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近年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都更多地表现为房地产泡沫刺激下的房价高涨幅，在2016年这更是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引擎。然而到了2017年房地产熄火之后，面对如何再续增长的问题，中美两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手段，而这原本应该是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的救命稻草却成为了全球经济政策的新时髦。由此，在基建领域具有明显互补效应的中美两大经济主体，未来在这一领域的投资合作态势就显得尤其关键。“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反映着未来中美关系基调，会晤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深入基建等领域务实合作。可见习特会之后，中美基建合作会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成为中美共赢新支点，向好发展趋势更为明显。
　　从美方角度看，基建是特朗普复兴美国蓝图的重要一笔，但融资巨大缺口成为最大障碍，也是中美未来合作的主要推动因素。首先，美国基建老化程度非常严重，急需修护。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美国在基础设施质量方面位居全球第十九位，更是排在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之后，落后的基础设施需要大投入改善；其次，巨额融资缺口和高额地方债务是美国无法推进基建的重要因素。面临严重经济衰退的美国早于2008年就一直试图扩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却由于庞大的债务规模而致的巨大财政压力一直无法实现。最后，基建也是特朗普施政的重要方向。特朗普在百日宣言中就提出了未来十年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到一万亿美元的目标，加之急于向选民证明。显然，这一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而且基建领域投资本身在规模、行业结构等都存在很大的博弈空间，更难以在融资困难下实现。无论从融资缺口，或者经验技术角度，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美国想实现经济目标更需要中国的支持。
　　从中方角度看，利用中国基建的产能和经验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是扩大中美政府间合作渠道的重要抓手，既能助推国内企业“走出去”，也为投资者增加了可投资的基础设施类资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94928亿元，而对美国投资也日渐高涨，2016年的投资总额达到456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可见，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长形成了我国在高铁、路桥、高速公路等等领域的巨大投资规模，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以及产能，高铁等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桥项目就见证了中国公司在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崛起，而这项大桥改造工程拿下了中美建筑领域的至高奖项。毫无疑问，中国在基建领域积累了雄厚的优势，而这也为我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其次，借助美国扩大基建的机遇，国内企业，尤其是高铁产业能更好地“走出去”。美国铁路系统的严重退化和高铁逐渐得到美国部分地区和人士重视恰好给了我国高铁产业“走出去”的机遇。高铁的科技含量高，涉及众多上下游产业，但我国高铁行业经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加之，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正以高铁为突破口，让其作为国家名片率先实现“走出去”，从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出口。最后，从金融资本角度看，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符合主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商业利益。由于基建具有垄断性和政府支持，以其为标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较为稳定，而且还能根据投资者独特需求个性化定制产品。此外，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可作为长期债券的替代品，为负债周期长的投资者提供匹配的资产，但其安全性却比其他资产要高。因此，以基础设施为资产的产品创新也就能反过来加速金融资本进入基建领域，弥补了美国基建的巨大缺口。
　　由此可见，无论从美方还是中方角度看，推动以基建为导向的中美合作都具有巨大的潜在利益。实际上，中美双方一直都不断博弈，以寻求双方合作的平衡点，但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却总是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但从中美在基建领域的合作看，对美方而言有助于其实现经济目标，而对中方而言也是向世界展现雄厚技术经验的重大机会，这正是双方在解决经贸摩擦问题的重大突破，即以基建领域优势互补达到合作的新均衡点，也使其成为中美合作共赢可能的新支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美关系本质是竞合关系，而对于美国而言更是表现为以竞争为导向的合作关系。中美会在基建投资上如何合作和合作的深度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合作会对美方产生多大的利益。此外，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反全球化主张和“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立场可能促使保护主义趋于严重，成为我国资本进入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最大障碍，而影响中美基建领域的深入合作。但尽管如此，近期美方代表参会“一带一路”似乎告诉我们，美国加入亚投行或许能成为现实。加之习特会上双方达成的共识，中美基建领域的合作将会向好发展，合作的方式多样且合作深度大大提高。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