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凌晨3点，一脸惶惑的张琴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前，站在队伍的末尾。一共有两条队列，前面都已有五六十人，她选择了右侧那条。
　　当她得知《南风窗》记者也无力加快事故处理进程并帮忙拿到赔偿之后，她显得更加悲伤。
　　小娜是群里唯一一个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但也不是有钱人，老旧的家里甚至没有自己的卫生间，而是在胡同里和邻居共用。小勇说，如果有钱，谁会出现在这个群里？
　　小勇住在昌平区的一个村子，花几百元租了一个十分狭窄的单间，一样没有自己的卫生间，而他的工作单位在西城区，每天他要在路上花费4个多小时。“公交车—地铁—公交车（或者‘三蹦子’）”，他每天5点钟就要起床。
　　凌晨3点，唱歌时间结束，小娜和几个女孩一起走了，小勇则和几个男孩继续坐到了花坛上。这个时候，上班还太早，回家又太晚，而且离第一班地铁还有两个小时。他们就这样坐着，准备磨耗到5点钟，坐地铁去公司。
　　如果说小勇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底层，而于晨则可算是中产了，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他是一名国家部委的副处级干部，在离小勇居住的小村子不远的巨大的经适房社区—回龙观，他居住了9年多时间。那时他还没有车子，如果在晚上回家，也一样尴尬。
　　“出租车基本上不会在晚上去回龙观，或者天通苑，除非你支付双倍的价钱。”
　　回龙观是一个有样本意义的卫星城。这个占地850万平方米的亚洲第一大社区，居住着数十万人。于晨说，如果和东边的天通苑加起来，人口超过百万—这是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大城市”每天都在移动着，居民当中只有不到5%的人在昌平区上班，绝大部分和小勇、于晨一样，工作单位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等核心市区。这样的卫星城只有一个功能—睡觉，所以又被称为“睡城”。 　　除了回龙观和天通苑，这样的“睡城”还有望京、燕郊，甚至包括通州。数百万人每天上下班的半径超过20公里，这给交通带来严峻挑战。人流是单向的，这意味着出租车跑一个来回，必然有一个单程空驶，所以拒载也就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规则。
　　于晨对文史颇有研究，他说，以前回龙观是犯了错误的皇室成员贬谪之所。 “这里有个平西王府，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跟吴三桂有关，后来发现是康熙的废太子胤礽的居所。”
　　某种意义上说，住在睡城，也是一种贬谪。所有人的心都在中心，希望也在中心，但在希望实现之前，先有一些门槛。

竞 争

　　2005年于晨住进回龙观的时候，家里周围的道路连路灯都没有。这几乎是一块“人口飞地”，不会给所在的昌平创造太多的财税价值，就像甩过来的一个包袱。规模巨大而又分布集中的人口，甚至不能带来对第三产业的促进，因为人们只有睡着的时候身在这里。
　　所以基础设施配套上，这里无法与中心市区相比。“现在好一点，路灯还是有了，”于晨说，“但是没有什么好的医院，周边连一家二甲医院都没有。”
　　所以人们依然要到中心市区去分取生存的资源—而他们之所以住到外围去，本意是减轻资源压力。
　　光头号贩子看了一下张琴手里的血象报告，说：“哟，这不是小问题呀。”
　　是的，很可能是白血病。张琴是第一次来儿童医院，很懵懂，号贩子说，你得先去建卡，否则挂不上号。然后，他便指点着张琴怎么做。在医护下班的时候，号贩子无疑是最专业的“导医”，而这样的 “导医”至少有几十个，每一刻，患儿家属耳朵里都塞满了同一句话：“挂号吗？专家号要吗？”
　　《南风窗》记者为张琴占着队伍里的位置，她跟着光头号贩子去建卡。10分钟后她和号贩子一起回来了，号贩子打算跟她做一笔生意，以300元的价格卖给他一个专家号。张琴犹豫中有点不好意思，不想把脸对着号贩子。
　　号贩子拿出手机说，我帮你查查。“你看，这上面写着‘紧张’，‘紧张’就是少于5个，明白吗？你看这前面有多少人哪。”
　　袁圆说，父亲在一家专科医院做视网膜手术的时候，一个专家号花了1300元。“原价是330元，但医院直接叫你别排了，根本没有了，只能找号贩子。”
　　光头提供给张琴的“服务承诺”跟袁圆所经历的一样：全程陪着先看病，看完病再给钱，这样就不担心卖给她一个假号。
　　后来为了让父亲顺利住院，并且不被转到位于遥远的亦庄的院区去，袁圆又花费了上万元。这个环节也可以继续让号贩子代办，价格是8000元至1万元之间。
　　“这次手术，医疗费用1.5万元左右，非医疗开支比这个还多。其实当初应该把整个流程都交给号贩子，至少他们是明码标价，我自己去送红包，不知道行情，不敢送少了，送完心里还不放心。”袁圆说，“我以前也觉得号贩子挺坑人的，但等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就顾不上什么是非了，完了你心里对他还挺感激。”
　　一个胸部彩超，要等待两个月才能安排下来，在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医院是常态。住在德外大街的杜叔，去年做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被排到半年之后，后来还是女婿找关系，从天津入手托人，绕了一圈回到北京，才在8天内安排住院。
　　“一等就是半年，你说啥病不耽误啊？”杜叔说。
　　在紧张的资源面前，人们必须调动一些其他资源来获取某种特定资源。比如金钱，或者关系，更直接有效的则是权力。排队，活在北京的一种常态。资源紧张带来的巨大烦恼，在有插队能力的人们操作下，还在滚雪球般加大，压向后面排着队的人群。
　　所以这个城市的烦恼叙事，总是由底层去完成，他们不需要组织语言逻辑，只需要把生活掀开给别人看看。

希 望

　　北京的夏日，凌晨4点天就亮了。
　　5：08，玻璃门后出现了保安的身影，人们一拥而上，原本按照先来后到形成的自然秩序瞬间崩溃。张琴跑得慢了，已经被甩到百名以外，她的情绪更加沮丧。光头号贩子又来解释一遍“‘紧张’就是少于5个”的道理，并给了她一张名片。
　　5：30，10名灰色制服的保安和6名白色制服的 “内卫”出现了，这意味着即将开门。人声鼎沸，拥挤中，打骂声中，顺序又再一次变动。
　　气温开始升高，医院门诊楼前面的花坛上那股子尿骚味，越发浓烈起来。
　　于晨对亮起了路灯的回龙观还是充满好感，毕竟那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之地，它正在孕育一批真正体面的北京人。那里的住户大多很年轻，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每当最新鲜的电子产品出现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把各项功能玩得烂熟。
　　回龙观与天通苑能被青年人广泛接受，除了比市区低廉得多的生活成本之外，最重要的配套是地铁5号线。这条线在蛛网之中单骑突出，延展了北京的南北居住半径。用一名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学者颇为“冷酷”的话说，“它让本想限制的人更容易生存下来”。
　　于晨在居住9年多之后，在去年12月份带着一丝不舍离开了回龙观。他的孩子已经4岁，很快要上小学，而根据政策北京不能跨区择校，如果在昌平读小学，那么中学也就只能在昌平。
　　“回龙观周边没有一间好一点的中学，只能往西北方向再搬十几公里，到昌平区的城中心去。这样我们上班的路程就远得无法想象了。而且。就算是昌平最好的中学，也不能与中心市区的学校相提并论。”
　　稀缺再次发挥作用，这次是教育。于是，这个原本早已被按经济能力分流出去的家庭，已经适应并接受了郊区生活，最终还是在资源的拉力下回到了海淀区。分流与疏解都没有成功，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接受郊区，是因为对有朝一日回归市区心存希望。于晨是成功者，是令人羡慕的。
　　搬到了海淀之后，他们的邻居成了操着“京片子”的中老年人，没有人再谈论最新的科技产品。
　　5：54分，门打开了，排队挂号的人们像巴黎的中国游客冲进奢侈品店一样冲进门诊楼，张琴的身影跟着人流一起消失了。光头号贩子一开始承诺“一分钟出号”，后来改成了“一秒钟出号”，但张琴最终没有掏钱。光头这天没有做成一单生意，望着涌进去的人流，眼神有点落寞。
　　资源稀缺，人口本应自动按比例稀释，但稀缺本身给北京吸引了更多人口。比如因为医疗资源紧张，各大医院周边生活着一群南腔北调的号贩子；一个人生病，一家人都陪着来到了北京，于是，市场指挥着更多人来建立宾馆、小饭店、街头水果摊、鲜花摊……
　　国家行政学院一名副教授对记者说，“我之所以生活在这里，只是因为家在这里了。”6月23日，几天明媚的蓝天结束了，北京“重度污染”，他的鼻炎发作了，他的鼻炎在这里开始，在这里进展。“但是每个人不都还是那么快乐吗？”前述学者说，线性地去观察和思考北京人的痛苦，也是片面的。
　　这个城市越巨大，越难以进入，越不容易体面地生存，人们的希望就越强韧，斗志愈炽。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社会合力。
　　小勇拒绝说清楚他的详细居住地，因为这在他的社会关系中属于一个小隐私。像小勇这样的人群，居住在北京最边缘的郊区，就像是一套房子，按照价值大小依次把东西都摆好了，放不下的，就堆到了“杂物间”。
　　他期待着有一天能够被拿到“客厅”里来。买房子，“今生不太可能”，但他一直想先买车，这并不那么难。然而，北京的交通状况显然已承载不起他这第一步的梦想。随着更严格的限牌，他的这一希望也变得渺茫起来。
　　于晨用着朋友妻子名下的车牌，前段时间朋友离了婚，他也将很快掉入有车无牌的奇怪局面。
　　6点半左右，光头号贩子和几个“同行”被怒吼着的几名保安追出了医院门外。出门后，他回头对着保安挤眉一笑，然后又问身边正要进入大门的人：“要号吗？专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