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我上大二，还有三个学期毕业。其实我有13门课，正常是12门课，多出来的这一门课尾巴，是我跳级留下的后遗症。不过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早打听好了，学校每年暑假开设很多暑期课程，任意选修，但最多只能报两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窍门，暑期课程管理较松，考试题目常常都是以前的期末考试题。因此，复习时留点心，通过率奇高。而且，万一fail掉，不记入档案。所以学生们上暑期课程时，往往选自己最不擅长、最薄弱、难度最高的一些课。
　　我铁定无疑选《信息系统》一类的课了。说起这类课，我就没信心了。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对电脑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在这门课上用的功夫最多了，可它就是不给我面子，每次考下来都给我一个很难看的分数，很少上70分。万幸的是，再怎么跌跌撞撞还没有给挂过。“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基于对自己的了解，每学期的四门课，我都经过精心搭配，先选两门理论性强，需大量记忆的课程，配两门侧重于计算能力的课，这类课，我学起来特别爽，课堂上就可以把作业写完，考试时还可以轻轻松松拿90分。如此一来，就能有更多的精力对付两门不擅长的课程。最后摊下来，也能拿一个很漂亮的平均分数。
　　只是，这个计划被一次出游给打乱了。Diploma毕业以后，我和凯文还有十几个朋友租车去附近小镇、葡萄园玩了一周。有一天，我们住宿在一个农家小院里，正好我和两个马来女孩子分在一个房间里。临睡前聊天，说起来，我们还是一个大学同一专业的，只是她俩已上大三了，特意问我：“学完《公司法》这门课没有？”我摇头。她俩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那你可得小心呢，这门课淘汰率高达48%，号称是咱们这个专业第一难，至于那个教授——”一个女孩有意停了一下，加重语气：“你上了他的课就知道了。”听得我花容失色，轻松出游的好心情也全给破坏了。
　　回去后，我赶紧去学校办申请暑期课程手续。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老师让我填了一份表，送到101楼交钱，然后回来注册，回去等着通知开学日期。我很庆幸自己的这个及早决定。实际上，再晚几天，考试成绩一出来，就报不上这门课的暑期课程了。因为淘汰率高，重读的学生很多，名额有限。我就碰到过这样一个学生，是坐我旁边的。他说：“一出考场，感觉不好，没等公布考试成绩就报了名。好悬啊！差点报不上。”
　　1月4日，早晨8点我的第一节《公司法》课，这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刻。在澳洲两年多了，我真的无法想象国内时每天早晨6点半到校是什么滋味。在这里，第一节课基本在8点半到9点上课，这点很人性化，不必要每天在睡梦中被生硬的闹铃声吵醒。4号早晨，因为还在圣诞节假期，公交车很少，我挣扎着从被子里爬起来，7点就出门往学校赶了。
　　因为是暑期课程，人不多，每班也就二十来人，都在小教室上。怀着一半好奇一半敬畏的心理，我刚刚在座位上落桌，主角登场了。教授Liz40多岁，有点黑，戴副眼镜，但玻璃的光芒也遮不住她犀利的眼神。她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你们可能早有耳闻了，我这门课的通过率最低，所以最好不要心存侥幸，好好地背法律条款，记案例。”她托起手里厚厚的一本教科书，足有《辞海》那么厚：“书里的每一句话，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你们不要图省事，照搬书上的观点，这样的话，一分也拿不到。”她在讲台上来回踱了几步，抬头扫视着全场：“最后，还要强调两点：每次布置的作业，在上课前要放在你的课桌上；还有课堂发言占全部分值的15%，有些学生，成绩很好，但就是不愿意当众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个习惯在我的课堂上纠正不过来，我会加倍扣分的。”我猛一下低头，好像觉得她特意说我似的。
　　开始上课了，她的课讲得真棒。那么枯燥的法律条款，经她引用的案例一说明解释，几乎不用刻意去记忆就刻在你脑子里一般，想忘都忘不了。讲到兴奋处，她头往侧一仰，背头一甩，神采飞扬，全班同学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下课前十分钟，老师留下一点自由讨论时间。为了那15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都在抢着发言。有的人其实并没考虑成熟，答的问题很幼稚；还有的说到一半结结巴巴说不下去了。教授反而并不生气，频频赞许地点头，课堂气氛更热烈了。我生怕点到我，脑子也在飞速旋转，组织语言。我希望自己的观点新颖，无懈可击，就在想表现一下的时候，却被别人抢去机会。


　　我的这门《公司法》一周上两次课，分别在周二和周四的上午。如果你觉得一周两个半天听听课就能轻松搞定，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更艰巨的任务还在课下呢。在讲新的内容前，我们需要预习四五十页的教材。我在这两年里，虽然英文阅读速度飞速提升，但就是看这么厚的汉语教材，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况且还是枯燥的法律。你要记细节，还要分析、推理，研究各方之间的关系，归纳与众不同的观点，学到半夜一两点是常有的事。还有课下的作业，分析三个案例。准备第一次作业的时候，我一大早起来就上网查资料，和同学讨论，费了很大的劲，简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就三个案例竟洋洋洒洒写了六页之多。这是我所有的作业里最认真、最下功夫的，怎么也能拿到80分吧。我颇有点沾沾自喜，上课时兴冲冲地去了。
　　那天，每个人面前整整齐齐放着自己的作业。教授背着手，在窄小的走道里巡回。突然，她在我面前停住了，拿起我满满六张A4纸的作业，匆匆扫了一眼，很严厉地说道：“太简单，这样的作业怎么过关？”前面的同学“唰”一下扭过头来，齐刷刷地看我，我真觉得无地自容。这么多年的学生生涯里，还从来没有这样丢人过。不说国内，就是在亚历山大，我也是老师和校长的骄傲。仅仅几个月，仅是换了环境和老师，表现就这样判若两人。这样的情况接连发生了两次，而且，我的课堂表现至今也是零分。我真着急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挂课，我不会成为那倒霉的百分之四十八分之一吧？心里真的没把握了。虽然是放假，我打工时间反而更少了，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到《公司法》这门课上。一天下来少收入1000元人民币呢，但也顾不了那么多，无论如何我不能挂课。


　　到第二次上讨论课时，教授不拿花名册了，她已经记住了每个人的名字。这种讨论课发言机会更多，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每次教授叫那个泰国女孩时，她都是支支吾吾什么也答不出。课下泰国女孩就忧心忡忡地：“怎么办呀？我一点都听不懂。”我旁边的那个同学也是，每次上课前都愁眉苦脸的：“唉，又要开始熬命了！”我也很有压力，但自己下点功夫，课上久了，慢慢就适应了。那次，我们讨论一个案例：兄弟俩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哥哥同时还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他把公司的机密材料偷出来，为自己的公司所用。冷不防，教授点到我的名字，我于是不慌不忙地回答起来。通常她的问题总是由浅入深，连珠炮发问，第一第二问还能招架，一般人到第三问，往往败下阵来。但是那天，我胸有成竹，条款引用得丝毫不差，案例旁征博引，逻辑推理无懈可击。教授大加赞扬，说她教书这么多年，这是她听到的最完美的一次发言。对于这样的评价，我真是难以置信，都有点晕了。
　　直到复习考试时，我才体会到教授的苦心，有点享受这个过程了。几乎没怎么复习，只是看看书和笔记，也用不着死记硬背，脑子里全有，这是我复习最轻松的一门课。考试时题很少，三个案例，其实量很大，两个小时内要写满10页纸。就是说，既使不用思考，让你抄时间也不够用。我有一个读master的朋友，2个小时分析了半个案例，只拿到10分。因为有平常的训练，我答起卷来，下笔如飞，除了第三道题的结尾，基本全答完了。出了考场，手机“嘀嘀”响个不停，都是同学们在抱怨：量太大了，写也写不完，真是魔鬼考试。
　　成绩出来了，我拿到一个高分，75分。对于一门均分50分的课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我很满意，比自己统计考95分还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