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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渔在明末清初时代是最为独特的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本文从戏剧文本出发，分析其商人思维式创作手法的体现及启示意义。
关键词：李渔;戏剧文本;商人思维
引言
李渔这种商人思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使他的戏剧具有另类的风格并深受观众的喜爱。他的商人思维不仅受到他家庭因素的影响，更是当时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这也是大势所趋，足以说明李渔思维的活跃性和先进性。文章通过对《笠翁十种曲》中的商人思维创作特点和表现进行平面剖析，探讨李渔商人思维的原因及其作品中展现的商业化艺术特点及创作风格。
一、商人思维产生原因
戏剧作品属于通俗文学，来源于百姓生活中，易于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有较高的文学普及度。自唐传奇以来，发展到宋元话本、杂剧，到明清之际戏剧、小说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越来越受到普通大众的欣赏和接受。第一，戏剧作品可以登台表演，用新的媒体传播方式给人以新的感官体验，而以往的文学体裁大都是纸上文字，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学知识和想象能力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作品中传达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传播途径较为单一，相对有些局限性，戏剧却可以直观的表现出来作品的神韵，让人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人物作品的情感和思想。第二，因为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宣扬的是内化的内向的自我修养式的性格特征，这就使得很多的情感不能轻易的泄露，封建礼教的约束更加重了当时人们思想的迂腐。而戏剧表演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的表现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冲突及人性的反复等，因为表演的不是自己，自然就不会担心对自我造成的名利损失，其实戏中人就是自我的对号入座，这样就利于人们无拘无束地享受戏剧带来的乐趣。第三，当时的人们娱乐方式非常单挑乏味，几乎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只要有戏剧，人们往往都会蜂拥而至，喜欢的不得了，这也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原因。以上三个原因就促成了戏剧作品在明清时代非常受欢迎，也就意味着戏剧在当时有非常好的市场，这就为李渔运用商人思维运作戏剧作品表演提供了广大市场。
晚明以来，商品经济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孕育发展起来，商业的发展导致崇尚商业与享乐的社会价值观念盛行。当时的商人可以凭藉手中的财富雄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商人的地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人轻视。甚至平民也开始热衷于经商。在这种商品经济思潮之下，涌现了大批官僚、士人弃官弃儒从商的现象。因为在这时一些官僚和士人的地位、生活状况还不如平地突起的商人。商品经济也带动了奢华享乐的生活方式，而戏剧作为一种迎合大众需求的娱乐方式备受欢迎，李渔就在这个时期将纯文学转变为商业化文学，既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解生活困窘之急，又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文学创作。所以说，这个重商、重利、追求奢华生活方式的社会环境为他商品化戏剧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也是促使他作出这种选择的重要动因。
当时明清之际盛行一种解放思潮。明清时期的启蒙学者，对朱明理学提倡的道德禁欲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提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相呼应的新见解，对生命个体的欲望予以肯定，体现了明清时代新兴的市民的价值观。李贽认为“天下尽市道之交”[1]是“人必有私”得以实现的现实背景。天下人的彼此交往处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黄宗羲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概念。李渔生活的明清时代，重商、重财、重利断义已成为包括士大夫在内的众多阶层的价值观念。进步思想家的思想观念给了李渔向传统秩序和现实世界挑战的勇气，鼓励李漁去大胆地、不断地开拓和创新。这种解放思潮无疑在李渔商人思维方式的产生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戏剧作品中的商业特征
李渔戏剧创作在语言的运用上就要照顾到大多数下层观众的欣赏能力和水平，非常注重曲白的通俗易懂性，“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他善于将一些民间的口语、俗语、成语融入曲白中，既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如《意中缘·自媒》中胜枝香一曲：“求天助水或成渠，靠人扶沟难吸海。”将成语运用其中，既通俗易懂，又形象生动。
再如，如《蜃中楼》中，龙女在泾河龙王面前述说自己的不情愿来这里时，这样表述到：“俺不是汉朝情愿嫁王嫱，都只为狠叔将人强。他和亲矫诏无谦让，俺爹行，情原手足难强项。因此上把儿女柔肠，变做了英雄雅量，权做个涕泣女吴王。”[2]这里用到了昭君和番、强项令、西施嫁吴王的典故，虽然属于用典的范围，但是都是流传极为广泛的典故。在说到自己的丈夫时，使用的典故更是通俗，她表白到：“说起俺夫家姓字香，不在梅旁在柳旁，他是那坐怀不乱的宗风倡。”龙女讲自己的丈夫姓柳，用到了杜丽娘的故事与坐怀不乱柳下惠的典故，杜丽娘的故事作为戏曲在当时是广泛传播，而柳下惠的典故亦是大家嘉奖的典范，所以流传广泛、下层观众基本上都了解，毫无晦涩难懂之感。这种运用熟知度大的典故正说明了李渔要求语言通俗易懂的特征。
另外李渔为了使观众更好地接受并且有娱乐性的享受，因此在语言上对科浑进行了“全方位”的运用。科浑是滑稽动作和滑稽语言的结合。如《意中缘·露丑》中，当黄天监受是空和尚指使假冒名士董其昌娶杨云友时，杨云友画了一幅梅花让黄天监指点一下，黄天监本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无所事事的无赖，对画根本就是不懂欣赏，却不懂装懂，妄加评论道：“你这幅梅花画便画得好，只是有花无叶太冷静些。岂不闻古语道：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为什么不画些叶子，点缀一点缀？”当杨云友指出梅花是“花不见叶叶不见花”的，黄天监只好解嘲说自己昏了头了。这种科浑手法的运用不仅加强了戏剧的喜剧效果，而且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就看懂了剧情与故事。
结论
综上可知，本文基于李渔具体作品文本，分析了商人思维产生的原因及戏剧作品中的商业特征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其商人思维的产生更多地受到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李渔的商人思维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李渔的商人思维对深刻认识戏剧发展的趋势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67.
[2]李渔.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53.
关键词：李渔;戏剧文本;商人思维
引言
李渔这种商人思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使他的戏剧具有另类的风格并深受观众的喜爱。他的商人思维不仅受到他家庭因素的影响，更是当时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这也是大势所趋，足以说明李渔思维的活跃性和先进性。文章通过对《笠翁十种曲》中的商人思维创作特点和表现进行平面剖析，探讨李渔商人思维的原因及其作品中展现的商业化艺术特点及创作风格。
一、商人思维产生原因
戏剧作品属于通俗文学，来源于百姓生活中，易于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有较高的文学普及度。自唐传奇以来，发展到宋元话本、杂剧，到明清之际戏剧、小说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越来越受到普通大众的欣赏和接受。第一，戏剧作品可以登台表演，用新的媒体传播方式给人以新的感官体验，而以往的文学体裁大都是纸上文字，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学知识和想象能力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作品中传达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传播途径较为单一，相对有些局限性，戏剧却可以直观的表现出来作品的神韵，让人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人物作品的情感和思想。第二，因为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宣扬的是内化的内向的自我修养式的性格特征，这就使得很多的情感不能轻易的泄露，封建礼教的约束更加重了当时人们思想的迂腐。而戏剧表演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的表现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冲突及人性的反复等，因为表演的不是自己，自然就不会担心对自我造成的名利损失，其实戏中人就是自我的对号入座，这样就利于人们无拘无束地享受戏剧带来的乐趣。第三，当时的人们娱乐方式非常单挑乏味，几乎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只要有戏剧，人们往往都会蜂拥而至，喜欢的不得了，这也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原因。以上三个原因就促成了戏剧作品在明清时代非常受欢迎，也就意味着戏剧在当时有非常好的市场，这就为李渔运用商人思维运作戏剧作品表演提供了广大市场。
晚明以来，商品经济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孕育发展起来，商业的发展导致崇尚商业与享乐的社会价值观念盛行。当时的商人可以凭藉手中的财富雄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商人的地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人轻视。甚至平民也开始热衷于经商。在这种商品经济思潮之下，涌现了大批官僚、士人弃官弃儒从商的现象。因为在这时一些官僚和士人的地位、生活状况还不如平地突起的商人。商品经济也带动了奢华享乐的生活方式，而戏剧作为一种迎合大众需求的娱乐方式备受欢迎，李渔就在这个时期将纯文学转变为商业化文学，既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解生活困窘之急，又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文学创作。所以说，这个重商、重利、追求奢华生活方式的社会环境为他商品化戏剧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也是促使他作出这种选择的重要动因。
当时明清之际盛行一种解放思潮。明清时期的启蒙学者，对朱明理学提倡的道德禁欲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提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相呼应的新见解，对生命个体的欲望予以肯定，体现了明清时代新兴的市民的价值观。李贽认为“天下尽市道之交”[1]是“人必有私”得以实现的现实背景。天下人的彼此交往处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黄宗羲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概念。李渔生活的明清时代，重商、重财、重利断义已成为包括士大夫在内的众多阶层的价值观念。进步思想家的思想观念给了李渔向传统秩序和现实世界挑战的勇气，鼓励李漁去大胆地、不断地开拓和创新。这种解放思潮无疑在李渔商人思维方式的产生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戏剧作品中的商业特征
李渔戏剧创作在语言的运用上就要照顾到大多数下层观众的欣赏能力和水平，非常注重曲白的通俗易懂性，“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他善于将一些民间的口语、俗语、成语融入曲白中，既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如《意中缘·自媒》中胜枝香一曲：“求天助水或成渠，靠人扶沟难吸海。”将成语运用其中，既通俗易懂，又形象生动。
再如，如《蜃中楼》中，龙女在泾河龙王面前述说自己的不情愿来这里时，这样表述到：“俺不是汉朝情愿嫁王嫱，都只为狠叔将人强。他和亲矫诏无谦让，俺爹行，情原手足难强项。因此上把儿女柔肠，变做了英雄雅量，权做个涕泣女吴王。”[2]这里用到了昭君和番、强项令、西施嫁吴王的典故，虽然属于用典的范围，但是都是流传极为广泛的典故。在说到自己的丈夫时，使用的典故更是通俗，她表白到：“说起俺夫家姓字香，不在梅旁在柳旁，他是那坐怀不乱的宗风倡。”龙女讲自己的丈夫姓柳，用到了杜丽娘的故事与坐怀不乱柳下惠的典故，杜丽娘的故事作为戏曲在当时是广泛传播，而柳下惠的典故亦是大家嘉奖的典范，所以流传广泛、下层观众基本上都了解，毫无晦涩难懂之感。这种运用熟知度大的典故正说明了李渔要求语言通俗易懂的特征。
另外李渔为了使观众更好地接受并且有娱乐性的享受，因此在语言上对科浑进行了“全方位”的运用。科浑是滑稽动作和滑稽语言的结合。如《意中缘·露丑》中，当黄天监受是空和尚指使假冒名士董其昌娶杨云友时，杨云友画了一幅梅花让黄天监指点一下，黄天监本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无所事事的无赖，对画根本就是不懂欣赏，却不懂装懂，妄加评论道：“你这幅梅花画便画得好，只是有花无叶太冷静些。岂不闻古语道：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为什么不画些叶子，点缀一点缀？”当杨云友指出梅花是“花不见叶叶不见花”的，黄天监只好解嘲说自己昏了头了。这种科浑手法的运用不仅加强了戏剧的喜剧效果，而且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就看懂了剧情与故事。
结论
综上可知，本文基于李渔具体作品文本，分析了商人思维产生的原因及戏剧作品中的商业特征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其商人思维的产生更多地受到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李渔的商人思维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李渔的商人思维对深刻认识戏剧发展的趋势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67.
[2]李渔.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