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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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们只想就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现状做一番剖析,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单纯强调职业道德教育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或许,我们应该用一种更为开阔的视角,去关注中职生的现实生活状态,去深入分析这个群体,并探索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德育工作方法。
  
  艰难德育
  
  “中职生的德育工作难度很大”,难在哪里?有多难?
  “他们是失去安全感和自我认知度极高的一代,对老师及社会的评价是相当在乎的,如果你认为他不行,也许就真的不行了”。
  
  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
  上班第一天就迟到一个多小时;一份简单的资料接连打录三遍还有错别字;在企业里仍像在学校时一样肆意打闹;工作时间抱着电话一聊就是小半天;受到一点约束或批评就受不了,随意提出辞职;没有基层奉献意识,只想着拿工作当“跳板”。这些中职毕业生存在的问题,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几位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随意列举出来的。而在另一份对企业的更详尽的调查中,发现被辞退的中职生中有50%以上不是因为技能原因,而是素质因素。许多企业反映中职毕业生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职业纪律较差,如迟到早退、违反规程;二是缺乏责任意识,如工作马虎、不负责任;三是劳动不够诚实,如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四是不肯吃苦耐劳,如“干一行怨一行”等等。
  如果这些都是缺乏良好职业道德的表现,那么下面两个案例折射出的不仅是职业道德的问题了。
  18岁的孙某,是山东一所中职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到北京一家大型商场做导购实习。实习期间,他模仿组长签字,伪造退货凭据,将一台价值3600多元的冰箱退货款据为己有,随即不辞而别。东窗事发后,孙某被从山东老家追查出来。
  当我们从中职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考察入手,一步步深究,发现所谓“缺乏良好职业道德的表现”不过是一种表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基本素质教育的缺失。正是因为基本素质教育的缺失所形成的积弊,埋下了中职生未来职业生涯的隐患。
  
  一个特殊的群体
  去年5月,北京海淀艺术学校发生辱师事件,学生不但在课堂上公然辱骂老师,还将过程拍摄下来并放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公愤。
  如果我们再稍做回顾,就会发现近年来这类恶性事件并不少见:2004年10月,兰州铁路技工学校发生60多名学生群殴事件;同年,云南交通学校也发生类似群殴事件;2005年,北京发生几所中职学校学生同时参与的群殴事件。
  尽管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仅属个案,但却都和中职生联系在了一起,让人自然地追问,“这些孩子怎么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中职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教育部职成司德育处刘宝民处长不无感慨地向记者分析说,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和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职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大多数为中考的落选者,文化知识基础相对薄弱,行为习惯养成相对缺乏。受传统观念影响,进入职业学校是他们无奈的选择,他们背负着来自家庭、社会鄙薄职业教育的精神压力,心理上普遍存在自卑感。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特点决定了职业学校的学生更早地步入社会,对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影响更为直接。
  


  的确,招生规模的扩大和生源的急骤减少,入学的门槛越来越低,使得中职生的背景变得越来越复杂。据记者考察,在北京,中考分数低至两百多分都可进入中职,甚至只要报名就能入学。外地一些学校的学生还包括初中没毕业的“下坐生”,“游击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等等。
  “因此他们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北京商贸学校校长张香永说,“随着教育市场的巨大变化,我们同其他职业学校一样,也面临生源紧张,生源质量急剧下降的困难局面。新生不仅文化知识水平低,道德素养也大幅滑坡,在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是非观念、法律意识、行为习惯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缺失,厌学、弃学现象较为严重。教育难,教学难,管理难成为颇感头痛的现实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德育主任詹万生认为,现阶段中职生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包括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二是品德结构不完善,在知识、情感、意志、行为和信念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三是理想缺失,包括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因而生活、学习的动力不足,目标不明确;四是遵纪守法的意识淡薄;五是心理素质差,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都较差。
  
  如何看待这些孩子
  “只有失败的教育,没有失败的学生。”如果深究这些问题,根源还要追溯到教育体制本身上来。
  “他们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和受害者。”不少职业学校反映,在现行选拔制教育体制之下,人们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往往就是听老师的话,学得快,记得牢,考分高。以此来衡量,进入中职的学生大多数是“差等生”。“差等生”往往是老师们所不喜欢的,在进入职校前,他们就被老师列之为次等,成了“筛子底,渣子,朽木不可雕”,这种心理积淀的影响导致他们失去自信,产生逆反,甚至破罐破摔心理。
  还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家庭教育错位、社会教育失败所致。家庭教育方面,他们当中独生子女的比重较大,家庭的溺爱使他们几乎很少做家务、生活上缺乏吃苦精神、与家长缺乏沟通、欠缺对父母的关心及感恩精神,有的甚至和父母的关系很僵化。另外,中职学校弱势群体、单亲家庭学生多,而单亲家庭学生的教育问题早已成为社会难点问题。
  社会风气存在的一些追求高学历的现象,常令中职生鄙簿自己的身份,认为上中职低人一等,看不到前途和出路。与此同时,一些现实问题, 例如网络的诱惑,则很容易侵袭到这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
  或许,在此讨论是谁的责任已无意义,但我们应进行深入的反思。
  单纯以文化课成绩的好坏来判定职校生的优劣是否恰当?传统的评价方法是否适用于现在的职校生?“必须改变观念。文化课学不好的学生,不能就叫差生。”刘宝民处长说,怎么看待我们的学生群体,是每一位职业教育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他说:“首先,人的智商本身存在差异,智商低一些的学生不该受到歧视;其次,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内容‘繁、难、偏、旧’。教材本身难度大,知识容量多。就难度而言,远远超过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比韩国、日本的教材难度也大。现在有些省份的一些地区初中生的辍学率已经达到30%—40%,除了经济原因外,就是学生学着费劲,跟不上,觉得没有意思。在这种教材难度,这样一种教学方法下,再去抱怨学生,不公平。所以,完全以文化课学得好坏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准是不妥当的。”
  “我们的这些孩子也并非只剩下缺点,没有优点。”詹万生和张香永都认为,中职生也存在不少优势:对社会某些方面认知度宽,接受新生事物快,独立意识或自我认知度强;有活力,热心于集体活动,对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大多数人都积极参加,集体荣誉感强;动手能力强,对技能型的课程兴趣高,学习主动性强;对老师的感情亲近,愿意接近老师;大多具有某方面的特长,并且在某一点上一旦获得成功体验,往往会促使他在其它方面快速进步。
  怎样看待中职生,北京商业学校的史晓鹤校长还有一个多元智能理论。她说,用尊重和关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有他的潜能和优势。不适应考试制度的学生,决不等于是差生。
  
  德育的方向
  “中职生的德育工作难度很大”,难在哪里?有多难?
  当企业惊诧于“学生犯事时胆子很大,出了事才知道害怕”时,我们可以想象;当学生对学校推荐的工作不屑一顾,抱怨职位工作辛苦,收入不高,没有“玩”的时间时,我们可以想象;当家长说出“就为了给孩子找个不能随意鬼混的地方”时,我们可以想象;当老师们忍不住说出一句“刀枪不入,油盐难进”的狠话时,我们可以想象。
  那么,究竟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新中物业人力资源部经理严静女士和北辰商业发展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柳胜利先生,从企业的角度对中职德育工作提出了希望。他们表示,希望学生们能认识到与职业人思维习惯上的差距,调整好心态,立足于基础工作;希望学校能严格管理,培养出能跟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希望社会的文化道德能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氛围;希望学校不单要重视技能培养,更要注重培养懂得奉献的人才;希望学校教师能和用人单位经常交流,加深合作。
  詹万生则从“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角度提出,要完善和建立包括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管理、评价等一系列体系。他认为,德育与智育不同:“不但要知道,还要内化为情感和信念,然后转化为外在的行为”。同时他提出,要使德育工作能够“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需要”。在安排德育活动时,避免“高、大、空、远、旧”,尽量做到“近、小、实、亲、新”。其中,“近”是贴近学生,目标及要求符合学生实际,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小”是从学生身边的“小事”开始实施教育;“实”是实实在在,讲究实效;“亲”是充满情感色彩,使学生感到亲切;“新”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
  当然,寻求职业学校德育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将现行选拔式教育体制下的失败者培养成既有一技之长,同时更具有良好思想道德基础的合格就业者,还要靠一线的职教工作者,这是其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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