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陈国恩是老朋友了。究竟有多“老”？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这是罪愆，那么我犯的罪，也是所有老朋友们最容易犯的罪——仗着友谊天长地久般的“老”，也就由来忽视它，因为它总在那里，近乎日用而不知，像每一口的空气和一日三餐。如果有人突然问我：陈国恩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许一时之间会瞠目结舌：“瞠目”，是因为这居然可以是个问题；“结舌”，是因为实则我自己也一时找不出个合适的词。
　　如果一定要找个词语，能找的大概是——“不合时宜”，但我不会让这个词语脱口而出，我会紧紧捂住它。单单是想到这个词语，就已经把我自己也给吓了一大跳。我能够想象到的情景，大致是如此，所有熟悉或者哪怕不那么熟悉而仅仅是知道他的人，都会微笑着摇头反对：这完全不可能。国恩形象温文尔雅、庄重大方，做事不急不躁、稳妥利索，对人笑脸相迎、友善和蔼，何来一丝一毫的“不合”？
　　我还是想清理一下自己为何会有如此古怪的念头。
　　27年前的秋季，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入学的博士生新生一共有五人，国恩、川鄂跟着易竹贤先生，箭飛、韩国前来留学的韩相德和我跟着陆耀东先生。虽然其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之前的80年代十年，是一个对文学有着狂热信仰的变态年代。十年间产出了大批文学青年，正在成长为以后各个时代的“遗老”。辨识的标配大致就是抽烟喝酒踢球打架以及谈文学追女人。比我们都年长的国恩同学，在这种时代的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虽然他对谁都很真诚友善。
　　我跟国恩是外地来汉者，统一住进湖滨宿舍，且同居一室。对门住着同样外地来汉的高一届攸欣师兄。湖滨宿舍，离武汉大学凌波门大约不如一个标准操场的跑道长，门外即是偌大的东湖。“湖滨”听起来诗情画意，但其时闻起来可是另外一种味道。梅雨时节，高温、闷热之下，湖里的傻白鲢或者蠢鲫鱼会时不时在各处浮头，有学生就拿着塑料袋，沿着湖边寻机捕捞，全然不顾死鱼烂虾的腥臭。到了秋末，湖边满地摇蚊密密麻麻，在空中漫天飞舞。它们沉默着生死，并不聚蚊如雷。从湖滨宿舍到凌波门外的东湖边散步，必然穿过厚实的空中屏障，如同崂山道士穿墙而过。
　　这还不算什么。宿舍空间狭小，环境逼窄，不像韩相德一家所在的枫园留学生公寓，那里门禁森严，“外人禁止入内”。我在宿舍房间吞云吐雾，国恩因为不抽烟，大致是在默默忍受。烟雾缭绕之下，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度过那水深火热的一年。多年以后，每次见面，我都为此深感抱愧。他则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不花一分钱，就吸了不少烟香，也是赚了！半点责备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进一步帮助我回忆和总结戒烟的基本规律：首先发誓这次真的要戒了。然后非常坚决地将烟和打火机从二楼的窗户直接扔出去。同时顺便瞟着究竟扔到哪里了。最后，一般不会超过前后一个整天，再下楼把它们捡回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未竭，如此反复以至于今，终于成为每次聚会时候的笑谈。
　　他不抽烟，不斗酒，不打架只劝架，不像我一样每天踢球，不像川鄂每晚看球还写足球评论，甚至也不招蜂引蝶，空费了那么一副帅气的外表，我们常常以开玩笑的方式激将他，但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除了文学是我们的专业，自不待言，国恩真正擅长的，往往是文学青年不擅长的。也许因为他曾经在工厂做过工，他对各类机械有着迷之自信。从自行车到各类家用电器，从枪支弹药到两岸关系，从各国时政到世界局势，大概没有他不知道的。我甚至至今仍然相信，如果有足够的零件，他绝对能够自己组装一台汽车，而绝大多数文学青年想到这就感觉头大。
　　于是，得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要做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我猜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们看不出来国恩跟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从他的导师易竹贤先生那里也看不出来。那时我们有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负责博士生们的学习，除了陆老师、易老师两位先生以外，还有其他几位先生一起组成七人指导小组：孙党伯、陈美兰、黎山尧、於可训、龙泉明。虽然指导小组的教授们学识声名上甚是豪横，但对我们这些学生都亲善得有些过分。我们既可在导师陆耀东先生家里混吃混喝，也可以到国恩、川鄂导师易竹贤先生家里蹭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易先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袋重庆火锅底料，易先生和师母兴忙前忙后在自己家里做火锅请同学们。火锅在当时甚是稀罕，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吃货”一说。重庆火锅、重庆小面还主要是重庆人的日常饮食。眼看锅里清水翻滚，易先生从一袋火锅底料中小心翼翼掰下一小块儿，又掰下一小块儿，不停地扭头询问我这重庆人：“够了吧？这下够了吧？”我估摸着他是将火锅底料包当成深水炸弹了，要不断测试这玩意儿的威力，这大概正是从杜威、胡适一路过来的实证主义态度。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即刻就想告诉他，不是这么一点点的往里面掰，而是整袋往锅里丢。求学过程中，易老师不断警告我们的，正是掰火锅料般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真的非常不浪漫，但绝对严谨。
　　更要命的是，虽然身处浪漫文学时代的夕照，但浪漫主义文学已经不再时髦。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很少有人再谈论浪漫主义这个话题了，它显然不是时代所需，也不是时代风尚所在。正如国恩清醒地意识到的那样，在很长时段中，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浪漫主义一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文学现象，且被判定早在20年代末期就业已消亡，后来的学界更是出于对伪浪漫主义的极端厌恶，大多对浪漫主义采取不屑一顾的否定态度。“总体上看，对浪漫主义，尤其是对作为一种思潮的浪漫主义的研究仍然显得冷清，不能跟它在文学史上曾一度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的重要地位相称。”（《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后记）那个时候学界盛行的是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川鄂和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分别是自由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我们理所当然觉得这是时代或者时尚赋予我们的权利，却被国恩轻易地让渡了。
　　事实上，我们最后走到了一起。国恩最终将浪漫主义指认为人类文明史上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时的产物。自由精神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制约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形态和形态转换，也决定了它在新时期的最后消亡。因为此时期原本处在浪漫主义层面的自由原则已不再是解放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思考，被赋予了现代主义哲学有关存在本身的色彩。于是，殊途同归。国恩在博士论文中精彩的论证，当时就得到了张炯、钱理群、黄曼君、王先霈诸位前辈的高度赞扬。华中师范大学黄曼君先生为此专门著文，称赞其“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情感张力，做到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的相互交融”，“是一部富有创见和文采的优秀著作，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一部富有创见和文采的新著——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另发表书评8篇，肯定其学术创新。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见识过国恩的优秀。博士生入学之时，他就已经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时间的高校教学经验。我们还在埋头读书，来不及写作刊物论文的时候，他读博期间很快就在《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学术研究论文，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提及论文发表情形，但无形中对同届同学都产生了巨大压力。每次不管在哪里偶遇我自己的导师陆耀东教授，老先生总会笑眯眯且意味十足地问起：最近写了什么？我知道他的标准是国恩，吓得我曾经半夜梦中惊醒，真正体会“垂死梦中惊坐起”的滋味。
　　毕业以后，国恩从原来任教的宁波调入武汉大學。我后来也从重庆的大学调到武汉，再度同城。这期间参加过他主持筹办的多种大小型会议，看到他依然彬彬有礼地招待各方与会者。再往后，武汉大学门前的八一路，在市政的道路建设中进一步延伸，其延长线就几乎伸到华中科技大学所在的喻家山脚。珞珈山和喻家山就这样相看两不厌。不过，我跟国恩之间的联系并未因此更频繁，虽然在各种会议中也偶尔相见，继续边开玩笑边总结我戒烟的规律。记得有一年，国恩要我们再续前缘，说约上川鄂，大家一起扩展、修订之前的博士论文，分别将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话题扩展，往前推进。我没有答应。客观上讲我身在国外，资料难齐；从主观上讲，我对主义已经逐渐丧失了当初的兴趣和热情。也正是这种丧失，让我领悟到陈国恩当初选题时的与众不同。如果说川鄂跟我的选题明显具有时代特殊的气息，那也是我们的权利，而国恩的选题则暗含了他的人生智慧。他没有像我们这样积极地投身于最热闹的话题领域，而是转身投向一个看似早已过时的、时隐时现的思潮。他没有追逐时代的浪潮，而是在这热闹之外保持着某种冷静和清醒。当然，回顾这些年的学术研究，追问这种研究的意义，也许会发现，学术与时代的关联中，“自由”依然只是愿景，“现代”不过是标签——多少不同时代的人生活在眼下这同一时代？而“浪漫”剩下的是越来越盲目的狂热。说到底，如果可以借用同城诗人张执浩的说法——“我靠败笔为生，居然乐此不疲”，这大概是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说法了。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更多的联系还是来自微信朋友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天天“见面”。国恩是少数几个愿意发送各方面信息的朋友。信息来自方方面面，可见他是以此坦诚相见的人，也是一个愿意发表意见的人——他不但转而且说，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再度确证了，国恩真的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唯一明智的做法是隐藏自己。他不这样，反其道而行之，大概绝不愿意把世界让渡给那些胡说八道。
　　这时，陈国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浪漫主义者，使得我越来越相信他的人生智慧。的确，任何一个时代肯定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坏。疫情期间，我被隔离在故乡的宾馆，远离被病毒围困的武汉。那一时间，各种坏消息充斥着朋友圈。我们迎面撞上疫情，各种猜测、算计、谴责、愤怒、意义、价值，惊恐万状有如过山车。其时，至少对我而言，最有价值的信息正好是来自这个老友的微信图片：空旷的武大校园中，国恩时不时晒出遛狗的场景，小狗多多不看手机，不看微信微博，不关心时事新闻，对疫情一无所知。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看起来跟平日的溜达没什么两样，其间甚至还私奔了一次。武汉围城解封以后，多多生下三只小狗。我家领养了一只，取名Nicky，约定等到校园开放，岁月静好的那一天，要带回去让母子团聚。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是对的：国恩从来就不合时宜，或者更准确的表述也许应该是，“时宜”不宜，他因此不合时宜。
　　作 者： 王毅，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当代诗歌、文学批评。著有《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艾芜传》《文本的秘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