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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以及能指与所指理念的研究，揭示索绪尔任意性的观点与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索绪尔在语言学中虽然没有使用“结构”一词，但他对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的强调，对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索绪尔 任意性 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位语言学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现代语言学三大结构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奠定了基础。他向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提出的挑战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经指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重新调整了对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从而为20世纪语言学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仅此成就已足以使他无愧于‘现代大师’的称号，因为正是这位语言学大师将语言学这门学科推进到现代科学之列。”索绪尔理论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在包括符号学、结构主义、现代思维方式、人类行为研究等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一 索绪尔简介
索绪尔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学者世家，祖籍法国。他的家族中有多位自然科学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他父亲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科特（Adolph Pictet）研究语言古生物学，他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学，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以及古拉丁语和希腊语。
家庭传统和早期自然科学的教育使索绪尔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1876年，索绪尔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语言学；1878年，转至柏林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les lanngues indo-europeennes）。这是索绪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这篇论文的理论方法显现出索绪尔已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思想。18个月后，索绪尔返回莱比锡，凭借一篇关于梵语中绝对属格用法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1881年，索绪尔到巴黎的高等应用学院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语言学；他在巴黎教书10年，对法国一代语言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891年，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1907年，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去世，终年56岁。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众多听课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
二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确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的问题。他指出，语言学“从来没有费功夫去探讨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
传统语言学以言语作为研究对象，索绪尔对此表示质疑，他把人类的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并对两者的区别作了严格的界定。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本身并不表现出来，它作为一套符号和规则、作为词汇和语法体系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部分，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表达观念的媒介；“言语”则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是个体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话语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在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的支配。前者是一套对言语活动的社会性的普遍规约，“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后者则是个人对这套规约的具体运用，“同时跨着物理、生物和心理几个领域”，不构成单一学科的对象，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前者，相对而言，言语的研究则是次要的。索绪尔在教程中多处强调并反复论述了这一观点，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研究语言的语言学”。
在索绪尔看来，虽然“语言”是隐藏在“言语”之下的规则系统，它制约并决定着人们的“言语”，但是在日常的“言语”活动中，两者之间又相互关联、互为前提，关系密切。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在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理清了“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之后，索绪尔进一步强调指出，语言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他把语言比作一张纸：声音是反面，思想是正面，并认为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由此出发，他进一步认为，人们的思维要受到语言的制约，语言的模式决定着思维的模式。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其研究思路也由对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现代语言学的这一方法论转向，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总体思路。
三 “能指”、“所指”和“任意性”
在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之后，索绪尔对语言的本质问题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不是简单的名称集合，因此不能把这个符号系统看成是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学是语言的主要问题。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r）两方面构成，能指是表示意义的形式，所指是被表示的意义。索绪尔认为，语言单位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索绪尔认为一个语言符号就是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起来，这不仅揭示了语言符号系统的特点，而且为研究符号系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对于“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对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深远意义，正是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并充分阐述了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问题。
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即“任意性”原则，“任意性”是符号的本质属性。索绪尔认为，符号“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的语言学分析。他反复强调这条原则的重要作用：
“从重要性上讲，这条真理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人们会一点一点地发现，有多少纷杂的语言现象不过是这条原则的不同表现，是源头下面的若干分支。”
索绪尔把“任意性”作为符号的第一原则，一方面划定了符号的范围，另一方面将对符号的认识引入更加深刻的逻辑空间。“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
索绪尔的“任意性”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能指”和“所指”作为语言符号里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里所谓的“任意”，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或必然的联系，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响能指便是证明。其次，“能指”与“所指”的生成也是任意的，它们都是对连续体进行任意划分的结果，“能指”是对声音连续体进行的任意切分，“所指”是对概念连续体进行的任意切分。语言不仅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在“所指”的领域同样可以进行任意的划分。但是，与此同时，索绪尔又对“任意性”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因为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这样，关于‘任意性’的解释就更加全面、深刻，由此，‘任意性’作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的意义才得以全面展现。”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和对使用者个人的强制性。这种“任意性”说明语言不是在给独立存在的概念赋予任意的名称，而是在“所指”和“能指”之间创设自己的关系。
四 “组合”与“聚合”、“历时”与“共时”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通过其相对位置起作用的，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关系体现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语言各项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每个范围都会产生出一类价值，“……一方面，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就是“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索绪尔认为，这两种关系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构成了纵横两条轴线，每一个语言要素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个纵横两个轴线所构成的坐标上。
索绪尔的这一理论表明，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它们本身所规定的，而是在关系网中被语言的结构所规定的。在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索绪尔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
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理论，标明了语言学研究在思维模式上的转变，而他关于“历时”与“共时”的理论，也同样具有这种方法论转向的意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因此共时性研究更重要。他主张首先要研究同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其次才能研究系统与系统的更替问题。因为言语是只依靠一种语言状态进行工作的，在有关的状态中没有任何地位，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
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系统描写清楚。正如德里达所说：
“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它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象、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
如果索绪尔所揭示的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论断得以认同，传统语言学所赖以生存的语言表达意义的唯一性就不复存在了。
五 结语
索绪尔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其语言学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中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它在现代和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中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在索绪尔的理论中也存有历史的局限性，其绝对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学学者难以突破的一个方面。索绪尔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也不能将其作为绝对的真理，尤其是在作为研究文学问题的方法时，更应该加以注意。
尼采、弗洛伊德和索绪尔作为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转折期的重要思想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改变了之后整个西方的理论走向，他们的影响力从未中断过。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西方思想始终生存于他们所制造的系统之中。
参考文献：
[1] [美]乔纳森·卡勒，宋珉译：《索绪尔》，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2]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 [美]罗伯特·休斯，刘豫译：《文学结构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4] 方光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作者简介：李红梅，女，1967—，乌兰察布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师教育、语言与文化、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集宁师范学院。
关键词：索绪尔 任意性 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位语言学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现代语言学三大结构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奠定了基础。他向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提出的挑战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经指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重新调整了对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从而为20世纪语言学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仅此成就已足以使他无愧于‘现代大师’的称号，因为正是这位语言学大师将语言学这门学科推进到现代科学之列。”索绪尔理论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在包括符号学、结构主义、现代思维方式、人类行为研究等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一 索绪尔简介
索绪尔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学者世家，祖籍法国。他的家族中有多位自然科学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他父亲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科特（Adolph Pictet）研究语言古生物学，他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学，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以及古拉丁语和希腊语。
家庭传统和早期自然科学的教育使索绪尔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1876年，索绪尔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语言学；1878年，转至柏林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les lanngues indo-europeennes）。这是索绪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这篇论文的理论方法显现出索绪尔已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思想。18个月后，索绪尔返回莱比锡，凭借一篇关于梵语中绝对属格用法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1881年，索绪尔到巴黎的高等应用学院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语言学；他在巴黎教书10年，对法国一代语言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891年，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1907年，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去世，终年56岁。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众多听课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
二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确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的问题。他指出，语言学“从来没有费功夫去探讨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
传统语言学以言语作为研究对象，索绪尔对此表示质疑，他把人类的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并对两者的区别作了严格的界定。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本身并不表现出来，它作为一套符号和规则、作为词汇和语法体系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部分，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表达观念的媒介；“言语”则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是个体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话语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在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的支配。前者是一套对言语活动的社会性的普遍规约，“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后者则是个人对这套规约的具体运用，“同时跨着物理、生物和心理几个领域”，不构成单一学科的对象，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前者，相对而言，言语的研究则是次要的。索绪尔在教程中多处强调并反复论述了这一观点，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研究语言的语言学”。
在索绪尔看来，虽然“语言”是隐藏在“言语”之下的规则系统，它制约并决定着人们的“言语”，但是在日常的“言语”活动中，两者之间又相互关联、互为前提，关系密切。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在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理清了“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之后，索绪尔进一步强调指出，语言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他把语言比作一张纸：声音是反面，思想是正面，并认为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由此出发，他进一步认为，人们的思维要受到语言的制约，语言的模式决定着思维的模式。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其研究思路也由对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现代语言学的这一方法论转向，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总体思路。
三 “能指”、“所指”和“任意性”
在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之后，索绪尔对语言的本质问题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不是简单的名称集合，因此不能把这个符号系统看成是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学是语言的主要问题。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r）两方面构成，能指是表示意义的形式，所指是被表示的意义。索绪尔认为，语言单位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索绪尔认为一个语言符号就是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起来，这不仅揭示了语言符号系统的特点，而且为研究符号系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对于“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对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深远意义，正是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并充分阐述了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问题。
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即“任意性”原则，“任意性”是符号的本质属性。索绪尔认为，符号“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的语言学分析。他反复强调这条原则的重要作用：
“从重要性上讲，这条真理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人们会一点一点地发现，有多少纷杂的语言现象不过是这条原则的不同表现，是源头下面的若干分支。”
索绪尔把“任意性”作为符号的第一原则，一方面划定了符号的范围，另一方面将对符号的认识引入更加深刻的逻辑空间。“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
索绪尔的“任意性”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能指”和“所指”作为语言符号里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里所谓的“任意”，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或必然的联系，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响能指便是证明。其次，“能指”与“所指”的生成也是任意的，它们都是对连续体进行任意划分的结果，“能指”是对声音连续体进行的任意切分，“所指”是对概念连续体进行的任意切分。语言不仅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在“所指”的领域同样可以进行任意的划分。但是，与此同时，索绪尔又对“任意性”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因为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这样，关于‘任意性’的解释就更加全面、深刻，由此，‘任意性’作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的意义才得以全面展现。”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和对使用者个人的强制性。这种“任意性”说明语言不是在给独立存在的概念赋予任意的名称，而是在“所指”和“能指”之间创设自己的关系。
四 “组合”与“聚合”、“历时”与“共时”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通过其相对位置起作用的，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关系体现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语言各项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每个范围都会产生出一类价值，“……一方面，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就是“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索绪尔认为，这两种关系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构成了纵横两条轴线，每一个语言要素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个纵横两个轴线所构成的坐标上。
索绪尔的这一理论表明，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它们本身所规定的，而是在关系网中被语言的结构所规定的。在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索绪尔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
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理论，标明了语言学研究在思维模式上的转变，而他关于“历时”与“共时”的理论，也同样具有这种方法论转向的意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因此共时性研究更重要。他主张首先要研究同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其次才能研究系统与系统的更替问题。因为言语是只依靠一种语言状态进行工作的，在有关的状态中没有任何地位，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
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系统描写清楚。正如德里达所说：
“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它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象、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
如果索绪尔所揭示的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论断得以认同，传统语言学所赖以生存的语言表达意义的唯一性就不复存在了。
五 结语
索绪尔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其语言学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中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它在现代和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中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在索绪尔的理论中也存有历史的局限性，其绝对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学学者难以突破的一个方面。索绪尔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也不能将其作为绝对的真理，尤其是在作为研究文学问题的方法时，更应该加以注意。
尼采、弗洛伊德和索绪尔作为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转折期的重要思想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改变了之后整个西方的理论走向，他们的影响力从未中断过。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西方思想始终生存于他们所制造的系统之中。
参考文献：
[1] [美]乔纳森·卡勒，宋珉译：《索绪尔》，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2]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 [美]罗伯特·休斯，刘豫译：《文学结构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4] 方光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作者简介：李红梅，女，1967—，乌兰察布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师教育、语言与文化、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集宁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