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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严志（1986— ），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
摘 要：“太平天国的代表人物是洪秀全，他的思想指导和支配着太平天国的活动，大抵为人所承认”。[1]然而洪秀全却是一个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的人物，诸多理想与实际的背离现象在他身上屡有呈现：自小他就有“金榜题名”的理想，期望能光耀门楣，而实际上却是屡不得中，四次落第；自从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思想，结合中国的传统，试图建立一个平等的世界，然而由于现实利益的驱动，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却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政权；他利用宗教维系政权，现实的结果却并不如意；为有效推翻清政府，他将目标曾指向孔儒，然而从本质上仍是一个儒家思想的持有者。
关键词：洪秀全；理想；实际；背离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19-02
从历史中我们所读到的洪秀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心中所想、所求。无论从率众起义前所走的道路和起义后所走的道路，似乎都体现了这一点，故文题用了“背离”一词。但没有相对应地使用“理想与现实”或“理论与实际”的背离而是“理想与实际的背离”。因为使用前两个对应的词语，似乎并不能较好的概括他生命中所体现的“背离”，而使用后者则略显恰当些、合适些。
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讨论洪秀全在其历史生命中的“背离”现象。
一、“金榜题名”与“四次落第”的背离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从小接受的便是封建传统文化教育，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读书人的主流意向当是通过科举考试以达仕途。“金榜题名”足以使农民子弟光耀门楣。洪秀全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抱着试图“学而优则仕”梦想。
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贪风炽盛，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时代，其科场腐败也自是不言而明”[2]身为农家子弟的洪秀全无权无势更无钱，自然是很难中科考的。四次落第，无疑对他打击沉重。如果他学业平平，那么落第可能在他意料之中，那么就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他“七岁入村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等”，学业拔尖，因而“业师和家庭都对他期望殷切，相信他能及时取得功名。”[3]正是由于洪秀全背负太多的“期望”以及自身的功利心理，四次落第无疑是把他从天堂的虚幻中摔进黑暗的地狱。于是，他“睹清政之溷乱，官吏之贪残，民生之困蹙，遂隐，蓄革命之志。”[4]
所以说，四次考秀才落第的现实背离了他早年试图“金榜题名”的理想。
这次背离使洪秀全心灰意冷，在此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接触到了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梁发的《劝世良言》，略读之后居然反应强烈，“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永生快乐之希望”。[5]
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感兴趣为以后他组织拜上帝会以此为契机拉拢群众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创造了重要条件。这种结果当然是这次的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是分不开的。
二、“众生平等”与“等级制度”的背离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结合西方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的“平等”思想，试图创立一个“平等”的世界。如在1844年的《原道醒世训》中有这样的表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公直之世也。”[6]从该表述看来，洪秀全表达的“平等”已具有普世的意义了，大有墨家“兼爱”风范。当然，这种“平等”会把封建统治者拒之于外。因为“上帝赐他宝剑，是要他下凡‘斩邪留正’，扫除以‘阎罗妖’为总代表的世间‘恶’‘邪’势力。（《太平天日》）[7]这里的“恶”“邪”势力即是指清朝统治者。洪秀全这种不包括清朝统治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平等”应是他在反清早期所欲达成的一种理想中的状态。这种“人人平等”的旗帜，无疑是对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也为太平天国在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起了重大作用，对长期饱受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然而，在金田起义后的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并未遵循这一理念来运作。而是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甚至与腐朽的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洪秀全等人制定《太平礼制》，1858年又修订，更加强调“贵贱宜分上下，制定必判尊卑”，要求各级官属“理宜恪遵定制，以判尊卑”，如有冒犯则“斩首不留”。又发《多妻诏》，规定“妻数应依官阶大小而多少不等。”[8]在定都天京后，“生而平等”已经转化为 “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9]的独裁和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
洪秀全的这种背离，无疑是现实利益对理想的征服。如果说现实利益使洪秀全得到了物质上的享受；那么等级制度的确立，则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正如彭国兴所言，洪秀全“做到了‘威武不能屈’”但“没能做到‘富贵不能淫’”。 [10]平等的外衣下面就是专制的皇权思想，洪秀全“众生平等”与“等级制度”的背离、平等思想的宣传口号与实际行事之间的矛盾也无孔不入的体现在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层面上，这样最终的也造成了其军队和领导集团中的离心离德，一种不平等的专制制度，就会有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由此也将造成太平天国内部的利益分化。
三、“宗教的虚幻”与“现实结果”的背离
洪秀全的对基督教的改造和利用，就是一种利用唯心主义的理论将无知愚昧的农民捆绑在一起。“拜上帝教”不但迷惑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洪秀全自己也迷失在宗教的虚幻世界里，而且越走越远。洪秀全在宗教神化上几乎达到了自我麻醉的地步，而这种在宗教虚幻唯心论的思想指导下，也造成了残酷的现实结果。洪秀全迷信上帝，认为“凡有征战，皆有天助神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1]，在定都天京后，他疏于政治，而热衷于从事宗教理论的著述上，即使到了天京被围的紧急时刻，他仍宣称会有“天兵”来救他和他的国家，导致最终兵败城破[12]。洪秀全所构建的宗教体系与现实的皇权体系本身的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了太平天国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
《洪秀全集》中提到在太平天国的宗教体系中，洪秀全自称为上帝次子，而杨秀清、萧朝贵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假借“天父、天兄下凡”[13]的宗教信仰面纱下，对迷惑广大农民、鼓舞士气，对稳定军心、维系组织确有一定实效，也树立了自我的威信。但后来萧朝贵战死，就由杨秀清一人行使这一神权。这样一来宗教上的神权和现实中的皇权就出现了矛盾[14]。在政治的皇权上洪秀全是天王，是现实和政治的最高领导者和统治者，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上帝次子，而杨是上帝代言人，地位反高于洪秀全。这种政治上和宗教权利上的不对等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分化和不稳定。杨秀清居功至傲，地位在各王之上，在政治上所体现的领导能力甚至都要强于耽于享乐的洪秀全。随着个人权欲的不断攀升，杨秀清依仗着自己的神权地位和政治功劳，于1856年逼封万岁，洪秀全的皇权受到挑战，导致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一手构建的宗教神权体系，期望能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地位与统治，却遭到现实皇权体系的冲击，宗教神秘外衣剥落，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受到重创，开始走向衰落。
四、激烈“反孔”与“偏爱儒家”的背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一段时间，反清的洪秀全自然也反对其主要意识形态—— 孔儒思想。
如他把村塾中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弃去”，此外，又有焚书、删书之举，“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5]如他曾颁旨：“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批阅刊刻颁行”。[16]“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17]“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18]
洪秀全的这些行动及言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孔孟之道与自己提倡的天父崇拜相冲突，故有反孔行动。但从本质上看，他不仅没反“孔孟之道”，而且时时在利用“孔孟之道”。如他的《天父诗》《太平诏书》《太平救世歌》等都是在宣传“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提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妻道在三从”等封建纲常思想。[19]
这种背离，是他无法逃脱他深深浸染的儒家文化所造成的。从本质上看，他就已经是儒家人，所以无论在形式上多么做作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所留下的痕迹。洪秀全因落第而反清，作了许多动作以示改弦更张，却是越走越与清政府同。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郑大华《晚清思想史》绪论中说：“自然只是现象，它的背后没有思想，而历史却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20]同样“历史研究的任务无非有两个。第一个任务是还原历史，第二个任务是解释历史。”[21]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和失败，都与其背后的思想息息相关，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特别是洪秀全的思想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所起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能让我更好的还原那样一个时代，理解太平天国的兴衰。发生在洪秀全身上的种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导致血淋淋的现实也将剥掉农民精（下转第12页）
摘 要：“太平天国的代表人物是洪秀全，他的思想指导和支配着太平天国的活动，大抵为人所承认”。[1]然而洪秀全却是一个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的人物，诸多理想与实际的背离现象在他身上屡有呈现：自小他就有“金榜题名”的理想，期望能光耀门楣，而实际上却是屡不得中，四次落第；自从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思想，结合中国的传统，试图建立一个平等的世界，然而由于现实利益的驱动，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却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政权；他利用宗教维系政权，现实的结果却并不如意；为有效推翻清政府，他将目标曾指向孔儒，然而从本质上仍是一个儒家思想的持有者。
关键词：洪秀全；理想；实际；背离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19-02
从历史中我们所读到的洪秀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心中所想、所求。无论从率众起义前所走的道路和起义后所走的道路，似乎都体现了这一点，故文题用了“背离”一词。但没有相对应地使用“理想与现实”或“理论与实际”的背离而是“理想与实际的背离”。因为使用前两个对应的词语，似乎并不能较好的概括他生命中所体现的“背离”，而使用后者则略显恰当些、合适些。
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讨论洪秀全在其历史生命中的“背离”现象。
一、“金榜题名”与“四次落第”的背离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从小接受的便是封建传统文化教育，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读书人的主流意向当是通过科举考试以达仕途。“金榜题名”足以使农民子弟光耀门楣。洪秀全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抱着试图“学而优则仕”梦想。
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贪风炽盛，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时代，其科场腐败也自是不言而明”[2]身为农家子弟的洪秀全无权无势更无钱，自然是很难中科考的。四次落第，无疑对他打击沉重。如果他学业平平，那么落第可能在他意料之中，那么就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他“七岁入村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等”，学业拔尖，因而“业师和家庭都对他期望殷切，相信他能及时取得功名。”[3]正是由于洪秀全背负太多的“期望”以及自身的功利心理，四次落第无疑是把他从天堂的虚幻中摔进黑暗的地狱。于是，他“睹清政之溷乱，官吏之贪残，民生之困蹙，遂隐，蓄革命之志。”[4]
所以说，四次考秀才落第的现实背离了他早年试图“金榜题名”的理想。
这次背离使洪秀全心灰意冷，在此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接触到了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梁发的《劝世良言》，略读之后居然反应强烈，“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永生快乐之希望”。[5]
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感兴趣为以后他组织拜上帝会以此为契机拉拢群众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创造了重要条件。这种结果当然是这次的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是分不开的。
二、“众生平等”与“等级制度”的背离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结合西方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的“平等”思想，试图创立一个“平等”的世界。如在1844年的《原道醒世训》中有这样的表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公直之世也。”[6]从该表述看来，洪秀全表达的“平等”已具有普世的意义了，大有墨家“兼爱”风范。当然，这种“平等”会把封建统治者拒之于外。因为“上帝赐他宝剑，是要他下凡‘斩邪留正’，扫除以‘阎罗妖’为总代表的世间‘恶’‘邪’势力。（《太平天日》）[7]这里的“恶”“邪”势力即是指清朝统治者。洪秀全这种不包括清朝统治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平等”应是他在反清早期所欲达成的一种理想中的状态。这种“人人平等”的旗帜，无疑是对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也为太平天国在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起了重大作用，对长期饱受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然而，在金田起义后的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并未遵循这一理念来运作。而是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甚至与腐朽的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洪秀全等人制定《太平礼制》，1858年又修订，更加强调“贵贱宜分上下，制定必判尊卑”，要求各级官属“理宜恪遵定制，以判尊卑”，如有冒犯则“斩首不留”。又发《多妻诏》，规定“妻数应依官阶大小而多少不等。”[8]在定都天京后，“生而平等”已经转化为 “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9]的独裁和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
洪秀全的这种背离，无疑是现实利益对理想的征服。如果说现实利益使洪秀全得到了物质上的享受；那么等级制度的确立，则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正如彭国兴所言，洪秀全“做到了‘威武不能屈’”但“没能做到‘富贵不能淫’”。 [10]平等的外衣下面就是专制的皇权思想，洪秀全“众生平等”与“等级制度”的背离、平等思想的宣传口号与实际行事之间的矛盾也无孔不入的体现在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层面上，这样最终的也造成了其军队和领导集团中的离心离德，一种不平等的专制制度，就会有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由此也将造成太平天国内部的利益分化。
三、“宗教的虚幻”与“现实结果”的背离
洪秀全的对基督教的改造和利用，就是一种利用唯心主义的理论将无知愚昧的农民捆绑在一起。“拜上帝教”不但迷惑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洪秀全自己也迷失在宗教的虚幻世界里，而且越走越远。洪秀全在宗教神化上几乎达到了自我麻醉的地步，而这种在宗教虚幻唯心论的思想指导下，也造成了残酷的现实结果。洪秀全迷信上帝，认为“凡有征战，皆有天助神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1]，在定都天京后，他疏于政治，而热衷于从事宗教理论的著述上，即使到了天京被围的紧急时刻，他仍宣称会有“天兵”来救他和他的国家，导致最终兵败城破[12]。洪秀全所构建的宗教体系与现实的皇权体系本身的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了太平天国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
《洪秀全集》中提到在太平天国的宗教体系中，洪秀全自称为上帝次子，而杨秀清、萧朝贵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假借“天父、天兄下凡”[13]的宗教信仰面纱下，对迷惑广大农民、鼓舞士气，对稳定军心、维系组织确有一定实效，也树立了自我的威信。但后来萧朝贵战死，就由杨秀清一人行使这一神权。这样一来宗教上的神权和现实中的皇权就出现了矛盾[14]。在政治的皇权上洪秀全是天王，是现实和政治的最高领导者和统治者，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上帝次子，而杨是上帝代言人，地位反高于洪秀全。这种政治上和宗教权利上的不对等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分化和不稳定。杨秀清居功至傲，地位在各王之上，在政治上所体现的领导能力甚至都要强于耽于享乐的洪秀全。随着个人权欲的不断攀升，杨秀清依仗着自己的神权地位和政治功劳，于1856年逼封万岁，洪秀全的皇权受到挑战，导致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一手构建的宗教神权体系，期望能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地位与统治，却遭到现实皇权体系的冲击，宗教神秘外衣剥落，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受到重创，开始走向衰落。
四、激烈“反孔”与“偏爱儒家”的背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一段时间，反清的洪秀全自然也反对其主要意识形态—— 孔儒思想。
如他把村塾中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弃去”，此外，又有焚书、删书之举，“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5]如他曾颁旨：“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批阅刊刻颁行”。[16]“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17]“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18]
洪秀全的这些行动及言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孔孟之道与自己提倡的天父崇拜相冲突，故有反孔行动。但从本质上看，他不仅没反“孔孟之道”，而且时时在利用“孔孟之道”。如他的《天父诗》《太平诏书》《太平救世歌》等都是在宣传“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提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妻道在三从”等封建纲常思想。[19]
这种背离，是他无法逃脱他深深浸染的儒家文化所造成的。从本质上看，他就已经是儒家人，所以无论在形式上多么做作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所留下的痕迹。洪秀全因落第而反清，作了许多动作以示改弦更张，却是越走越与清政府同。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郑大华《晚清思想史》绪论中说：“自然只是现象，它的背后没有思想，而历史却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20]同样“历史研究的任务无非有两个。第一个任务是还原历史，第二个任务是解释历史。”[21]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和失败，都与其背后的思想息息相关，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特别是洪秀全的思想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所起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能让我更好的还原那样一个时代，理解太平天国的兴衰。发生在洪秀全身上的种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导致血淋淋的现实也将剥掉农民精（下转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