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北京市的社团登记管理改革写过评论，强调“社会需要组织”。令人惊喜的是，广东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准备从三个方面推行改革。第一是政府向社會组织放权，能够下放的权力都要下放；第二是大量发展社会组织，未来5年的目标是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志愿工作者达到常住人口的10%，即千万人规模；第三是省、市、县三级建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由各级一把手负责。
　　这三点涵盖了权力关系、行动者主体，以及最后把关人几个方面，标志着广东将开始推行“社会建设新政”。为了理解新政，也为了新政取得真实的成效，我觉得有必要更多地讨论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要有社会组织？
　　对于这个问题，理论上早已有了规范的回答。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既不同于政府等级制模式、也不同于市场营利模式的第三种治理方式。这意味着，在政府失灵以及市场失灵的地方，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政府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科层官僚组织；底层管小事，上层管大事。这样的结构是大型组织通常会有的形态，本身无所谓好不好。问题在于，如果小事与大事之间没有了界限，彼此可以迅速转化，那怎么办呢？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扁平化，恰好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广州新塘大墩村一位农民工孕妇与治保队员就摆摊问题发生纠纷，这是多么小的事情，可是瞬间变成了冲击政府与冲击警方的大事。一旦小事与大事的界限消失，政府的常规程序就无法反应，只能动用超常规程序。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靠超常规程序来治理的，频频使用超常规方式，成本太高，难以持续，是一种政府失灵。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传达上述“社会建设新政”时说，社会问题“触点很多，燃点很低”，就是一个很生动到位的概括。
　　但是，又凭什么说，社会组织可以解决问题？我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发展出三种能力，必须凭借这样的能力，它才拥有特殊的优势，才能够成为第三种治理方式。
　　第一种能力是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能力。大多数社会组织，无论是实务型还是倡导型，都是围绕着特定问题而发展的。就像公司追逐市场一样，社会组织天然追逐社会问题，它有内在的动机去获取并传播相关信息。成功的问题发掘与问题构建，是组织生存的第一要务。所以，环境组织追着污染问题走，扶贫组织追着贫穷问题走。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结构的相对简单以及决策重心比较低，恰好是一种组织优势。而必须要提到的是，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创新，帮助了社会组织在信息获取与传播方面大大降低成本。因此不难理解，社会组织有天然的亲网络性，网络繁荣与社会组织的繁荣是共生的现象。
　　第二种能力是资源的聚合能力。按照解决特定问题的需要，将人、财、物等资源汇聚，并将资源与服务送达。这虽然跟物流业的概念很相像，但是，社会组织的非营利特性，使其必须在开源、聚集以及送达诸环节上创新。例如，通过网络平台的小额捐款与聚沙成塔效应，就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服务创新。
　　第三种能力是社会道德的建设能力与提升能力。这意思是说，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本身成为一种社会示范，它培育家园感和社区精神，提升公民意识和参与意识，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发展相互信任与相互帮助的关系。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组织都被冠以“社会组织”的名称，其中有些官方色彩浓厚，有些商业色彩浓厚，还有一些则草根色彩浓厚。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看出身背景，而是看能力类型。能够发现并回应问题的，能够创新性地聚合与送达资源的，能够有道德地提供服务的，就是最迫切需要的。
　　人们对于社会建设新政的期待，就是期待能够促成新型治理方式的发展。而一旦新的发展机遇来临，更大的挑战可能在社会组织这一边。能不能够拥有自己的核心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将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