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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千多年前的平民思想家墨子，其思想体系中的“兼爱”、“尚贤”、“节用”等蕴含着人际关系处理、社会机制建立、重建民风的理念，但其思想体系也有着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空想性。批判地吸收墨子的平民和谐理想，对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墨子；平民；和谐理想；绝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243-03
在中华文化创制的轴心时代，墨家、儒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和谐理想的设计和追求。儒家讲和谐，建立在“礼”的基础上，强调等级秩序；道家讲和谐，坚持消除等级和世间一切差别，不大现实。墨子讲和谐，倡导兼爱、尚贤、节用、节葬、节乐等观念，与儒道两家相比，具有浓重的平民色彩。重新挖掘墨子的和谐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绝学”中的智慧
（一）兼爱：人际关系的和谐理想
“兼相爱，交互利”可以说是贯穿墨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红线。墨子之爱，首先在“兼”、“利”上体现出其独特的平民色彩。
通过观察当时社会现象，墨子得出造成社会混乱状态的原因：个人自爱而不兼爱，尤其是统治阶级为了各自的私利而不择手段，造成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尖锐。墨子对症下药，提出兼爱，将爱己之心施之于他人，由此形成互敬互爱的局面。“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 ……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 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 视人身若其身,谁贼? 故盗贼亡有。”(《墨子·兼爱〈上〉》)
儒家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有差等的“仁爱”。墨子强调“兼爱”，爱无差等。“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又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墨子·兼爱〈中〉》)墨子推崇人们突破血缘、等级差别的约束，兼爱各种不同的人，实质是对宗法道德和等级制度的一种否定和突破。
墨子讲“兼爱”，强调义利并举。“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墨子倡说“兼爱”着眼于实利，他认为“爱”与“利”密不可分。［1］“仁人之事，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者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兼爱〈下〉》）要求尊重和支持个人的物质利益，反对统治阶级对劳动大众个人利益的掠夺。而儒家强调推己及人，从主体修养的角度要求人们尽义务，是不需要对方回应的一种道德境界的自我升华，谋道不谋食，与物质利益无关。［2］因此，儒家言爱，重义轻利；墨家言爱；义利并举。“兼相爱，交相利”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符合人的自然属性，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这样就做到了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可以说现代和谐思想同墨家“兼爱”思想中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3］
（二）尚贤：社会机制的和谐理想
任人唯贤并非由墨子最先提出，但墨子的“尚贤”论最完善，在选贤、用贤、聚贤各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主张通过机制意义上的平等来实现打破专制，以平民的参政来打通社会上下阻隔，实现机制层面的宽松和谐局面。
墨子认为，“尚贤”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国之兴衰成败，关键在于用人。 强调任用贤才时不计出身贵贱，以能力为准。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为进贤。”（《墨子·尚贤〈上〉》）春秋之前官吏的选拔任用一直是沿袭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世卿世禄制度，任人唯亲。而墨子站在对立面，主张平民参政,表达了劳动人民要求平等、渴望重视的心声，可以说是最早的民权思想家。墨子本人因其崇高的精神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是我国第一位“替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称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圣人”。他还主张在实践中选拔人才，不单要对被选拔者察“其言”，还要观“其行”；要考查“其得义”，还要考核“其思虑”，全面衡量一个人。
墨子尚贤，提倡“置三本”— “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与之事，断与之令”，即高爵、重禄、职权。贤能之士乃“国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墨子·尚贤〈中〉》）有学者将“三本”的实质归纳为三点：第一，为士打通进入政界之路，提高士的经济地位；第二，造就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实行官僚政治；第三，这也是一种高级文化政策。依据能力选拔能人，并给予利益和权力，使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发挥其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主体性作用。［4］
（三）节用：重建民风的和谐理想
平民出身的墨子坚持“节用”、“节葬”及“非乐”。“节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5］讲究实用，落脚点都在利民利国上。
生产方面，他强调必需品的生产，反对将劳动力浪费在奢侈品上面。“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革贵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尚贤〈下〉》）他认为天下无论哪一行业，各自从事所擅长的技能，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即可，反对奢侈浪费。
消费方面，墨子以实用为原则，抵制奢靡的社会风气，打破等级差别，无论王公大人还是平民百姓，在日常消费方面应遵守同样的标准。饮食方面，“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衣着方面，“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住房方面，“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 交通方面，“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
在墨子看来,统治阶层活着挥霍民衣食之财,死亡也造成极大的浪费。曰：“此存夫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裘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存夫诸侯死者,虚府库,然后金玉珠玑比夫身,纶组节节约车马藏夫圹；又必多为屋幕……齿革,寝而埋之,而后满意。”（《墨子·节葬〈下〉》）因此，墨子强烈主张“节葬”。
此外，墨子主张“非乐”。他认为造乐器劳民伤财，“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上〉》）；演奏占去劳动者生产时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墨子·非乐〈上〉》）；听音乐占去了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时间，“今大钟鸣鼓、琴瑟竿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肃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墨子·非乐〈上〉》）。
有学者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角度思考墨子“节用”等思想的现实意义。他们提倡现代人效法墨子“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的原则，落实节约的行为；效法墨子在实践中亲自躬行，身先表率的作风，各级领导要在节约资源上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墨子的“节俭则昌，淫佚则亡” 思想把节俭提升到有关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高度，我国中央政府也应该效法墨子，把节俭提高到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让全社会的人都意识到节约资源的重要性。［6］
二、画饼救世：平民和谐理想内在矛盾和空想性
基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剥削、压迫、战争、残杀等一切不和谐的存在，墨子开出了“兼爱”这一药方，强烈反对血缘、阶级、等级等限制，却不否定当时的财产关系、等级关系和社会秩序，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只要私有制、阶级存在，就有阶级剥削与压迫，天下人兼相爱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墨子兼爱说是想当然而不可能当然，缺乏理论思维上的深度，谈不上什么重要的实践意义了，难怪乎墨学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中由显而绝。
他“尚贤”，希冀抛开贫富、尊贵、血缘等条件，但不否定等级差别；他强调“节用”，抨击上层社会侈靡的风气，重视生产，重视节约，甚至苛刻到不爱惜人身体，“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庄子·天下》）这样苦行僧的生活，再加上严格的组织形式为一般人难于接受和坚持，导致其思想的继承者和信行者越来越少了。此外，墨子将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寄托在某个明君的身上，未免太过于被动。
从当时生产力水平来看，墨子的诸多和谐主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未能付诸实践。显然，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提出这些观点的，强调平民阶级的利益，并有悖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首先，统治阶级是不会主动降低其消费标准的，不愿放弃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统治阶级忙着扩大自己的地盘，忙着权力的争夺，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完全背离了他们的现实需求；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忌讳墨家学说，这是因为墨子的思想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威胁，例如，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贵义》篇载：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献书，惠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不用，使穆贺以老辞。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贼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楚惠王只称赞墨子书为“良书”，却不采纳，只是出于礼貌，派穆贺婉言辞谢，这说明墨子的主张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没能改变统治者的行为主张。
三、“绝学”未绝：墨子的平民和谐理想散发出现代光芒
然而，墨子的和谐理想的先进性仍然是值得认可的。“兼爱”、“非攻”着眼于全人类共存的和谐理想，虽说长时间没有实践的力量，但是具有很强的道德评价意义；“尚贤”着眼于社会层次差别，藉此建立清明的社会机制，人人有所作为；“节用”着眼于利民而利国，如能结合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贯彻执行，必将有利于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一种先进的精神能否被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决定于相应的社会条件是否具备，而不取决于主观意愿，所以在某些时代，墨子思想未必风行，但这不代表没有现实意义。尽管墨子的和谐思想产生于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春秋战国之交，但现在看来，墨子的主张还是有着冷静而深刻的内涵，具有时代超越性。当前社会上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任人唯亲、官员腐败、分配不公、执法不严、高投入、低产出、消费浪费等等。近年来，我们也饱尝了破坏环境发展经济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的恶果：非典、禽流感、海啸、泥石流等等。墨家和谐思想比起儒家和道家的和谐思想要全面和具体得多，墨子从分析和思考先秦社会失范及其造成失范的因缘中，提出了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基本条件。［7］
和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 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与墨子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墨子提倡“非乐”，在当下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禁乐”，而应当理解为“节乐”，反对奢华靡靡之音；今天，我们提倡勤俭并不是提倡“守财奴 ”、“铁公鸡”，而是要提倡“量入为出”的健康消费观，“俭以修身”、“俭以养德”。所以说，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只是简单死板地套用墨子的思想，而应当从当下发展的需求出发，积极地从墨子思想中间汲取有益养分。
参考文献：
［1］水渭松.国学经典导读·墨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44.
［2］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80
［3］李展.墨家和谐思想的渊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04) .
［4］王建华.略论墨子“尚同”、“尚贤”的政治主张［J］.学海，1999，（04）.
［5］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
［6］杨飞，刘海华，辛宇鹤.墨子的“节用”思想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07，(06).
［7］朱传棨.墨家和谐思想基本特征刍议［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03).
关键词：墨子；平民；和谐理想；绝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243-03
在中华文化创制的轴心时代，墨家、儒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和谐理想的设计和追求。儒家讲和谐，建立在“礼”的基础上，强调等级秩序；道家讲和谐，坚持消除等级和世间一切差别，不大现实。墨子讲和谐，倡导兼爱、尚贤、节用、节葬、节乐等观念，与儒道两家相比，具有浓重的平民色彩。重新挖掘墨子的和谐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绝学”中的智慧
（一）兼爱：人际关系的和谐理想
“兼相爱，交互利”可以说是贯穿墨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红线。墨子之爱，首先在“兼”、“利”上体现出其独特的平民色彩。
通过观察当时社会现象，墨子得出造成社会混乱状态的原因：个人自爱而不兼爱，尤其是统治阶级为了各自的私利而不择手段，造成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尖锐。墨子对症下药，提出兼爱，将爱己之心施之于他人，由此形成互敬互爱的局面。“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 ……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 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 视人身若其身,谁贼? 故盗贼亡有。”(《墨子·兼爱〈上〉》)
儒家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有差等的“仁爱”。墨子强调“兼爱”，爱无差等。“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又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墨子·兼爱〈中〉》)墨子推崇人们突破血缘、等级差别的约束，兼爱各种不同的人，实质是对宗法道德和等级制度的一种否定和突破。
墨子讲“兼爱”，强调义利并举。“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墨子倡说“兼爱”着眼于实利，他认为“爱”与“利”密不可分。［1］“仁人之事，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者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兼爱〈下〉》）要求尊重和支持个人的物质利益，反对统治阶级对劳动大众个人利益的掠夺。而儒家强调推己及人，从主体修养的角度要求人们尽义务，是不需要对方回应的一种道德境界的自我升华，谋道不谋食，与物质利益无关。［2］因此，儒家言爱，重义轻利；墨家言爱；义利并举。“兼相爱，交相利”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符合人的自然属性，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这样就做到了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可以说现代和谐思想同墨家“兼爱”思想中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3］
（二）尚贤：社会机制的和谐理想
任人唯贤并非由墨子最先提出，但墨子的“尚贤”论最完善，在选贤、用贤、聚贤各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主张通过机制意义上的平等来实现打破专制，以平民的参政来打通社会上下阻隔，实现机制层面的宽松和谐局面。
墨子认为，“尚贤”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国之兴衰成败，关键在于用人。 强调任用贤才时不计出身贵贱，以能力为准。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为进贤。”（《墨子·尚贤〈上〉》）春秋之前官吏的选拔任用一直是沿袭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世卿世禄制度，任人唯亲。而墨子站在对立面，主张平民参政,表达了劳动人民要求平等、渴望重视的心声，可以说是最早的民权思想家。墨子本人因其崇高的精神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是我国第一位“替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称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圣人”。他还主张在实践中选拔人才，不单要对被选拔者察“其言”，还要观“其行”；要考查“其得义”，还要考核“其思虑”，全面衡量一个人。
墨子尚贤，提倡“置三本”— “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与之事，断与之令”，即高爵、重禄、职权。贤能之士乃“国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墨子·尚贤〈中〉》）有学者将“三本”的实质归纳为三点：第一，为士打通进入政界之路，提高士的经济地位；第二，造就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实行官僚政治；第三，这也是一种高级文化政策。依据能力选拔能人，并给予利益和权力，使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发挥其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主体性作用。［4］
（三）节用：重建民风的和谐理想
平民出身的墨子坚持“节用”、“节葬”及“非乐”。“节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5］讲究实用，落脚点都在利民利国上。
生产方面，他强调必需品的生产，反对将劳动力浪费在奢侈品上面。“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革贵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尚贤〈下〉》）他认为天下无论哪一行业，各自从事所擅长的技能，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即可，反对奢侈浪费。
消费方面，墨子以实用为原则，抵制奢靡的社会风气，打破等级差别，无论王公大人还是平民百姓，在日常消费方面应遵守同样的标准。饮食方面，“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衣着方面，“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住房方面，“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 交通方面，“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
在墨子看来,统治阶层活着挥霍民衣食之财,死亡也造成极大的浪费。曰：“此存夫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裘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存夫诸侯死者,虚府库,然后金玉珠玑比夫身,纶组节节约车马藏夫圹；又必多为屋幕……齿革,寝而埋之,而后满意。”（《墨子·节葬〈下〉》）因此，墨子强烈主张“节葬”。
此外，墨子主张“非乐”。他认为造乐器劳民伤财，“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上〉》）；演奏占去劳动者生产时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墨子·非乐〈上〉》）；听音乐占去了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时间，“今大钟鸣鼓、琴瑟竿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肃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墨子·非乐〈上〉》）。
有学者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角度思考墨子“节用”等思想的现实意义。他们提倡现代人效法墨子“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的原则，落实节约的行为；效法墨子在实践中亲自躬行，身先表率的作风，各级领导要在节约资源上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墨子的“节俭则昌，淫佚则亡” 思想把节俭提升到有关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高度，我国中央政府也应该效法墨子，把节俭提高到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让全社会的人都意识到节约资源的重要性。［6］
二、画饼救世：平民和谐理想内在矛盾和空想性
基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剥削、压迫、战争、残杀等一切不和谐的存在，墨子开出了“兼爱”这一药方，强烈反对血缘、阶级、等级等限制，却不否定当时的财产关系、等级关系和社会秩序，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只要私有制、阶级存在，就有阶级剥削与压迫，天下人兼相爱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墨子兼爱说是想当然而不可能当然，缺乏理论思维上的深度，谈不上什么重要的实践意义了，难怪乎墨学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中由显而绝。
他“尚贤”，希冀抛开贫富、尊贵、血缘等条件，但不否定等级差别；他强调“节用”，抨击上层社会侈靡的风气，重视生产，重视节约，甚至苛刻到不爱惜人身体，“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庄子·天下》）这样苦行僧的生活，再加上严格的组织形式为一般人难于接受和坚持，导致其思想的继承者和信行者越来越少了。此外，墨子将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寄托在某个明君的身上，未免太过于被动。
从当时生产力水平来看，墨子的诸多和谐主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未能付诸实践。显然，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提出这些观点的，强调平民阶级的利益，并有悖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首先，统治阶级是不会主动降低其消费标准的，不愿放弃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统治阶级忙着扩大自己的地盘，忙着权力的争夺，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完全背离了他们的现实需求；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忌讳墨家学说，这是因为墨子的思想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威胁，例如，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贵义》篇载：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献书，惠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不用，使穆贺以老辞。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贼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楚惠王只称赞墨子书为“良书”，却不采纳，只是出于礼貌，派穆贺婉言辞谢，这说明墨子的主张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没能改变统治者的行为主张。
三、“绝学”未绝：墨子的平民和谐理想散发出现代光芒
然而，墨子的和谐理想的先进性仍然是值得认可的。“兼爱”、“非攻”着眼于全人类共存的和谐理想，虽说长时间没有实践的力量，但是具有很强的道德评价意义；“尚贤”着眼于社会层次差别，藉此建立清明的社会机制，人人有所作为；“节用”着眼于利民而利国，如能结合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贯彻执行，必将有利于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一种先进的精神能否被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决定于相应的社会条件是否具备，而不取决于主观意愿，所以在某些时代，墨子思想未必风行，但这不代表没有现实意义。尽管墨子的和谐思想产生于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春秋战国之交，但现在看来，墨子的主张还是有着冷静而深刻的内涵，具有时代超越性。当前社会上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任人唯亲、官员腐败、分配不公、执法不严、高投入、低产出、消费浪费等等。近年来，我们也饱尝了破坏环境发展经济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的恶果：非典、禽流感、海啸、泥石流等等。墨家和谐思想比起儒家和道家的和谐思想要全面和具体得多，墨子从分析和思考先秦社会失范及其造成失范的因缘中，提出了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基本条件。［7］
和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 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与墨子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墨子提倡“非乐”，在当下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禁乐”，而应当理解为“节乐”，反对奢华靡靡之音；今天，我们提倡勤俭并不是提倡“守财奴 ”、“铁公鸡”，而是要提倡“量入为出”的健康消费观，“俭以修身”、“俭以养德”。所以说，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只是简单死板地套用墨子的思想，而应当从当下发展的需求出发，积极地从墨子思想中间汲取有益养分。
参考文献：
［1］水渭松.国学经典导读·墨子［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44.
［2］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80
［3］李展.墨家和谐思想的渊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04) .
［4］王建华.略论墨子“尚同”、“尚贤”的政治主张［J］.学海，1999，（04）.
［5］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
［6］杨飞，刘海华，辛宇鹤.墨子的“节用”思想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07，(06).
［7］朱传棨.墨家和谐思想基本特征刍议［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