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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小傳]
王经文,1928年生,1951年入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至65年任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指导员,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时候的第二任指导员,后历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宣传处长、团政治委员、警备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务。在职期间,先后荣立三等功五次,二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提前晋升军衔,荣获警备团、警备区、南京军区三级文化学习标兵,共青团第九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等。
八连的编制番号是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为什么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关于好的由来,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情况。
首先,好八连的“好”字是上海人民首先叫出来的。八连进驻上海的时候,它跟别的部队不一样,是从火车站进上海的。当时根据陈毅司令员的要求,有入城守则、几大纪律这么几项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扰民。八连进上海也没有扰民,晚上就露宿在火车站月台上。进驻上海后,八连住在青海路一个仓库里,仓库没窗户,铺上一块席子就睡在地上。上海老百姓的经历很多,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部队都看到了,国民党部队也看到了,但是这支部队从进上海开始的种种表现,感到不一样。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八连进上海以后,担负着南京路、西藏路、外滩军管会的警卫任务。八连的战士都是从农村来的,都是打着裹腿,穿着补丁衣服,扎着草鞋,站在霓虹灯下,警卫,巡逻,站岗。人们感觉这个连队好,与其他军队不一样。人们形容上海的环境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十里洋场,第二句是冒险家的乐园,还有一个是一口大染缸。有的不怀好意的人把钱包从楼上扔下来,八连同志不被诱惑,一脚把它踢开。有些不三不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来纠缠我们的巡逻哨兵,八连的同志严厉地斥责,敦促她们赶快走开。所以,从一切行动来讲,八连进驻上海,还沿袭着军队的本质,部队的传统,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南京路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上海人民看了那么多部队,感觉八连不一样,是好连队。所以叫出“好”八连。
再加上当时有个宣传干事叫吕兴臣在八连蹲点,把八连这些故事在《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些媒体上刊登。像战士一个脸盆用八年,底坏了,补补继续用。一口行军锅,用了十年,是一个老班长从战争年代把它背过长江,背到上海,背到南京路,一直用到1956年统一换装了,才把它丢掉。还有就是自己动手修岗楼,在外滩军管会门楼、站岗,岗楼坏了,自己动手修。自己打草鞋,连长星期天领着战士一块打草鞋。还有针线包,连长从战争年代把针线包包在包袱里面,带过长江,带到上海,星期天补衣服。这些小故事发表后,《解放日报》感到很新鲜,叫吕兴臣把这些文章串起来,综合写个通讯。于是,吕兴臣在1959年写了篇《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章,《解放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就这样,八连在大上海南京路花花绿绿的背景下,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发扬艰苦奋斗传统,通过媒体进一步传播开来。
八连为什么要保持这个传统?渡江之前,八连在镇江进行了整训。整训就是动员教育,入城时要注意什么?要遵守哪些问题?怎么样保护人民利益?其中对八连印象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整个解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艰巨,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过去在农村,现在进大城市了,可能有些人,经得起战争钢铁炮弹的考验,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所以提醒、告诫共产党人、解放军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怎样警惕?主席有个思想,要保持“两个务必”,八连就是据此践行毛主席思想,打在脑子,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在八连这些事迹的基础上,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了个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后影响很大,以后改拍了电影,成为经典,久远不衰。
我是1960年10月,调进八连作指导员的。那个时候八连的警卫任务已不在南京路了,搬到淮海中路1632号。我在这个连队当了5年指导员,60年到65年。我很幸运,在5年里经历了这么几件大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60年我来的时候,他们的编导、编剧有3个人,一个是南京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再一个是南京军区话剧团导演漠雁,还有一个就是吕兴臣,我们警备区的文化干事。他们在八连体验生活,了解八连。沈西蒙是部级干部,军区二级部部长,现在来讲是正师、正局级干部,他就住在八连,住在四班里,跟战士一块站岗、巡逻。八连有的时候搞生产,他也一块到龙华机场、江湾靶场搞生产。他们深入生活,对战士的一言一行体察、体会也很深刻,所以他们塑造的形象是以八连为原型,也不是光八连事迹,整个警卫部队的事迹也概括了。因为艺术来源于实践,又可以高于实践。这个剧先是在南京给首长演出,又从南京演到上海,可以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大家觉得太好看了,非常有新意,文艺性、有趣性都不同于一般。1963年上半年到北京演出,轰动京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部都看了,周总理工作那么忙,他看了七次。毛主席一生看话剧很少,据说只看两部话剧,另一部是《雷锋》。到中南海演出时,毛主席一边看一边谈笑风生,又是插话,又是鼓掌。在话剧里,童阿男私自离开连队,毛主席说,哎呦,童阿男你不能走啊,走就要犯错误。演完以后他走到上面去,跟演员握手、合影,说这部戏编得很好、演得很好,是一部好剧,要多演,让更多的人看。特别是童阿男一套军装丢掉了,老班长把它洗干净,叠整齐,在欢迎童阿男的会议上送给了童阿男,老班长说,穿着这军装,穿它一辈子。毛主席说好,好,好,连续叫了三个好。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对八连大力宣传,派了个记者编辑到八连了解了半个月,写了个稿子后回去,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感觉很不到位,没有充分反映出来。肖华又把老指导员刘仁福和我叫到北京去,住在《解放军报》社里,专门给他们汇报情况。可以说《解放军报》从51年开始创刊,到63年是第一次用四个版面,一整张登八连事迹。一篇通讯《艰苦奋斗代代相传》,一篇社论《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十个小故事,还写了编者按:八连故事说不完……第二天,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报全都转载。紧接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也都转载,这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一次宣传,比较深入广泛,让全国人民了解八连、知道八连。《解放军报》一个资深老记者说,八连的宣传和雷锋的宣传是在神州大地上爆炸了两颗精神原子弹。 第二件大事是國防部命名。1963年4月25号,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嘉奖令。这是解放军千千万万连队建国后第一次命名,以后才有红九连、硬六连呀。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要给八连命名?一个是根据人民的愿望、期昐,人民觉得八连好,在南京路上艰苦奋斗发扬传统保持本色,另外一个老帅们都熟悉毛泽东建国前警惕糖衣炮弹、保持“两个务必”的话。据传一个故事是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把进京比作赶考,要经得起执政考验,不学李闯王、不做李自成那样,进城后就昏昏然了,就腐败了、垮台了。中央领导人看到八连的事迹,想到当时的背景,进城的情况,感到这真是我们在14年前所期望的典型,所以就给八连命名了。当时信息不像现在这么快,开始是领导口头传达到连队,以后才正式传达了嘉奖令。5月5号,南京军区和上海市在上海召开了命名授奖大会,地点在福州路礼堂,大会开得隆重、庄严又热烈,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代表国防部在大会上宣布命令,并把一面大红旗授给八连,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大旗,落款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司令部。连长张继宝和我上台代表连队接受旗帜,我在左边连长在右边,许世友司令员把旗帜授给我们时,讲了一句份量很重的话:“不准抹黑”。
在这个会上,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表总政治部到会祝贺,并宣布八连当时主持工作的前后两任干部,即前任指导员刘仁福和连长刘裕民,以及现任的连长张继宝和我,还有第二指导员从志良,这五个人提前晋衔。部队通常给有功人员提前晋升军衔,前任两刘由上尉提前晋升到大尉军衔,我们三个由中尉晋升到上尉军衔,南空政委余立金宣布这个命令,这在和平时期是最高荣誉了。上海的领导同志都去了,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还有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等参加了。八连当时是132人,其他连队把我们从岗哨上换下来,让我们全都参加。那天连队像过年一样,非常热闹,杀了一口猪庆贺,全连同志心情激动,可以说132颗心沉浸在了喜悦、荣誉、幸福的海洋之中。
命名之后,朱德、陈云、陈毅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给八连题词,特别是毛主席看了报道以后,8月1号正好是建军节,也豪情满怀、挥笔赋诗《八连颂》,高度概括了八连的本质。
从《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八连大宣传,再到命名、中央领导题词、毛主席的《八连颂》,这些学完以后,大家找差距,就感到在上海主要是执勤任务,没有时间和地方搞训练。警备区党委向南京军区报告后,南京军区批准了:八连拉出大上海,开赴深山沟,集中一年大练兵,参加大比武。当时正好是1964年,从3月20日到次年3月20日,八连进驻上海后第一次拉出上海,到安徽滁县,这对八连是新的考验,但是环境不同,整个生活条件都起了很大变化。八连在市区有电灯,到山区训练没电灯,点煤油灯,战士自己用墨水瓶、牙膏管盖子做煤油灯,学习毛泽东著作;没有楼房,住的是草房,那是部队自己动手把茅草用土坯垒起来的草房;没床铺,睡在炕上,土坯垒起来的叫炕,一个排一个班排成一遛,炕上盖芦苇草。训练是摸爬滚打,风雨无阻,冬天要练三九,夏天要练三伏,很艰苦,许多战士瘦了几斤肉,咬着牙也要坚持下来。就这样,艰苦奋斗作风在新的环境下得到了发扬。
经过一年的训练,八连的军事技术得到很大提高。举几个例子,原来在市区投弹,平均每人只能投31米,到那边达到47米。原来连队的投弹能手,手榴弹甩出去50米就是第一名,到那儿去50%的人都达到投弹能手的标准。再有一个就是军事技术,经过考核的特等射手到那里后达到30%,原来也是很少几个。那时候正好南京军区在浙江湖州搞全军大比武,要求建制连队,包括通讯员、干部战士、卫生员,所有的人员一个不拉都要比武。其他先进连队、典型连队都是长期训练,只训练了一年的八连起初信心不足,但比下来成绩不错,受到军区领导表扬。军区首长讲,八连基础差、时间短,但是军事技术进步很快。军区在会上还让八连党支部代表发言,介绍经验。总之经过这次训练,八连就向毛主席“军事好,如霹雳”的要求跨了一大步。
我在八连主要是经历了这么几件大事,这些大事既是荣誉,又是新的锻炼。现在八连的班子已经换到第21任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八连到底是怎么样使艰苦奋斗代代相传?我把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没有变。第一是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没有变,第二是维护人民宗旨、思想没有变,第三是艰苦奋斗传统作风没有变,第四是拒腐蚀、永不沾这个思想品德没有变,第五是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这个作用没有变,还有就是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变。所以说,不管形势、任务、环境怎么变,八连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
为什么不变?有几条传统的经验:一条是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八连的党支部不是个人说了算,真正体现了集体的领导。我们那时是7位支委组成,现在是5位支委组成,支部委员领导是靠集体的智慧,谁的办法好,谁的主张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另外在八连支部,党员、班长可以批评、监督干部。所以它有战斗力,能够接受群众监督,群众也勇于监督,这样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第二点是思想教育很深入、很实在、很有效,八连的传统教育不只靠书本讲的,它是学精神、重实践。老班长的一双袜子,就是农村自己手织的老布袜子,进上海以后,他不丢,仍然穿着它,老指导员感到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具体实践,就用一双袜子给全连上党课。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总之思想教育做得很活,很能深入人心,很能感动人。第三是干部善于动脑,善于想办法。老指导员刘仁福有四个想一想:想一想可以想出问题,想一想可以想出办法,想一想可以避免犯错误,想一想可以提高自己。毛主席在《八连颂》里也是讲“分析好,大有益”,他把它具体化成这四个想一想。第四是干部作风很深入,联系群众,和战士打成一片,对战士了如指掌。那时候一块推粪车,两个人推一个粪车,共同挑大粪,共同施肥,共同刨地,共同打草鞋,生活在一起,战士就无话不说。再加上我们党员很会做工作,好事有人夸,不好的苗头也有人抓,有人规劝,这个不能做,这个不符合传统,这个违背我们连队的习惯作法,所以连队风气很好,传统才能代代相传。
王经文,1928年生,1951年入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至65年任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指导员,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时候的第二任指导员,后历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宣传处长、团政治委员、警备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务。在职期间,先后荣立三等功五次,二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提前晋升军衔,荣获警备团、警备区、南京军区三级文化学习标兵,共青团第九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等。
八连的编制番号是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为什么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关于好的由来,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情况。
首先,好八连的“好”字是上海人民首先叫出来的。八连进驻上海的时候,它跟别的部队不一样,是从火车站进上海的。当时根据陈毅司令员的要求,有入城守则、几大纪律这么几项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扰民。八连进上海也没有扰民,晚上就露宿在火车站月台上。进驻上海后,八连住在青海路一个仓库里,仓库没窗户,铺上一块席子就睡在地上。上海老百姓的经历很多,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部队都看到了,国民党部队也看到了,但是这支部队从进上海开始的种种表现,感到不一样。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八连进上海以后,担负着南京路、西藏路、外滩军管会的警卫任务。八连的战士都是从农村来的,都是打着裹腿,穿着补丁衣服,扎着草鞋,站在霓虹灯下,警卫,巡逻,站岗。人们感觉这个连队好,与其他军队不一样。人们形容上海的环境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十里洋场,第二句是冒险家的乐园,还有一个是一口大染缸。有的不怀好意的人把钱包从楼上扔下来,八连同志不被诱惑,一脚把它踢开。有些不三不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来纠缠我们的巡逻哨兵,八连的同志严厉地斥责,敦促她们赶快走开。所以,从一切行动来讲,八连进驻上海,还沿袭着军队的本质,部队的传统,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南京路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上海人民看了那么多部队,感觉八连不一样,是好连队。所以叫出“好”八连。
再加上当时有个宣传干事叫吕兴臣在八连蹲点,把八连这些故事在《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些媒体上刊登。像战士一个脸盆用八年,底坏了,补补继续用。一口行军锅,用了十年,是一个老班长从战争年代把它背过长江,背到上海,背到南京路,一直用到1956年统一换装了,才把它丢掉。还有就是自己动手修岗楼,在外滩军管会门楼、站岗,岗楼坏了,自己动手修。自己打草鞋,连长星期天领着战士一块打草鞋。还有针线包,连长从战争年代把针线包包在包袱里面,带过长江,带到上海,星期天补衣服。这些小故事发表后,《解放日报》感到很新鲜,叫吕兴臣把这些文章串起来,综合写个通讯。于是,吕兴臣在1959年写了篇《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文章,《解放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就这样,八连在大上海南京路花花绿绿的背景下,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发扬艰苦奋斗传统,通过媒体进一步传播开来。
八连为什么要保持这个传统?渡江之前,八连在镇江进行了整训。整训就是动员教育,入城时要注意什么?要遵守哪些问题?怎么样保护人民利益?其中对八连印象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整个解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艰巨,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过去在农村,现在进大城市了,可能有些人,经得起战争钢铁炮弹的考验,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所以提醒、告诫共产党人、解放军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怎样警惕?主席有个思想,要保持“两个务必”,八连就是据此践行毛主席思想,打在脑子,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在八连这些事迹的基础上,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了个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后影响很大,以后改拍了电影,成为经典,久远不衰。
我是1960年10月,调进八连作指导员的。那个时候八连的警卫任务已不在南京路了,搬到淮海中路1632号。我在这个连队当了5年指导员,60年到65年。我很幸运,在5年里经历了这么几件大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60年我来的时候,他们的编导、编剧有3个人,一个是南京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再一个是南京军区话剧团导演漠雁,还有一个就是吕兴臣,我们警备区的文化干事。他们在八连体验生活,了解八连。沈西蒙是部级干部,军区二级部部长,现在来讲是正师、正局级干部,他就住在八连,住在四班里,跟战士一块站岗、巡逻。八连有的时候搞生产,他也一块到龙华机场、江湾靶场搞生产。他们深入生活,对战士的一言一行体察、体会也很深刻,所以他们塑造的形象是以八连为原型,也不是光八连事迹,整个警卫部队的事迹也概括了。因为艺术来源于实践,又可以高于实践。这个剧先是在南京给首长演出,又从南京演到上海,可以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大家觉得太好看了,非常有新意,文艺性、有趣性都不同于一般。1963年上半年到北京演出,轰动京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部都看了,周总理工作那么忙,他看了七次。毛主席一生看话剧很少,据说只看两部话剧,另一部是《雷锋》。到中南海演出时,毛主席一边看一边谈笑风生,又是插话,又是鼓掌。在话剧里,童阿男私自离开连队,毛主席说,哎呦,童阿男你不能走啊,走就要犯错误。演完以后他走到上面去,跟演员握手、合影,说这部戏编得很好、演得很好,是一部好剧,要多演,让更多的人看。特别是童阿男一套军装丢掉了,老班长把它洗干净,叠整齐,在欢迎童阿男的会议上送给了童阿男,老班长说,穿着这军装,穿它一辈子。毛主席说好,好,好,连续叫了三个好。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对八连大力宣传,派了个记者编辑到八连了解了半个月,写了个稿子后回去,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感觉很不到位,没有充分反映出来。肖华又把老指导员刘仁福和我叫到北京去,住在《解放军报》社里,专门给他们汇报情况。可以说《解放军报》从51年开始创刊,到63年是第一次用四个版面,一整张登八连事迹。一篇通讯《艰苦奋斗代代相传》,一篇社论《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十个小故事,还写了编者按:八连故事说不完……第二天,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报全都转载。紧接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也都转载,这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一次宣传,比较深入广泛,让全国人民了解八连、知道八连。《解放军报》一个资深老记者说,八连的宣传和雷锋的宣传是在神州大地上爆炸了两颗精神原子弹。 第二件大事是國防部命名。1963年4月25号,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上海警备区某部三营八连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嘉奖令。这是解放军千千万万连队建国后第一次命名,以后才有红九连、硬六连呀。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要给八连命名?一个是根据人民的愿望、期昐,人民觉得八连好,在南京路上艰苦奋斗发扬传统保持本色,另外一个老帅们都熟悉毛泽东建国前警惕糖衣炮弹、保持“两个务必”的话。据传一个故事是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把进京比作赶考,要经得起执政考验,不学李闯王、不做李自成那样,进城后就昏昏然了,就腐败了、垮台了。中央领导人看到八连的事迹,想到当时的背景,进城的情况,感到这真是我们在14年前所期望的典型,所以就给八连命名了。当时信息不像现在这么快,开始是领导口头传达到连队,以后才正式传达了嘉奖令。5月5号,南京军区和上海市在上海召开了命名授奖大会,地点在福州路礼堂,大会开得隆重、庄严又热烈,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代表国防部在大会上宣布命令,并把一面大红旗授给八连,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大旗,落款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司令部。连长张继宝和我上台代表连队接受旗帜,我在左边连长在右边,许世友司令员把旗帜授给我们时,讲了一句份量很重的话:“不准抹黑”。
在这个会上,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表总政治部到会祝贺,并宣布八连当时主持工作的前后两任干部,即前任指导员刘仁福和连长刘裕民,以及现任的连长张继宝和我,还有第二指导员从志良,这五个人提前晋衔。部队通常给有功人员提前晋升军衔,前任两刘由上尉提前晋升到大尉军衔,我们三个由中尉晋升到上尉军衔,南空政委余立金宣布这个命令,这在和平时期是最高荣誉了。上海的领导同志都去了,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还有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等参加了。八连当时是132人,其他连队把我们从岗哨上换下来,让我们全都参加。那天连队像过年一样,非常热闹,杀了一口猪庆贺,全连同志心情激动,可以说132颗心沉浸在了喜悦、荣誉、幸福的海洋之中。
命名之后,朱德、陈云、陈毅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给八连题词,特别是毛主席看了报道以后,8月1号正好是建军节,也豪情满怀、挥笔赋诗《八连颂》,高度概括了八连的本质。
从《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八连大宣传,再到命名、中央领导题词、毛主席的《八连颂》,这些学完以后,大家找差距,就感到在上海主要是执勤任务,没有时间和地方搞训练。警备区党委向南京军区报告后,南京军区批准了:八连拉出大上海,开赴深山沟,集中一年大练兵,参加大比武。当时正好是1964年,从3月20日到次年3月20日,八连进驻上海后第一次拉出上海,到安徽滁县,这对八连是新的考验,但是环境不同,整个生活条件都起了很大变化。八连在市区有电灯,到山区训练没电灯,点煤油灯,战士自己用墨水瓶、牙膏管盖子做煤油灯,学习毛泽东著作;没有楼房,住的是草房,那是部队自己动手把茅草用土坯垒起来的草房;没床铺,睡在炕上,土坯垒起来的叫炕,一个排一个班排成一遛,炕上盖芦苇草。训练是摸爬滚打,风雨无阻,冬天要练三九,夏天要练三伏,很艰苦,许多战士瘦了几斤肉,咬着牙也要坚持下来。就这样,艰苦奋斗作风在新的环境下得到了发扬。
经过一年的训练,八连的军事技术得到很大提高。举几个例子,原来在市区投弹,平均每人只能投31米,到那边达到47米。原来连队的投弹能手,手榴弹甩出去50米就是第一名,到那儿去50%的人都达到投弹能手的标准。再有一个就是军事技术,经过考核的特等射手到那里后达到30%,原来也是很少几个。那时候正好南京军区在浙江湖州搞全军大比武,要求建制连队,包括通讯员、干部战士、卫生员,所有的人员一个不拉都要比武。其他先进连队、典型连队都是长期训练,只训练了一年的八连起初信心不足,但比下来成绩不错,受到军区领导表扬。军区首长讲,八连基础差、时间短,但是军事技术进步很快。军区在会上还让八连党支部代表发言,介绍经验。总之经过这次训练,八连就向毛主席“军事好,如霹雳”的要求跨了一大步。
我在八连主要是经历了这么几件大事,这些大事既是荣誉,又是新的锻炼。现在八连的班子已经换到第21任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八连到底是怎么样使艰苦奋斗代代相传?我把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没有变。第一是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没有变,第二是维护人民宗旨、思想没有变,第三是艰苦奋斗传统作风没有变,第四是拒腐蚀、永不沾这个思想品德没有变,第五是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这个作用没有变,还有就是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变。所以说,不管形势、任务、环境怎么变,八连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
为什么不变?有几条传统的经验:一条是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八连的党支部不是个人说了算,真正体现了集体的领导。我们那时是7位支委组成,现在是5位支委组成,支部委员领导是靠集体的智慧,谁的办法好,谁的主张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另外在八连支部,党员、班长可以批评、监督干部。所以它有战斗力,能够接受群众监督,群众也勇于监督,这样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第二点是思想教育很深入、很实在、很有效,八连的传统教育不只靠书本讲的,它是学精神、重实践。老班长的一双袜子,就是农村自己手织的老布袜子,进上海以后,他不丢,仍然穿着它,老指导员感到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具体实践,就用一双袜子给全连上党课。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总之思想教育做得很活,很能深入人心,很能感动人。第三是干部善于动脑,善于想办法。老指导员刘仁福有四个想一想:想一想可以想出问题,想一想可以想出办法,想一想可以避免犯错误,想一想可以提高自己。毛主席在《八连颂》里也是讲“分析好,大有益”,他把它具体化成这四个想一想。第四是干部作风很深入,联系群众,和战士打成一片,对战士了如指掌。那时候一块推粪车,两个人推一个粪车,共同挑大粪,共同施肥,共同刨地,共同打草鞋,生活在一起,战士就无话不说。再加上我们党员很会做工作,好事有人夸,不好的苗头也有人抓,有人规劝,这个不能做,这个不符合传统,这个违背我们连队的习惯作法,所以连队风气很好,传统才能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