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或许这个词已经过时，但孙春龙还是经常跟人谈到“理想”，“现在跟人谈理想可能很多人都会笑你，说，‘你才有理想，你们全家都有理想。’但我觉得这是不该放弃的东西。”他并不认为离开媒体是放弃了当初的理想，“其实这是一种坚持。因为在媒体已经没法实现理想，当然就要用别的方式来实现。”在他看来，近些年舆论大环境非常“那个”，媒体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2011年6月底，孙春龙正式辞去《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一职，全身心投入公益。目前，龙越基金会已经运转了半年多。他每月的时间大致这么分割：一周在家里，一周在深圳，两周在路上。
做记者时，他是权力的监督者，希望以强硬手段改变现状，现在做公益，是尝试在接受现状的前提下用爱的方式去转变人心。“拆迁问题、上访问题，归根结底出自于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我们真正要去改变的是这种漠视，形成尊重人性和个体生命的理念。”
老兵回家，历史回家
登上记者生涯巅峰时，孙春龙不满35岁。2008年8月1日，山西娄烦尖山铁矿发生事故，被当地媒体定性为自然灾害。经过调查，孙春龙与特约记者王晓报道事故死亡人数至少有41人，而非官方说的11人。之后，他在博客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此前，因为山西黑砖窑事件，他写过另一封信《于幼军你为什么不辞职》），指出娄烦事故不是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温家宝总理对举报信作出了批示，国务院派出事故调查组赴山西调查，肯定了他们的判断。孙春龙一夜被公众所知。
温家宝作批示前，孙春龙憋在家里，整天在阳台抽烟。警车就在楼下停着。“我就想着他们什么时候会上来，一敲门就很紧张，开门前先看下猫眼。我儿子那时才两岁，我抱着他去开门时，他都学会了先看下猫眼。那会儿，刚好三鹿出事，进口奶粉也每次限购三包。就想攒点奶粉，万一真进去了，最起码孩子有奶粉吃。”为了报道冒险他并不后悔，但危险传递给了家人和朋友令他不安。“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恐惧，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结果。”
一边是威逼，一边是陷阱。“我接过一个电话。‘哎呀，我在江苏，这边有个新闻，希望你能来采访。你把账号给我，我先给你打一些路费进去。’我说路费由我们单位承担，什么新闻？他直接就挂掉了。”一听就是山西口音。还有托儿找到他，“20万怎么样？不行的话我再跟他们多要点。”“你说你不能收钱，他可能会去公关可以灭稿子的人，我说我要考虑一下。等稿子印出来我说我们已经发表了。只能用这种方式。”
“当时很幼稚，觉得这是职业生涯里的辉煌，一提大家都知道。”2010年回了趟娄烦后，他开始反思，“结果怎么样？你什么都没改变。瞒报，你教会了他怎么防范记者，他经验更丰富了；腐败，这事件很多官员渎职，但调查又产生更大的腐败，听说好多人为这事花了非常离谱的钱；惩处，受到处理的可能不是责任最重大的人，有被判刑官员的家属找到我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报道只有一点点作用，就是把人数纠正过来了，那些尸体也被挖出来了。但并没改变很多现状”
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做公益需要他投入更多精力。
已经开展4年多的“老兵回家”（帮助因战争而流落异国他乡的老兵回家与亲人团聚），缘起于2005年那次“羞愧”。当时，孙春龙去缅甸采访，一位流落当地的国军老兵听说他是记者，指着他鼻子骂：“你们说我们不抗日，你去国殇墓园看一下，我们的弟兄是怎么死的！”
1941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建远征军在滇缅支援英军抗击日本，投入兵力40万，伤亡近20万。始建于1945年的国殇墓园，长眠着远征军第20集团军近万英灵。
“我当时对国军抗日还没有清晰认识，回来查资料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一个中央媒体的记者，快三十岁了，无知到这种地步，非常羞愧。”
2008年初，孙春龙去了腾冲的国殇墓园。“门非常小，进去之后全是非常小的墓碑，漫山遍野。”他一下被震撼了，“每块墓碑都是一个人呀，因为战争就全没了。”几个月后，他专程赴缅甸采访远征军老兵，回来便发起“老兵回家”活动。
第一位回家的老人李锡全随身带着中国地图册。那是他二十多年前在缅甸买的，想家时就会翻看，湖南那一页已经翻烂了。他平静地拿出地图册，指给孙春龙看：这是湖南，这是常德，这是桃源县，这是我的家。如果不是这个年轻人闯入他的生活，他的家只能安放在地图册里。
河南老兵王之平回家时收到的礼物是一抔黄土、一瓶黄河水。他二话不说，抓起一把黄土就往嘴里塞，边嚼边嘟囔：“好东西呀，好东西呀。”边上的人连忙拿矿泉水给他漱口，不料他直接喝了一大口黄河水，把嘴里的土“咕咚”一声咽了下去。
杨伯方为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回家一事奔走多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在他的手写回忆录中，这个心愿写在最醒目的位置。但他最终客死异乡。
山东老兵张富鳞接受采访时，特意穿上一件别着两枚纪念章的上衣。山东的媒体为他找到了家人，他却不愿意回家。沉默良久他说：“我怕自己死在路上。”他指指墙角，孙春龙才发现那里有块墓碑，上面写着：张富鳞先生墓。
老兵们多半有一个心愿：得到国家的承认，“只要发一张证明，说我们打过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了。”湖南老兵吴远焯的儿子找到孙春龙，塞给他200块钱，希望他能帮父亲获得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老人抱憾而终。后来孙春龙和朋友在淘宝网上买了400块钱一枚的纪念章，寄给了老人的儿子，让他放在遗像前，“后来我一直在想，淘宝上买的纪念章，还能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荣誉？”
4年时间里，近四十位老兵实现了回家的梦想。但在孙春龙看来，“要回家的，不仅仅是那些幸存的老兵，还有那数不清的、飘荡在异域的亡灵，以及这段用中国军人的生命铸就的历史”。
“遗骸回家”（寻找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军人遗骸并接他们回家，修建和维护阵亡军人墓地、纪念碑）要护送的，正是这些亡灵。
2011年2月，孙春龙等一行6人再赴缅甸。除访问幸存老兵，还对远征军墓地情况做了一次全面调查，为将来的重建及迎接遗骸回国做准备。
在仰光郊外的盟军墓地，负责人奥斯卡询问他们：“你们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得知来自中国时，又问：“中国台湾？”确认是来自大陆后他又问：“是来旅游，还是做石油、宝石或木材生意？”听说他们是去找老兵，他惊讶不已，“来这里找老兵的中国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当年9月，由云南省侨联、云南省黄埔同学会主办的“忠魂归国”活动启动，19具寻获于密支那原30师墓地和西保原50师墓地的远征军将士遗骸，分别从云南的瑞丽和腾冲口岸归国。
孙春龙说，“我们现在要建一个墓地，会从缅甸接很多遗骸回来。这些遗骸你不知道是谁的，墓碑都毁了，但我们会给他们做DNA鉴定，留下他们生命的信息。或许我们现在没办法找到他们的家人，但我们会留下机会。我们还会为每个人立一块没有名字的墓碑。这些生命原本有名字，我们把它们搞丢了，有一天找到了还要刻上。”
有一天不再有人专职做公益
专注于公益之后，孙春龙经历了一个意料之中的转变。以前他是新华社旗下杂志的总编助理，总是别人求他帮忙，现在要转过身来求别人。“因此失去了很多旧朋友，也结识了很多在你无权无利时支持你的新朋友。有得有失，得到的更多。”
另一个转变是以前做记者单打独斗，现在成了一个团队的管理者。他希望自己的名字慢慢淡化，基金会本身得到更多关注。“一是这样有利于长远发展。二是个人头上的光环越多心理压力也越大，有时出去跟人打个牌小赌一下都会觉得不自在，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累，依靠个人头上的光环，只能让公益的路越走越窄。”
孙春龙觉得公益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的职业，而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常态。“昨天我去香港做讲座，第一反应是香港人太冷淡。在大陆做这个讲座，全场鼓掌，讲完马上有人拿钱给你。香港人非常理性，他可能也支持你，但他更多看重的是你的运作模式和体系，也不会给你很多钱，但参与的人会很多。真正的公益就该是这样。现在大陆的很多公益人士成了‘公益事业狂’，我觉得这太极端了。你看台湾，最大的慈善组织慈济基金会，很多人是兼职的，有时间就去做，没时间不强求。我们现在还不行，我们是某个人不做就没人做，而长远目标应该是有一天不再有人专职去做公益，公益不要成为时尚，公益人也不要成为榜样。”
孙春龙认为把老兵照顾好后，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慈善模式。他设想把基金会做成公益界的淘宝，在捐助者和受捐者之间搭建传递爱的平台。现在基金会有5个人，以后可能也不会超过10个人。他要用这些人去撬动500个人5000个人。“我们以后可能更多的是传播理念，让更多认同者参与进来，成为行动者。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来做，不要说5个人，500个人也做不了多少事。””
他还想成立捐助者大会，与股东大会类似。“以后凡是重大决策都交给大会表决。哪怕大会做出在我看来不合理的决定我也接受。其实有些担心是多余的。真正引进民主后，决策结果往往是对的。”此外基金会的理事长、秘书长职务“全国竞选、全球竞选”，“你来演讲，捐助者投票，一块钱一票，而且我们会有约束，你捐的钱再多投票权不能超过1/3，就像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一样。”
他觉得管理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和治理一个国家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基金会的民主模式可以成为一种试验，给国家的政改提供借鉴。而基金会本身走上这条路，“即便以后我不参与了，也会有一个良性循环。”
他说，家人更认可他以前的状态，工作风光、收入稳定、生活无忧。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觉得公益不应该成为职业，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生态。“为了公众利益把它当作职业是走了偏路，我感觉现在我有点走偏了。我会觉得对不起孩子，我没把他照顾好，作为父亲肯定是失职的。自己孩子都没照顾好就去照顾别人，这肯定行不通的。在一个成熟社会，公益应该是每个人照顾好自己，然后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汇聚每个人很小的力量就行。所以我说公益不是大爱是小爱。”
孙春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孙春龙：满意。以前做记者，更多的是牢骚、否定、对立，在饭桌上3句话后就谈到国家的问题，每个人都觉得很黯淡，背负了很大的心理包袱。现在做了公益，希望能用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阳光地去做一些事情，传递点正能量给别人。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孙春龙：算不上成就，但有心得：现实不管多残酷，理想永远要坚持；套用网上的一句话：再牛逼的梦想，也经不住傻逼似地坚持。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孙春龙：以前是一个强调集体的年代，现在则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我能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孙春龙：能爆粗口吗？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孙春龙：我们目前关注的是抗战老兵，一群让人心生敬意但却即将谢幕的老人。不过，我们传播的理念却是永恒的，就是关注人性、尊重个体。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肩负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将会有一个让人心仪的未来。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孙春龙：缺少行动。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堪称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孙春龙：有想法，又能把自己的想法忽悠成。我最钦佩的都是一些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们。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孙春龙：自由。我们的责任和权利都是为了追求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孙春龙：美国电影《护送钱斯》。强大的好莱坞，不仅把美国的价值观输送到全世界，影响了无数的人，还赚得盆满钵满。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好莱坞影片在技术手段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所展现的这种尊重人性、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适合于全人类。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孙春龙：不管现实如何，我都会说自己很幸福。不安的是，这个社会让人看到的是越来越退步。就拿拆迁来说，以前强拆的时候，拆迁户闹一闹就能引起关注，现在死个人都习以为常。最大的担忧是社会不稳定，很多东西就需要重新开始。
他曾是闻名全国的调查记者。
2008年，山西娄烦尖山铁矿发生事故，当地媒体定性为自然灾害，公布死亡人数为9人。他与合作者调查出事件是重大责任事故，且至少有41人死亡的真相，并在博客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之后，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要求调查，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同年，他发起“老兵回家”这一公益活动，帮助因战争而流落异国他乡的老兵与亲人团聚。如今，这一项目已经帮助近四十位老兵实现回家愿望，并延伸出更多相关的公益活动。
他于去年离开媒体，创建基金会，专职从事公益。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看来，无论在什么位置，“尊重人性，关怀个体生命”才是永远不会终结的事业。
2011年6月底，孙春龙正式辞去《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一职，全身心投入公益。目前，龙越基金会已经运转了半年多。他每月的时间大致这么分割：一周在家里，一周在深圳，两周在路上。
做记者时，他是权力的监督者，希望以强硬手段改变现状，现在做公益，是尝试在接受现状的前提下用爱的方式去转变人心。“拆迁问题、上访问题，归根结底出自于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我们真正要去改变的是这种漠视，形成尊重人性和个体生命的理念。”
老兵回家，历史回家
登上记者生涯巅峰时，孙春龙不满35岁。2008年8月1日，山西娄烦尖山铁矿发生事故，被当地媒体定性为自然灾害。经过调查，孙春龙与特约记者王晓报道事故死亡人数至少有41人，而非官方说的11人。之后，他在博客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此前，因为山西黑砖窑事件，他写过另一封信《于幼军你为什么不辞职》），指出娄烦事故不是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温家宝总理对举报信作出了批示，国务院派出事故调查组赴山西调查，肯定了他们的判断。孙春龙一夜被公众所知。
温家宝作批示前，孙春龙憋在家里，整天在阳台抽烟。警车就在楼下停着。“我就想着他们什么时候会上来，一敲门就很紧张，开门前先看下猫眼。我儿子那时才两岁，我抱着他去开门时，他都学会了先看下猫眼。那会儿，刚好三鹿出事，进口奶粉也每次限购三包。就想攒点奶粉，万一真进去了，最起码孩子有奶粉吃。”为了报道冒险他并不后悔，但危险传递给了家人和朋友令他不安。“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恐惧，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结果。”
一边是威逼，一边是陷阱。“我接过一个电话。‘哎呀，我在江苏，这边有个新闻，希望你能来采访。你把账号给我，我先给你打一些路费进去。’我说路费由我们单位承担，什么新闻？他直接就挂掉了。”一听就是山西口音。还有托儿找到他，“20万怎么样？不行的话我再跟他们多要点。”“你说你不能收钱，他可能会去公关可以灭稿子的人，我说我要考虑一下。等稿子印出来我说我们已经发表了。只能用这种方式。”
“当时很幼稚，觉得这是职业生涯里的辉煌，一提大家都知道。”2010年回了趟娄烦后，他开始反思，“结果怎么样？你什么都没改变。瞒报，你教会了他怎么防范记者，他经验更丰富了；腐败，这事件很多官员渎职，但调查又产生更大的腐败，听说好多人为这事花了非常离谱的钱；惩处，受到处理的可能不是责任最重大的人，有被判刑官员的家属找到我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报道只有一点点作用，就是把人数纠正过来了，那些尸体也被挖出来了。但并没改变很多现状”
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做公益需要他投入更多精力。
已经开展4年多的“老兵回家”（帮助因战争而流落异国他乡的老兵回家与亲人团聚），缘起于2005年那次“羞愧”。当时，孙春龙去缅甸采访，一位流落当地的国军老兵听说他是记者，指着他鼻子骂：“你们说我们不抗日，你去国殇墓园看一下，我们的弟兄是怎么死的！”
1941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建远征军在滇缅支援英军抗击日本，投入兵力40万，伤亡近20万。始建于1945年的国殇墓园，长眠着远征军第20集团军近万英灵。
“我当时对国军抗日还没有清晰认识，回来查资料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一个中央媒体的记者，快三十岁了，无知到这种地步，非常羞愧。”
2008年初，孙春龙去了腾冲的国殇墓园。“门非常小，进去之后全是非常小的墓碑，漫山遍野。”他一下被震撼了，“每块墓碑都是一个人呀，因为战争就全没了。”几个月后，他专程赴缅甸采访远征军老兵，回来便发起“老兵回家”活动。
第一位回家的老人李锡全随身带着中国地图册。那是他二十多年前在缅甸买的，想家时就会翻看，湖南那一页已经翻烂了。他平静地拿出地图册，指给孙春龙看：这是湖南，这是常德，这是桃源县，这是我的家。如果不是这个年轻人闯入他的生活，他的家只能安放在地图册里。
河南老兵王之平回家时收到的礼物是一抔黄土、一瓶黄河水。他二话不说，抓起一把黄土就往嘴里塞，边嚼边嘟囔：“好东西呀，好东西呀。”边上的人连忙拿矿泉水给他漱口，不料他直接喝了一大口黄河水，把嘴里的土“咕咚”一声咽了下去。
杨伯方为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回家一事奔走多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在他的手写回忆录中，这个心愿写在最醒目的位置。但他最终客死异乡。
山东老兵张富鳞接受采访时，特意穿上一件别着两枚纪念章的上衣。山东的媒体为他找到了家人，他却不愿意回家。沉默良久他说：“我怕自己死在路上。”他指指墙角，孙春龙才发现那里有块墓碑，上面写着：张富鳞先生墓。
老兵们多半有一个心愿：得到国家的承认，“只要发一张证明，说我们打过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了。”湖南老兵吴远焯的儿子找到孙春龙，塞给他200块钱，希望他能帮父亲获得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老人抱憾而终。后来孙春龙和朋友在淘宝网上买了400块钱一枚的纪念章，寄给了老人的儿子，让他放在遗像前，“后来我一直在想，淘宝上买的纪念章，还能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荣誉？”
4年时间里，近四十位老兵实现了回家的梦想。但在孙春龙看来，“要回家的，不仅仅是那些幸存的老兵，还有那数不清的、飘荡在异域的亡灵，以及这段用中国军人的生命铸就的历史”。
“遗骸回家”（寻找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军人遗骸并接他们回家，修建和维护阵亡军人墓地、纪念碑）要护送的，正是这些亡灵。
2011年2月，孙春龙等一行6人再赴缅甸。除访问幸存老兵，还对远征军墓地情况做了一次全面调查，为将来的重建及迎接遗骸回国做准备。
在仰光郊外的盟军墓地，负责人奥斯卡询问他们：“你们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得知来自中国时，又问：“中国台湾？”确认是来自大陆后他又问：“是来旅游，还是做石油、宝石或木材生意？”听说他们是去找老兵，他惊讶不已，“来这里找老兵的中国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当年9月，由云南省侨联、云南省黄埔同学会主办的“忠魂归国”活动启动，19具寻获于密支那原30师墓地和西保原50师墓地的远征军将士遗骸，分别从云南的瑞丽和腾冲口岸归国。
孙春龙说，“我们现在要建一个墓地，会从缅甸接很多遗骸回来。这些遗骸你不知道是谁的，墓碑都毁了，但我们会给他们做DNA鉴定，留下他们生命的信息。或许我们现在没办法找到他们的家人，但我们会留下机会。我们还会为每个人立一块没有名字的墓碑。这些生命原本有名字，我们把它们搞丢了，有一天找到了还要刻上。”
有一天不再有人专职做公益
专注于公益之后，孙春龙经历了一个意料之中的转变。以前他是新华社旗下杂志的总编助理，总是别人求他帮忙，现在要转过身来求别人。“因此失去了很多旧朋友，也结识了很多在你无权无利时支持你的新朋友。有得有失，得到的更多。”
另一个转变是以前做记者单打独斗，现在成了一个团队的管理者。他希望自己的名字慢慢淡化，基金会本身得到更多关注。“一是这样有利于长远发展。二是个人头上的光环越多心理压力也越大，有时出去跟人打个牌小赌一下都会觉得不自在，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累，依靠个人头上的光环，只能让公益的路越走越窄。”
孙春龙觉得公益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的职业，而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常态。“昨天我去香港做讲座，第一反应是香港人太冷淡。在大陆做这个讲座，全场鼓掌，讲完马上有人拿钱给你。香港人非常理性，他可能也支持你，但他更多看重的是你的运作模式和体系，也不会给你很多钱，但参与的人会很多。真正的公益就该是这样。现在大陆的很多公益人士成了‘公益事业狂’，我觉得这太极端了。你看台湾，最大的慈善组织慈济基金会，很多人是兼职的，有时间就去做，没时间不强求。我们现在还不行，我们是某个人不做就没人做，而长远目标应该是有一天不再有人专职去做公益，公益不要成为时尚，公益人也不要成为榜样。”
孙春龙认为把老兵照顾好后，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慈善模式。他设想把基金会做成公益界的淘宝，在捐助者和受捐者之间搭建传递爱的平台。现在基金会有5个人，以后可能也不会超过10个人。他要用这些人去撬动500个人5000个人。“我们以后可能更多的是传播理念，让更多认同者参与进来，成为行动者。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来做，不要说5个人，500个人也做不了多少事。””
他还想成立捐助者大会，与股东大会类似。“以后凡是重大决策都交给大会表决。哪怕大会做出在我看来不合理的决定我也接受。其实有些担心是多余的。真正引进民主后，决策结果往往是对的。”此外基金会的理事长、秘书长职务“全国竞选、全球竞选”，“你来演讲，捐助者投票，一块钱一票，而且我们会有约束，你捐的钱再多投票权不能超过1/3，就像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一样。”
他觉得管理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和治理一个国家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基金会的民主模式可以成为一种试验，给国家的政改提供借鉴。而基金会本身走上这条路，“即便以后我不参与了，也会有一个良性循环。”
他说，家人更认可他以前的状态，工作风光、收入稳定、生活无忧。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觉得公益不应该成为职业，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生态。“为了公众利益把它当作职业是走了偏路，我感觉现在我有点走偏了。我会觉得对不起孩子，我没把他照顾好，作为父亲肯定是失职的。自己孩子都没照顾好就去照顾别人，这肯定行不通的。在一个成熟社会，公益应该是每个人照顾好自己，然后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汇聚每个人很小的力量就行。所以我说公益不是大爱是小爱。”
孙春龙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孙春龙：满意。以前做记者，更多的是牢骚、否定、对立，在饭桌上3句话后就谈到国家的问题，每个人都觉得很黯淡，背负了很大的心理包袱。现在做了公益，希望能用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阳光地去做一些事情，传递点正能量给别人。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孙春龙：算不上成就，但有心得：现实不管多残酷，理想永远要坚持；套用网上的一句话：再牛逼的梦想，也经不住傻逼似地坚持。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孙春龙：以前是一个强调集体的年代，现在则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我能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孙春龙：能爆粗口吗？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孙春龙：我们目前关注的是抗战老兵，一群让人心生敬意但却即将谢幕的老人。不过，我们传播的理念却是永恒的，就是关注人性、尊重个体。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肩负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将会有一个让人心仪的未来。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孙春龙：缺少行动。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堪称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孙春龙：有想法，又能把自己的想法忽悠成。我最钦佩的都是一些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们。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孙春龙：自由。我们的责任和权利都是为了追求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孙春龙：美国电影《护送钱斯》。强大的好莱坞，不仅把美国的价值观输送到全世界，影响了无数的人，还赚得盆满钵满。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好莱坞影片在技术手段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所展现的这种尊重人性、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适合于全人类。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孙春龙：不管现实如何，我都会说自己很幸福。不安的是，这个社会让人看到的是越来越退步。就拿拆迁来说，以前强拆的时候，拆迁户闹一闹就能引起关注，现在死个人都习以为常。最大的担忧是社会不稳定，很多东西就需要重新开始。
他曾是闻名全国的调查记者。
2008年，山西娄烦尖山铁矿发生事故，当地媒体定性为自然灾害，公布死亡人数为9人。他与合作者调查出事件是重大责任事故，且至少有41人死亡的真相，并在博客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之后，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要求调查，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同年，他发起“老兵回家”这一公益活动，帮助因战争而流落异国他乡的老兵与亲人团聚。如今，这一项目已经帮助近四十位老兵实现回家愿望，并延伸出更多相关的公益活动。
他于去年离开媒体，创建基金会，专职从事公益。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看来，无论在什么位置，“尊重人性，关怀个体生命”才是永远不会终结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