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品，自清末开始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只是翻译界关注的大多是英、法、俄、德等大国的文学，对小国则不太重视。就拿西欧的荷兰文学来说吧，我国读者对它就相当陌生。上世纪30年代以前，荷兰文学介绍到中国的极少，除鲁迅翻译了—本《小约翰》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部单行本。
　　鲁迅曾翻译过荷兰作家穆尔塔图里(1820—1887)的两篇散文：《高尚生活》、《无礼与非礼》，均发表于1924年12月的《京报副刊》，后收入《译丛补》。对穆尔塔图里，鲁迅未作任何评论；但对长篇童话《小约翰》的作者望·蔼覃(1860—1932)，鲁迅却多次提起。1927年9月2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一封信中写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虽然鲁迅这里是在谈诺贝尔奖的问题，但语句中却不难看出他对望·蔼覃的钦佩。他显然把后者视为比自己好的作家。在《伪自由书·“人话”》一文中，鲁迅还对望·蔼覃在上一年的去世表示痛惜，并在文章中引用了《小约翰》里的句子和材料。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一次去逛东京的旧书店，买了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希望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俄国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小约翰》则是在偶然情况下进入鲁迅视野的。鲁迅后来在《小约翰·引言》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我还记得那时买它(即德文半月刊《文学的反响》——笔者注)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三个月之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20年后，鲁迅又克服重重困难，将该书全部译为中文出版，为中国读者送上了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
　　望·蔼覃是荷兰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医生，荷兰19世纪80年代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青年时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医学，课余爱好文学。他创作过讽刺诗、喜剧、散文诗、长诗、悲剧、童话剧、长篇小说等，主要作品有《爱伦，痛苦之歌》、《弟兄们》、《死之深渊》，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哲理童话《小约翰》。其全书共14章，叙述主人公小约翰的梦幻奇遇，表现了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比利时著名诗人、评论家波尔·德·蒙特在《拂来特力克·望·蔼罩》一文中说：《小约翰》的发表，在荷兰是一件“大稀罕事”，“这书惹起了偌大的注目”。
　　鲁迅则郑重地向中国读者推荐：“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小约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这意思的发生，大约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鲁迅全集》第10卷第254—2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此)《小约翰》究竟在哪些方面引起了鲁迅的浓厚兴趣，使他一定要将该书译成中文呢?
　　首先，这部“童话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曾担心有些读者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的现象，会对此书减少若干兴趣；但同时深信“也有人爱，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着‘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们”。这就是说，《小约翰》反映的绝非仅仅是幻想中的事物，而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书中揭示和讨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及人生问题，颇富哲学意味。如书中野兔、金甲虫和火萤分别向小约翰控诉人了人类对它们的危害，说明人类是自私、残暴和有害的“动物”。又如从事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穿凿”(深入钻研之意)带领小约翰巡游大城市的一切角落，在观看舞会时，“穿凿”告诉小约翰：老太太们利用年青女人来使男人们上钩，那些看上去十分可爱的笑脸，多数是虚伪的、诓骗人的。当他们漫游到凄惨黑暗的坟墓之中时，“穿凿”又告诉他，有的死尸生前是富翁，有的生前是美女。“穿凿”还说：宇宙是无穷尽地大，在星球上无所谓“上”，也没有“下”，等等。小约翰感到自己懂得越多反而越痛苦。最后，他也只能“走上了那艰难的通向人类及其痛苦所在的阴暗大城市的路”。照望·蔼覃看来，社会充满罪恶，人生充满痛苦，而在现代大城市中，丑恶和阴暗就更为普遍，但人类还得向现代都市文明迈进。对于这种两难选择，鲁迅深有同感。他说，这反映出“人性的矛盾”，是“祸福纠缠的悲观”。“人在稚齿”，天真烂漫，“与造化为友”；稍长求知：“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于是“童年的梦幻撕成粉碎了”。“谁想更进，便得苦痛。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终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这种智慧的痛苦，在鲁迅这样一些最早觉悟的先行者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
　　由于《小约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鲁迅很早就想翻译它，但一直苦于书中大量的动植物名称难以处理，故拖延至20年代中期。1926年7月，他约精通德文的齐寿山与之合作，历时一月，终告完成，用他的话说，常常“译得头昏眼花”。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没有对原著的挚爱，要完成这一烦难工作是不可能的。当时鲁迅正准备离开北京，他与现代评论派、研究系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化斗争，使他对《小约翰》中写到的“大而黑暗的都市”丑恶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不希望将自己宝贵的时间虚掷在“‘正人君子’和‘学者’们的围攻里”，于是躲进中央公园的一间红墙小屋，潜心翻译《小约翰》。草稿译出后，鲁迅带到厦门大学，但无时间整理，又带往广州的中山大学，最后在广州白云楼寓所定稿。从某种程度上讲，鲁迅译《小约翰》，正是为了宣泄自己的忧愤情怀，借以抨击丑恶的现实。
　　其次，书中表露出来的儿童教育思想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小约翰》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就拿小约翰与各种动植物的交往来说吧，实际所涉及的是个如何教育儿童的问题。作者没有把他的主人公安排在正规的学堂里，而是让他到大自然中去探索人生的奥秘。结果，小约翰在与各种生物的交往中了解到许多东西，并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很想知道人类的最高智慧。可以断定，望·蔼覃受到过法国作家卢梭等人的影响。卢梭认为：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而社会环境则是恶浊的奢腐的，儿童应该尽量远离城市住在乡下，以便更好地接近自然，聆听大自然的启示。他的教育小说《爱弥儿》就表现了这种“返归自然”的思想。《小约翰》也把自然界视为儿童的最好学校，把都市视为充满罪恶的地方。作者叙述小约翰去寻找圣书，遇见了蓝色的水蜻蜓“旋儿”。“旋儿”告诉他，他所崇拜的上帝不是太阳，而是一盏大煤油灯；又说人要聪明起来，还得向蚂蚁学习。由此 可见，作者把大自然描写成一所激发儿童求知欲望，并引导他们去探索知识之泉的乐园。1926年9月，鲁迅写了一篇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生动描述了儿童在大自然中的生活趣味，揭示了大自然在促进儿童身心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刻板、陈腐的封建私塾教育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写于《小约翰》译文定稿后不久，两者在思想上的联系是不难把握的。
　　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小约翰》吸引鲁迅的又一因素。鲁迅认为：该书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是“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因为作者的博识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萤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论，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书中描绘了荷兰美丽的自然风光，描写的树木花草、菌类共有42种，涉及各类动物则有57种。作者赋予它们思想和灵性，写它们互相谈话和交往。作者所采用的表现手法，如鲁迅所说，是将象征与写实融为一体：既有写实作品的真实感，又有象征作品的哲学意味，使作品在不脱离实际生活的同时，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超越意识。鲁迅也喜欢将这两种表现方法混合使用。在他的《狂人日记》、《长明灯》等小说里，除现实主义主调之外，就存在着象征主义的因素；特别是于1924年至1926年间写成的散文诗集《野草》，其象征主义的笔调最为明显。在这些作品里，鲁迅把对人生极深的阅历和对时代、社会极精彩的思考，凝聚成一种耐人咀嚼的象征意象。1924年，鲁迅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论集《苦闷的象征》，并以此为教材，在北大等校讲授文艺理论。鲁迅在引言中用厨川白村的话，对象征主义方法给予了肯定：“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在鲁迅的笔下，象征手法成了写实手法的必要补充和升华，成了增加作品深刻性、扩充作品思想容量的一种重要手段。既如此，鲁迅对与他艺术见解相同的望·蔼覃格外看重，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于鲁迅极为赞赏《小约翰》，所以他翻译时也特别认真。有时他为了准确地译出一种动植物的名称，常常要查考多种辞典。译完该书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并翻译了德译本上赉赫博士的序文以及波勒兑蒙德写的作者评传，以利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书稿出版后，鲁迅又多次撰文指出：“《小约翰》是一本好书”，希望它能受到中国读者的重视，并能对中国文学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