歌》中的歌词来结束本文:“我们来到世界上，地球母亲把我们抚养。我们吮吸着母亲的乳汁，却常把母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