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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前半期，随着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初成，不仅使铁路成为河南各地与沿海各通商口岸间的纽带和桥梁，也使河南铁路沿线地区的城镇体系、城乡结构、农业种植模式等发生显著变动。然而，由于人口众多和现代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传统思想观念浓厚，河南的城镇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日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铁路；河南；豫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291-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河南的城镇化进程及城乡结构变动，在哪些方面及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铁路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河南经济社会史这一研究领域，以往学者已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因研究的视角、方法和关注点不同，故而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很大研究空间。因此，本文以1906—1937年间的豫北地区为个案，试对近代铁路与河南城乡结构变动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欲以此为基础揭示近代河南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及主要特征。
二、铁路通行推动了沿线城镇的兴起
据有关资料记载，截至20世纪初年，豫北新乡县的老县城（1900年前的县城）以西、卫河两岸仍为散落的自然村落。具体而言，卫河以南依次为姜庄、小王庄、小辛庄、城西庄、城南庄，西面铁道街一带为安城乡，铁路以西为三高村，西南为金家营；卫河以北为东王村，其西面为纸坊、牛村、黄岗等，村际之间除耕地外，皆为坑塘沼泽，荒坟野塚。
铁路通行之后，很快成为新乡县城城区拓展的强劲推力。及至1915年前后，京汉、道清铁路的交汇点——新乡火车站已与新乡县城连接贯通，并逐渐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为中心的商业区。1919年，通丰面粉公司、宏豫炼铁公司在新乡火车站附件建成，继而电力、机械、通讯等行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新乡的城区市政建设也大规模进行。1931—1937年间，新乡县城的中山大街、公安街、保安街、公义街等已修为碎石（砖）路面，并安装了少量路灯。至1930年代中期，新乡县城已发展为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的城镇。
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即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变化(包括数量上的增加、结构上的改变及质量上的变化等)[1]，其中，城市人口在数量上的增长是近代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铁路通行之后，豫北的新乡县城很快取代卫河沿岸的道口镇成为新的水陆交通枢纽，新乡县城的人口也随之剧增。据资料记载，1925年4月前新乡县城人口仅有10 000余人[2]，至1936年已达50 000多人[3]，而当时新乡县的人口总数共为266 296人（男140 886人，女125 410人[4]。
据民国时期学者的划分标准，人口数量在10 000—50 000人之间的居民聚居区即为城市，在50 000人以上者则为大城市。据有关资料记载，1936年已有50 000多人，其中仅较大的工商业户有400余家，小商业户则有1 000多户[3]。由此可知，新乡县城至1930年代中期已成为一个较大型城市。当然，即便按目前国外学界的分类方法，即10 000人以上便是大中型城市，当时新乡县城也已发展成为一个大中型城市。
民国初期，平汉、道清铁路的重要交汇点——新乡的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已相当发达。由于处于豫北地区水路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新乡县城也很快成为豫北地区以及周边数省的重要货物集散地。据有关资料记载，山西省东南部的铁货、粮食及豫北地区沁阳、济源、温县、孟县等地的土特产品，一般都是先经过道清铁路的清化站装车外运，然后经由平汉铁路或卫河—南运河转运北京、汉口、山东、天津等地；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百货、布匹、食盐和煤油等日用品，则主要是通过安阳、新乡、清化等火车站分发各地。
由于铁路通行所带来的“增长极”效应，铁路沿线及附近一带很快成为新兴工业、商业的集聚之地 ，如新乡县城的工商业多集中在姜庄、新华街和车站一带。1912年，新乡火车站的旅客发送量增至3.6万人，货物发送量增至14.8万吨，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河南最大的货运站[5]。在此情势下，新乡的城镇化进程发展较为迅速，很快超过“豫北三府”（即今河南的安阳、卫辉、沁阳三市）而成为首屈一指的水陆交通枢纽型城市。
三、铁路通行促进了沿线乡村的社会变迁
美国学者认为，乡村社会变迁包括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民数量减少；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联系加强；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趋势；城市和乡村价值观的差距逐渐缩小；大众传播工具和交通的改善等方面[6]。由于深处内陆腹地，豫北乡村社会变迁更不显著。铁路通行之后，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范围，豫北的社会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
明清之际，由于市场及区域互补的需要，河南一些农产品已有不同程度的商品化。由于交通落后造成的成本较昂，不仅使当地农副产品生产无法形成社会分工，也使其失去了大规模交换的可能（除非是高附加值、地域性强的产品）。铁路通行之后，在铁路沿线乡村推广新品种的成本大为降低，加之新品种推广初期带来的高附加值，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受此影响，豫北商品化的地区和部门的分布以及性质均发生重大变化。
铁路通行之后，一些新式经济作物首先在河南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推广。在长纤维的美国棉种传入之前，河南各地种植的传统中棉未加改良，遂造成棉种退化严重。如豫北地区生产的原棉，纤维粗短，难纺细纱，根本无法满足现代棉纱厂的生产需求。在此情势下，北京政府于1916年在彰德（今河南安阳市）设立直属模范植棉场，进行棉种改良试验。1919年起，河南省政府实业厅为改良棉种，每年春季无偿向农户散发棉花种子。与此同时，华北美棉培植研究所，也以汲县、延津、新乡等县作为推广种植良种棉的基地。
由于受交通便捷、市场范围扩大、效益较好等因素的影响，豫北的棉花种植业发展迅速，除了在棉田数量、皮棉产额方面均有较大增长外，还凸显出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的景象。民国初期，豫北地区已形成大面积种植棉花的现象[7]，其中棉田的90%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安阳、新乡、汤阴、获嘉等5个县，仅安阳县的棉产就占豫北棉产总额的50%以上。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23年豫北植棉业在平均亩产量较低的情况下，其年产数量和占全省百分比都已在全省排名第二，而棉田数量及占全省百分比则居全省第一。
20世纪前半期，在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带动下，豫北各产棉区的棉花商品率到达了较高水平。1935年因为大旱，安阳县棉花产量锐减，全年产额仅为7万担左右，而这一年安阳县运销上海、济南及汲县、郑州等地的棉花，仍有6万担之多，商品率高达85.7%[8]。再如平汉、道清铁路的重要站点——新乡县的小冀镇，商业也是以棉花交易为主，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小冀棉”，主要经由铁路、公路销往汲县、郑州等地。据有关的资料记载，仅1931—1936年新乡县每年的棉花收购量就达960万公斤[9]。
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初期，豫北各县所生产的原棉，主要是先在平汉、道清铁路的重要站点——安阳、新乡两地集中，然后经京汉、道清铁路或卫河—南运河销往相关市场。安阳作为豫北地区重要的棉花集散地之一，集中了冀南、豫北的棉花，年集散约30万担，其后天津、石家庄、郑州、青岛、汉口纱厂日多，于是棉花出境，北达天津、石家庄，东至青岛、济南，南通郑州、汉口，转销上海[10]，只有少数粗绒运往邻县及山西等处。近代铁路对河南棉花种植业的专业化、区域化及商品化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结语
20世纪前半期，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初成，在大大缩短了河南到达沿海通商口岸时间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两地间区际贸易的规模化发展。在此情况下，不仅近代河南多数城镇的车站都因转运业、服务业的兴起而成为新兴城区，同时也使城镇化突破城墙的限制并沿铁路线延伸或向四周扩张，形成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空间格局[11]。
铁路通行之后，河南的城镇格局日渐向主要由区域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及小型城镇构成的城镇体系演变，各城镇的兴衰沉浮主要取决于是否处于铁路沿线或枢纽的位置；在城镇规模方面，旧城镇体系多以行政型城镇的级别为序，而新的城镇体系则打破了这一规则，一些新兴城镇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其被辖的府治、县治城镇，且这些新兴城镇在经济构成、职业构成、街市分布、等级规模、分布格局等方面具有了诸多鲜明特征[12]。
铁路的通行，使河南的区域经济中心发生转移且数量增多，这对农村人口迁移形成了极大地吸引力，从而给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由于河南各地与沿海各经济区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日渐增多，当地某些农业生产部门也走上商品化道路，进而加速了这些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然而，由于人口众多和经济落后，加之传统思想观念浓厚，河南各地的城镇化进程十分缓慢，日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 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351.
[2] 白眉初.鲁豫晋三省志——河南省志(3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1925:62.
[3] 新乡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新乡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1:504，18.
[4] 新乡市一商志编辑室.新乡市一商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18.
[5] 邵文杰.河南省志：第37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94.
[6] [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M].王晓毅，王地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1-25.
[7]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1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426.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C].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353.
[9] 新乡地区商业志编写组.新乡地区商业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02.
[10] 丛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51.
[11] 江沛，李丽娜.铁路与山西城镇的变动:1907—1937[J].民国档案，2007:57.
[12] 王先明，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地新兴市镇的发展(1905—1937)[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3):157.[责任编辑 柯 黎]
关键词：铁路；河南；豫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291-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河南的城镇化进程及城乡结构变动，在哪些方面及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铁路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河南经济社会史这一研究领域，以往学者已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因研究的视角、方法和关注点不同，故而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很大研究空间。因此，本文以1906—1937年间的豫北地区为个案，试对近代铁路与河南城乡结构变动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欲以此为基础揭示近代河南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及主要特征。
二、铁路通行推动了沿线城镇的兴起
据有关资料记载，截至20世纪初年，豫北新乡县的老县城（1900年前的县城）以西、卫河两岸仍为散落的自然村落。具体而言，卫河以南依次为姜庄、小王庄、小辛庄、城西庄、城南庄，西面铁道街一带为安城乡，铁路以西为三高村，西南为金家营；卫河以北为东王村，其西面为纸坊、牛村、黄岗等，村际之间除耕地外，皆为坑塘沼泽，荒坟野塚。
铁路通行之后，很快成为新乡县城城区拓展的强劲推力。及至1915年前后，京汉、道清铁路的交汇点——新乡火车站已与新乡县城连接贯通，并逐渐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为中心的商业区。1919年，通丰面粉公司、宏豫炼铁公司在新乡火车站附件建成，继而电力、机械、通讯等行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新乡的城区市政建设也大规模进行。1931—1937年间，新乡县城的中山大街、公安街、保安街、公义街等已修为碎石（砖）路面，并安装了少量路灯。至1930年代中期，新乡县城已发展为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的城镇。
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即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变化(包括数量上的增加、结构上的改变及质量上的变化等)[1]，其中，城市人口在数量上的增长是近代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铁路通行之后，豫北的新乡县城很快取代卫河沿岸的道口镇成为新的水陆交通枢纽，新乡县城的人口也随之剧增。据资料记载，1925年4月前新乡县城人口仅有10 000余人[2]，至1936年已达50 000多人[3]，而当时新乡县的人口总数共为266 296人（男140 886人，女125 410人[4]。
据民国时期学者的划分标准，人口数量在10 000—50 000人之间的居民聚居区即为城市，在50 000人以上者则为大城市。据有关资料记载，1936年已有50 000多人，其中仅较大的工商业户有400余家，小商业户则有1 000多户[3]。由此可知，新乡县城至1930年代中期已成为一个较大型城市。当然，即便按目前国外学界的分类方法，即10 000人以上便是大中型城市，当时新乡县城也已发展成为一个大中型城市。
民国初期，平汉、道清铁路的重要交汇点——新乡的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已相当发达。由于处于豫北地区水路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新乡县城也很快成为豫北地区以及周边数省的重要货物集散地。据有关资料记载，山西省东南部的铁货、粮食及豫北地区沁阳、济源、温县、孟县等地的土特产品，一般都是先经过道清铁路的清化站装车外运，然后经由平汉铁路或卫河—南运河转运北京、汉口、山东、天津等地；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百货、布匹、食盐和煤油等日用品，则主要是通过安阳、新乡、清化等火车站分发各地。
由于铁路通行所带来的“增长极”效应，铁路沿线及附近一带很快成为新兴工业、商业的集聚之地 ，如新乡县城的工商业多集中在姜庄、新华街和车站一带。1912年，新乡火车站的旅客发送量增至3.6万人，货物发送量增至14.8万吨，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河南最大的货运站[5]。在此情势下，新乡的城镇化进程发展较为迅速，很快超过“豫北三府”（即今河南的安阳、卫辉、沁阳三市）而成为首屈一指的水陆交通枢纽型城市。
三、铁路通行促进了沿线乡村的社会变迁
美国学者认为，乡村社会变迁包括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民数量减少；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联系加强；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趋势；城市和乡村价值观的差距逐渐缩小；大众传播工具和交通的改善等方面[6]。由于深处内陆腹地，豫北乡村社会变迁更不显著。铁路通行之后，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范围，豫北的社会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
明清之际，由于市场及区域互补的需要，河南一些农产品已有不同程度的商品化。由于交通落后造成的成本较昂，不仅使当地农副产品生产无法形成社会分工，也使其失去了大规模交换的可能（除非是高附加值、地域性强的产品）。铁路通行之后，在铁路沿线乡村推广新品种的成本大为降低，加之新品种推广初期带来的高附加值，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受此影响，豫北商品化的地区和部门的分布以及性质均发生重大变化。
铁路通行之后，一些新式经济作物首先在河南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推广。在长纤维的美国棉种传入之前，河南各地种植的传统中棉未加改良，遂造成棉种退化严重。如豫北地区生产的原棉，纤维粗短，难纺细纱，根本无法满足现代棉纱厂的生产需求。在此情势下，北京政府于1916年在彰德（今河南安阳市）设立直属模范植棉场，进行棉种改良试验。1919年起，河南省政府实业厅为改良棉种，每年春季无偿向农户散发棉花种子。与此同时，华北美棉培植研究所，也以汲县、延津、新乡等县作为推广种植良种棉的基地。
由于受交通便捷、市场范围扩大、效益较好等因素的影响，豫北的棉花种植业发展迅速，除了在棉田数量、皮棉产额方面均有较大增长外，还凸显出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的景象。民国初期，豫北地区已形成大面积种植棉花的现象[7]，其中棉田的90%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安阳、新乡、汤阴、获嘉等5个县，仅安阳县的棉产就占豫北棉产总额的50%以上。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23年豫北植棉业在平均亩产量较低的情况下，其年产数量和占全省百分比都已在全省排名第二，而棉田数量及占全省百分比则居全省第一。
20世纪前半期，在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带动下，豫北各产棉区的棉花商品率到达了较高水平。1935年因为大旱，安阳县棉花产量锐减，全年产额仅为7万担左右，而这一年安阳县运销上海、济南及汲县、郑州等地的棉花，仍有6万担之多，商品率高达85.7%[8]。再如平汉、道清铁路的重要站点——新乡县的小冀镇，商业也是以棉花交易为主，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小冀棉”，主要经由铁路、公路销往汲县、郑州等地。据有关的资料记载，仅1931—1936年新乡县每年的棉花收购量就达960万公斤[9]。
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初期，豫北各县所生产的原棉，主要是先在平汉、道清铁路的重要站点——安阳、新乡两地集中，然后经京汉、道清铁路或卫河—南运河销往相关市场。安阳作为豫北地区重要的棉花集散地之一，集中了冀南、豫北的棉花，年集散约30万担，其后天津、石家庄、郑州、青岛、汉口纱厂日多，于是棉花出境，北达天津、石家庄，东至青岛、济南，南通郑州、汉口，转销上海[10]，只有少数粗绒运往邻县及山西等处。近代铁路对河南棉花种植业的专业化、区域化及商品化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结语
20世纪前半期，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初成，在大大缩短了河南到达沿海通商口岸时间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两地间区际贸易的规模化发展。在此情况下，不仅近代河南多数城镇的车站都因转运业、服务业的兴起而成为新兴城区，同时也使城镇化突破城墙的限制并沿铁路线延伸或向四周扩张，形成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空间格局[11]。
铁路通行之后，河南的城镇格局日渐向主要由区域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及小型城镇构成的城镇体系演变，各城镇的兴衰沉浮主要取决于是否处于铁路沿线或枢纽的位置；在城镇规模方面，旧城镇体系多以行政型城镇的级别为序，而新的城镇体系则打破了这一规则，一些新兴城镇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其被辖的府治、县治城镇，且这些新兴城镇在经济构成、职业构成、街市分布、等级规模、分布格局等方面具有了诸多鲜明特征[12]。
铁路的通行，使河南的区域经济中心发生转移且数量增多，这对农村人口迁移形成了极大地吸引力，从而给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由于河南各地与沿海各经济区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日渐增多，当地某些农业生产部门也走上商品化道路，进而加速了这些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然而，由于人口众多和经济落后，加之传统思想观念浓厚，河南各地的城镇化进程十分缓慢，日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 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351.
[2] 白眉初.鲁豫晋三省志——河南省志(3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1925:62.
[3] 新乡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新乡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1:504，18.
[4] 新乡市一商志编辑室.新乡市一商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18.
[5] 邵文杰.河南省志：第37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94.
[6] [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M].王晓毅，王地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1-25.
[7]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1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426.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C].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353.
[9] 新乡地区商业志编写组.新乡地区商业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02.
[10] 丛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51.
[11] 江沛，李丽娜.铁路与山西城镇的变动:1907—1937[J].民国档案，2007:57.
[12] 王先明，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地新兴市镇的发展(1905—1937)[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3):157.[责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