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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茶，翟所领喝咖啡。咖啡香味浓烈，以至于我在嗅觉上已感觉不到那杯茶的存在。
这只是一个人的习惯，但也不妨碍对某种意义的想象。
商人本应是偏好在不确定的味道中嗅寻商机的，在大陆的台商更是如此，从计划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们就做好了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其中包括政治风险。然而，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对确定性的追寻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
11月7日的“习马会”，给了包括翟所领在内的大陆台商一个惊喜。惊喜之由，归根结底是不断进步的两岸关系必然会对台商的经济活动带来积极影响，所以谈话最终还是滑向经济——当前经济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每一个正面的消息都弥足珍贵。
翟所领，是东莞台商协会会长。
“11月初，知道习近平和马英九即将在新加坡会面的消息后，大家都很吃惊。”
翟所领所说的“大家”，是大陆台商。吃惊之处在于，当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之后，“习马会”的可能性已迅速式微，正当他们不抱期待之时，好事却突然降临。
“这是66年来的一次突破。”翟所领说，“哪怕台湾岛内有一些媒体说，形式重于实质，但形式本身就是实质的一部分。没有形式，带动不了实质，有了形式，就会拉着实质向前走。‘习马会’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踏出了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后面的步伐，第一步的意思就是，不再原地不动。”
商人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要当一名台商，除了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之外，还不得不成为“天生的政治动物”。
台商进入大陆投资，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于是有一批台商借此接触到大陆的投资环境。
东莞台商协会前会长叶春荣说，那时只能是来探亲，观光都不行，投资更不用说。为了寻找成本洼地而尝试投资大陆的台商，被民进党称为“叛逃者”。
翟所领到大陆考察并最终决定在东莞设厂，已经是1993年，当年4月汪道涵与辜振甫历史性会面，而1年前则达成了“九二共识”。“那时到大陆投资，还要去有关部门报备。手续并不复杂，但很多台商还是不敢去报备，怕被‘秋后算账’。”
翟所领正是在“秋后算账”如芒在背的情境下来到了大陆，这是第一代大陆台商共有的忐忑。他们登陆时，政治环境不确定，经济环境也不确定。在一片陇亩阡陌之中，可以看到的仅仅是综合成本的低廉，但大陆工业化的未来尚不明朗。
翟所领认识一位1989年到大陆投资的台商，这位老板说，头几年，夏天就在河里洗澡，冬天呢，从外面捡来一些木头、纸片，生火烧水。
“我说你怎么不用瓦斯桶（煤气罐）？他说那时候哪里找得到瓦斯桶？环境太艰苦。”
因为企业落户使用的都是集体土地，无法获得国土证，这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制约，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明显的风险。
“所以那时外商的大企业都不肯来，只要你不发国土证，就不来。我们是中小企业，就不考虑这么多，先来了。”翟所领说，“当时真是很有勇气，就像邓小平先生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20余年历史进程中，两岸关系的任何负面事件，首先受伤的就是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同样，任何积极的进步，也是由他们率先受益，台商就是第一群试探江水冷暖的鸭子。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习马会”带来的突破，与其他人一样怀有一种宏大祈愿的同时，也是对自身利益的一种估量。
这就让这一群脚跨两岸的商人，显得与众不同。
“很抱歉，没有安排在协会采访，那里离你更近。”翟所领说。
协会办公地点在东莞环球经贸中心，那是一栋68层的摩天大厦，东莞市区第一高楼。这座楼初名“台商大厦”，由东莞台商筹资兴建，地基深深扎入大陆的土地。
在台湾读完大学，在美国读完硕士，1982年，翟所领接手了父亲创办的美声集团。1993年到大陆投资之后，他每年约有90%的时间都在大陆，这意味着，他已经度过的光阴中有将近一半挥洒于大陆。
“所以我们这些人，对这里是有感情的。”
这里，指的是东莞。1993年，在考察过东北、上海以及广东的其他地方之后，在朋友介绍下他来到了东莞长安镇，他说，只待了两天，就想走了。
“那时107国道正在单边维修，我从厦岗村到现在的公司所在地，5公里左右走了3个小时。我想，这还得了？怎么做生意？”他说，“道路单向封闭，很容易堵死，路上都是货车，争着往前挤，一个地方卡死了，整条路都动不了。卡死之后，他们谁也不往后退，两个方向耗下去，干脆熄了火在车上睡觉，直到公安过来调解。”
他看到的是从经济到文化的落后。“东莞是我考察行程中见过的最落后的地方。”
长安镇，如今已经是一座城市，经济规模甚至远超内地一些地级市，他的公司外围，早已一片繁华。“我刚来的时候都是稻田，我的厂房是这里的第二栋建筑。”
翟所领和他的朋友们，完完整整地经历了东莞这一世界工厂从一个鸡犬相闻的农业社会向机器轰鸣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感知了社会文明潜移默化的变迁，这形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意识。
故乡，意味着完整人生中的一个精神存在，它不能再被轻视。群聚于此的十余万台商及家属，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些原本在政治立场上无所谓的人们，逐渐趋同。
“早年来大陆投资的台商，相当比例上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对两岸统一未必认同，单纯是为了经济目的而来。”2000年，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落成时，还来了一些民进党的“立委”，台湾当局对这所学校每年的拨款支持，就是民进党“立委”争取的结果。翟所领说，这些年民进党“立委”基本不来了，因为在大陆的台商，渐渐地都坚定站到了国民党一边。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不但在东莞，我们去上海的时候也发现，原来一批骂国民党的台商，后来都改骂民进党了。”翟所领说，“这是环境造成了观念的改变，我们身在岛外看岛内的事情，立场上会更客观一点，做生意的人，总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知道它的重要性，对它就很珍惜。”
去年的反服贸事件，使得两岸服贸协议未能签署，在翟所领看来这是眼界所限。“一方面他们不了解大陆，很多人根本就没来过大陆，另一方面是在岛内拿薪水的人，两岸关系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觉得不重要。目光不够长远，长期看来，对谁都很重要。”
因为对大陆的不了解，岛内民众内心也存在某种恐惧。“客观上看，大陆太大了，它的一点动作都会对旁边的一个小地区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香港自由行一开放，香港人自己都买不到奶粉。所以他们不放心，有些人就希望把边境锁闭起来。”
对台商而言，国民党的政治命运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自身的经济命运，所以维护国民党，就是“为命运投上一票”。2012年春节的“大选”，为了支持马英九，大陆台商集体包机返台投票;今年9月3日，东莞老资格的台商、全国台企联第一任会长张汉文，还专门在台北圆山饭店举办“800台商挺柱会”。
张汉文无法逆料的是，3天之后洪秀柱就被换下，落得一场尴尬。
“选情”，让翟所领以及他所属的大陆台商群体深感失望。不过，在看过太多政治变幻，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之后，今天的台商群体已不像2012年那样紧张。
翟所领说，风风光光上去，灰头土脸下来，这已是一种必然。这次是这样，下次也会是这样。
翟所领在讲述时，会很自然地使用“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这样的句式，而我听得出他并非为照顾我的感情而专设。
对于岛内政治变天的可能性，台商群体比4年前坦然了许多。
“小英上去，也不会怎样，最多不理台商，但不会找台商算账，我们这些人，从来也不要当局来理。”翟所领说，“她是个聪明人，我相信她也会自己给自己找到一套好说辞，来维系当前的两岸关系。”
“习马会”带来的惊喜，至少包括在“变天”预期强烈的时候，拔高了两岸关系的标准，这让台商们心中更加安定。
相比对岛内政治气候的关注，在大陆的台商们更敏感于国内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因为这将更直接地作用于他们的经营活动。毕竟，赚钱始终是商人的第一道德。
在与翟所领1个多小时的交流当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某种惶惑，这让他的语气中都带着一定程度的灰暗色调。
劳动力使用成本的升高，让一些企业难以为继。环保标准的提高，而且缺乏缓冲期，使得许多企业面临随时被吊销执照的风险。在税收与民营企业扯平之后，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大量收费名目并未减少，使得外资企业背负更重的经营成本。
而当年那些为了发展经济积极高效地解决问题的官员群体形象，正在变得模糊。地方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已无法与当年相比，它在变老。
“以前企业有困难，找到镇政府就行了，这个困难不是镇政府能解决的，但它会去给你协调其他部门，后面的事情它会做好。现在经常是一个事情，找了镇政府，让你去找别的部门，别的部门又让你去找别的部门，最后又还是推回给镇政府。”
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在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看来是“依法行政”的表现。翟所领说，“依法行政”变成“谁都不管”。“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以前会有一个部门出来牵头，现在是没有人来牵头，大家都很谨慎，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
翟所领认为，这是对依法行政的误解。
种种不利因素，让台商群体对“第二故乡”的感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2008年以来，东莞的台资企业约有1/4倒闭或搬离东莞。
“我们对这里是有感情的，离开的人，没有一个是内心里愿意离开的。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一是企业在当地的竞争力没有了，二是政策的变化。”
东莞台商在国内各地台商群体中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翟所领作为台商协会会长所透露的信息，可以管窥大陆台商群体面临的现实状况和心理状况。
《南风窗》：现在企业所说的成本压力，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翟所领：用工成本主要是社保和五险一金，缴存基数在不断提高。我听说今年东莞的基数要从2480元提高到3050元，这样就很少企业承担得起，这是他们往外走的最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早期外资有税务优惠，但同时也有很多收费项目，最多的时候有100多项。现在税务优惠没有了，但收费项目却没有明显减少。
我举其中两项，一个是土地使用费，以前不交税我们对收费可以容忍，但现在同时交土地使用税和土地使用费，这就没道理了。
另一个是工厂管理费，以前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主要用于“三通一平”，到现在交了这么多年，基础设施的成本早就收回来了，还要继续交。一个人头大概一年要1000元左右，1000多人就是100多万元。
这些费用都看不到一个停收的预期，因为这已经成为村和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政府不敢轻易改变。
《南风窗》：工人薪酬负担是不是也增大了很多？
翟所领：横向对比，越南工人工资约150美元，加上一些费用一个月200多美元，而现在东莞一个工人的综合费用每月800美元以上。
纵向来看，10年前我的工厂有4500人，今天只有1000人，总的薪酬支出是一样的。
但薪酬不是主要问题，我们愿意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这样他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都会提高。问题是，很多费用并不是花在工人身上。东莞这地方很特殊，800多万人口中有600多万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没有市民待遇，孩子上不了公办学校，很多办事便利享受不到，但你要让他交同样的社保，他们退休之后在老家领到的退休金标准明显低于他的缴纳标准，这并不公平。
《南风窗》：现在用工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制约。
翟所领：最重要的是工人稳定性太差，这一代的工人跟上一代观念不一样，很多人做几个月就走掉。我现在固定工人1000人，旺季需要加500人，但为了这500人，我要招1500人，流动性有2/3。就是这样，到了年底还是找不到人。
一个新手进厂，前半年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他做坏的材料已经抵消了他产生的效益，工人必须在1年以上才进入熟练期，但还没到熟练又换人了。
《南风窗》：那么政策因素呢？
翟所领：消防上规范了很多，给了我们整改的时间，我们都改进了。但环保上现在非常严格，而且没有整改时间，大的企业一查出来马上吊销营业执照、封厂。
有时我们甚至不理解，你是希望我们符合环保标准呢，还是希望大家走人？如果是前者，那是需要一个时间缓冲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镇街表现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走人。东莞“水乡片”的一些镇，企业已经投入几百万元整改了，都过不了关，全都作废。
过去两年，有太多措施不可预测，企业风险很大。
《南风窗》：总的来说国家是希望规范化，保护劳动者权益，这也是大势所趋吧。
翟所领：规范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要公平。我们现在不是要求国民待遇，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待遇。
比如说，东莞的社保覆盖率是79.58%，其中外资覆盖率是100%。在经济总量中，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平分秋色，那么可以推算出民营企业覆盖率大概不到60%，政策执行力度不一，这对于外商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这只是一个人的习惯，但也不妨碍对某种意义的想象。
商人本应是偏好在不确定的味道中嗅寻商机的，在大陆的台商更是如此，从计划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们就做好了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其中包括政治风险。然而，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对确定性的追寻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
11月7日的“习马会”，给了包括翟所领在内的大陆台商一个惊喜。惊喜之由，归根结底是不断进步的两岸关系必然会对台商的经济活动带来积极影响，所以谈话最终还是滑向经济——当前经济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每一个正面的消息都弥足珍贵。
翟所领，是东莞台商协会会长。
他们眼中的突破
“11月初，知道习近平和马英九即将在新加坡会面的消息后，大家都很吃惊。”
翟所领所说的“大家”，是大陆台商。吃惊之处在于，当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之后，“习马会”的可能性已迅速式微，正当他们不抱期待之时，好事却突然降临。
“这是66年来的一次突破。”翟所领说，“哪怕台湾岛内有一些媒体说，形式重于实质，但形式本身就是实质的一部分。没有形式，带动不了实质，有了形式，就会拉着实质向前走。‘习马会’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踏出了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后面的步伐，第一步的意思就是，不再原地不动。”
商人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要当一名台商，除了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之外，还不得不成为“天生的政治动物”。
台商进入大陆投资，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于是有一批台商借此接触到大陆的投资环境。
东莞台商协会前会长叶春荣说，那时只能是来探亲，观光都不行，投资更不用说。为了寻找成本洼地而尝试投资大陆的台商，被民进党称为“叛逃者”。
翟所领到大陆考察并最终决定在东莞设厂，已经是1993年，当年4月汪道涵与辜振甫历史性会面，而1年前则达成了“九二共识”。“那时到大陆投资，还要去有关部门报备。手续并不复杂，但很多台商还是不敢去报备，怕被‘秋后算账’。”
翟所领正是在“秋后算账”如芒在背的情境下来到了大陆，这是第一代大陆台商共有的忐忑。他们登陆时，政治环境不确定，经济环境也不确定。在一片陇亩阡陌之中，可以看到的仅仅是综合成本的低廉，但大陆工业化的未来尚不明朗。
翟所领认识一位1989年到大陆投资的台商，这位老板说，头几年，夏天就在河里洗澡，冬天呢，从外面捡来一些木头、纸片，生火烧水。
“我说你怎么不用瓦斯桶（煤气罐）？他说那时候哪里找得到瓦斯桶？环境太艰苦。”
因为企业落户使用的都是集体土地，无法获得国土证，这是一种刚性的制度制约，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明显的风险。
“所以那时外商的大企业都不肯来，只要你不发国土证，就不来。我们是中小企业，就不考虑这么多，先来了。”翟所领说，“当时真是很有勇气，就像邓小平先生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20余年历史进程中，两岸关系的任何负面事件，首先受伤的就是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同样，任何积极的进步，也是由他们率先受益，台商就是第一群试探江水冷暖的鸭子。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习马会”带来的突破，与其他人一样怀有一种宏大祈愿的同时，也是对自身利益的一种估量。
这就让这一群脚跨两岸的商人，显得与众不同。
坚定的“蓝营”
“很抱歉，没有安排在协会采访，那里离你更近。”翟所领说。
协会办公地点在东莞环球经贸中心，那是一栋68层的摩天大厦，东莞市区第一高楼。这座楼初名“台商大厦”，由东莞台商筹资兴建，地基深深扎入大陆的土地。
在台湾读完大学，在美国读完硕士，1982年，翟所领接手了父亲创办的美声集团。1993年到大陆投资之后，他每年约有90%的时间都在大陆，这意味着，他已经度过的光阴中有将近一半挥洒于大陆。
“所以我们这些人，对这里是有感情的。”
这里，指的是东莞。1993年，在考察过东北、上海以及广东的其他地方之后，在朋友介绍下他来到了东莞长安镇，他说，只待了两天，就想走了。
“那时107国道正在单边维修，我从厦岗村到现在的公司所在地，5公里左右走了3个小时。我想，这还得了？怎么做生意？”他说，“道路单向封闭，很容易堵死，路上都是货车，争着往前挤，一个地方卡死了，整条路都动不了。卡死之后，他们谁也不往后退，两个方向耗下去，干脆熄了火在车上睡觉，直到公安过来调解。”
他看到的是从经济到文化的落后。“东莞是我考察行程中见过的最落后的地方。”
长安镇，如今已经是一座城市，经济规模甚至远超内地一些地级市，他的公司外围，早已一片繁华。“我刚来的时候都是稻田，我的厂房是这里的第二栋建筑。”
翟所领和他的朋友们，完完整整地经历了东莞这一世界工厂从一个鸡犬相闻的农业社会向机器轰鸣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感知了社会文明潜移默化的变迁，这形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意识。
故乡，意味着完整人生中的一个精神存在，它不能再被轻视。群聚于此的十余万台商及家属，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些原本在政治立场上无所谓的人们，逐渐趋同。
“早年来大陆投资的台商，相当比例上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对两岸统一未必认同，单纯是为了经济目的而来。”2000年，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落成时，还来了一些民进党的“立委”，台湾当局对这所学校每年的拨款支持，就是民进党“立委”争取的结果。翟所领说，这些年民进党“立委”基本不来了，因为在大陆的台商，渐渐地都坚定站到了国民党一边。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不但在东莞，我们去上海的时候也发现，原来一批骂国民党的台商，后来都改骂民进党了。”翟所领说，“这是环境造成了观念的改变，我们身在岛外看岛内的事情，立场上会更客观一点，做生意的人，总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知道它的重要性，对它就很珍惜。”
去年的反服贸事件，使得两岸服贸协议未能签署，在翟所领看来这是眼界所限。“一方面他们不了解大陆，很多人根本就没来过大陆，另一方面是在岛内拿薪水的人，两岸关系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觉得不重要。目光不够长远，长期看来，对谁都很重要。”
因为对大陆的不了解，岛内民众内心也存在某种恐惧。“客观上看，大陆太大了，它的一点动作都会对旁边的一个小地区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香港自由行一开放，香港人自己都买不到奶粉。所以他们不放心，有些人就希望把边境锁闭起来。”
对台商而言，国民党的政治命运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自身的经济命运，所以维护国民党，就是“为命运投上一票”。2012年春节的“大选”，为了支持马英九，大陆台商集体包机返台投票;今年9月3日，东莞老资格的台商、全国台企联第一任会长张汉文，还专门在台北圆山饭店举办“800台商挺柱会”。
张汉文无法逆料的是，3天之后洪秀柱就被换下，落得一场尴尬。
“选情”，让翟所领以及他所属的大陆台商群体深感失望。不过，在看过太多政治变幻，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之后，今天的台商群体已不像2012年那样紧张。
翟所领说，风风光光上去，灰头土脸下来，这已是一种必然。这次是这样，下次也会是这样。
翟所领在讲述时，会很自然地使用“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这样的句式，而我听得出他并非为照顾我的感情而专设。
真正的不安全感
对于岛内政治变天的可能性，台商群体比4年前坦然了许多。
“小英上去，也不会怎样，最多不理台商，但不会找台商算账，我们这些人，从来也不要当局来理。”翟所领说，“她是个聪明人，我相信她也会自己给自己找到一套好说辞，来维系当前的两岸关系。”
“习马会”带来的惊喜，至少包括在“变天”预期强烈的时候，拔高了两岸关系的标准，这让台商们心中更加安定。
相比对岛内政治气候的关注，在大陆的台商们更敏感于国内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因为这将更直接地作用于他们的经营活动。毕竟，赚钱始终是商人的第一道德。
在与翟所领1个多小时的交流当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某种惶惑，这让他的语气中都带着一定程度的灰暗色调。
劳动力使用成本的升高，让一些企业难以为继。环保标准的提高，而且缺乏缓冲期，使得许多企业面临随时被吊销执照的风险。在税收与民营企业扯平之后，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大量收费名目并未减少，使得外资企业背负更重的经营成本。
而当年那些为了发展经济积极高效地解决问题的官员群体形象，正在变得模糊。地方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已无法与当年相比，它在变老。
“以前企业有困难，找到镇政府就行了，这个困难不是镇政府能解决的，但它会去给你协调其他部门，后面的事情它会做好。现在经常是一个事情，找了镇政府，让你去找别的部门，别的部门又让你去找别的部门，最后又还是推回给镇政府。”
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在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看来是“依法行政”的表现。翟所领说，“依法行政”变成“谁都不管”。“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以前会有一个部门出来牵头，现在是没有人来牵头，大家都很谨慎，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
翟所领认为，这是对依法行政的误解。
种种不利因素，让台商群体对“第二故乡”的感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2008年以来，东莞的台资企业约有1/4倒闭或搬离东莞。
“我们对这里是有感情的，离开的人，没有一个是内心里愿意离开的。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一是企业在当地的竞争力没有了，二是政策的变化。”
对话 规范没问题，但是要公平
东莞台商在国内各地台商群体中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翟所领作为台商协会会长所透露的信息，可以管窥大陆台商群体面临的现实状况和心理状况。
《南风窗》：现在企业所说的成本压力，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翟所领：用工成本主要是社保和五险一金，缴存基数在不断提高。我听说今年东莞的基数要从2480元提高到3050元，这样就很少企业承担得起，这是他们往外走的最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早期外资有税务优惠，但同时也有很多收费项目，最多的时候有100多项。现在税务优惠没有了，但收费项目却没有明显减少。
我举其中两项，一个是土地使用费，以前不交税我们对收费可以容忍，但现在同时交土地使用税和土地使用费，这就没道理了。
另一个是工厂管理费，以前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主要用于“三通一平”，到现在交了这么多年，基础设施的成本早就收回来了，还要继续交。一个人头大概一年要1000元左右，1000多人就是100多万元。
这些费用都看不到一个停收的预期，因为这已经成为村和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政府不敢轻易改变。
《南风窗》：工人薪酬负担是不是也增大了很多？
翟所领：横向对比，越南工人工资约150美元，加上一些费用一个月200多美元，而现在东莞一个工人的综合费用每月800美元以上。
纵向来看，10年前我的工厂有4500人，今天只有1000人，总的薪酬支出是一样的。
但薪酬不是主要问题，我们愿意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这样他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都会提高。问题是，很多费用并不是花在工人身上。东莞这地方很特殊，800多万人口中有600多万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没有市民待遇，孩子上不了公办学校，很多办事便利享受不到，但你要让他交同样的社保，他们退休之后在老家领到的退休金标准明显低于他的缴纳标准，这并不公平。
《南风窗》：现在用工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制约。
翟所领：最重要的是工人稳定性太差，这一代的工人跟上一代观念不一样，很多人做几个月就走掉。我现在固定工人1000人，旺季需要加500人，但为了这500人，我要招1500人，流动性有2/3。就是这样，到了年底还是找不到人。
一个新手进厂，前半年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他做坏的材料已经抵消了他产生的效益，工人必须在1年以上才进入熟练期，但还没到熟练又换人了。
《南风窗》：那么政策因素呢？
翟所领：消防上规范了很多，给了我们整改的时间，我们都改进了。但环保上现在非常严格，而且没有整改时间，大的企业一查出来马上吊销营业执照、封厂。
有时我们甚至不理解，你是希望我们符合环保标准呢，还是希望大家走人？如果是前者，那是需要一个时间缓冲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镇街表现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走人。东莞“水乡片”的一些镇，企业已经投入几百万元整改了，都过不了关，全都作废。
过去两年，有太多措施不可预测，企业风险很大。
《南风窗》：总的来说国家是希望规范化，保护劳动者权益，这也是大势所趋吧。
翟所领：规范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要公平。我们现在不是要求国民待遇，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待遇。
比如说，东莞的社保覆盖率是79.58%，其中外资覆盖率是100%。在经济总量中，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平分秋色，那么可以推算出民营企业覆盖率大概不到60%，政策执行力度不一，这对于外商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