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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处女作《喜福会》在文学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具有很大的文学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以现代叙事学理论为出发点，对小说《喜福会》中的叙事人物、叙事结构以及叙事视角进行多方位的辩证分析，进而解析其获得成功的奥秘之处，同时肯定其在文学研究上的价值。
关键词：叙事人物 叙事结构 叙事视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部作品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不仅仅取决于其表现主题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主流，很大一部分还是取决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谭恩美就是将这两者有效的进行了结合，从而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就《喜福会》这部小说来说，与对作品所揭示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等方面的研究相比，更多的人忽视了对小说的写作技巧和写作方式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叙事学理论的角度，对小说中作者在叙事结构、叙事人物以及叙事角度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探讨，对作者运用的颇具匠心的叙述技巧进行分析，揭示其在小说主题体现上所起到的独特的文学效果。
一 关于《喜福会》这部小说的简介
《喜福会》又名《The Joy Luck Club》，是由美籍华人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创作完成的。小说出版于1989年，并一举成名，好评如潮，曾经位居《纽约时报》排名畅销书榜历时九个月之久，在美国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曾获“全美图书评论奖”、“全美图书奖”、“1990年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等多个奖项，甚至还被选入2001年版由张瑞华编著的《诺顿文学入门》教材一书。《喜福会》主要分为四部分，由十六个故事组成，主要讲述了四个移民家庭中的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之间由僵持走向和解的故事，极大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促使世界上无数文学研究者对美国华裔或者是亚裔文学的研究热潮的形成，对美国华裔文学向美国主流文化方向发展的进程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二 《喜福会》中叙事人物的独特安排
在传统的小说的写作中，叙述者和作者的形象塑造往往是作为一体出现的。随着小说写作技巧的发展，现代小说中越来越强调作者不介入文章的角色设计中，而是趋向于由故事中的某一个角色来对文章所要讲的故事进行叙述，这样有助于在作品中形成多元的艺术效果。这种形式的叙事并不是真正的将作者从作品中抹除，而是通过一定的技巧，对作者进行伪装，使其能够通过作品中的某一人物形象进行故事的讲述、观点的发表以及其思想感情的表达。每一部作品都是以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为目的而进行创作的，因此，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作者通过各种方式与读者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现代小说就更强调作者对小说中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对小说中的叙述者进行设计就是《福喜会》成功的重要特点之一。比如说，这部小说中的吴精妹就是文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同时也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精妹代替她的母亲来中国参加喜福会，并且要寻找她失散多年的姐姐，通过这一情节的介绍进一步引出故事中另外七个叙事主人公。小说中共安排了八个叙述者，以精妹的故事为主线，全部都采用第一人称来进行故事的叙述，她们的故事有时候合并在一起，有时候又分开各自进行讲述，这不仅有利于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情感的表达，同时还能够使她们对另外的小说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写作中人物塑造的灵活性。
小说中的女儿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成长，造成了她们生活状态的矛盾与分裂，一方面，她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抵制心理，不愿意学习中文，选择嫁给白人男性，尝试着将自己融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她们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亚裔生理特征，在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都被美国主流文化排斥在外，她们试图寻找自己在社会中存在的位置。有时候她们的母亲也将她们划分入白人的群体中去。比如，在女儿说和自己很像的时候感觉是屈辱的时候，母亲们也认为她们是除了皮肤和头发是亚裔特征之外，思想完全都是美国式的。
在小说中的叙事内容会受到叙事主人公身份、活动范围、时间、以及空间等的影响，如果仅仅是以女儿为叙事主人公，那么就会使小说的视角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此，作者对于女儿不能亲眼目睹或者亲身经历的情节，则安排由母亲来进行叙述，有效地提高了小说的阅读空间。比如在对旧中国童养媳的遭遇、妻妾相处的情形、还有割肉救母等故事的进行讲述时，就安排母亲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母亲身为亚裔人的身份也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加的自然、妥帖。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自己进行了伪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她作为对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了解的局外人。
作者在小说中运用多个叙述者不停地进行轮换叙述的叙述方式，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信息量，还使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丰满，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助于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活动状态。其实，稍稍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文中的人物女儿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只有经历过这种在两种文化边缘的夹缝中生存和挣扎的人，才能对两种文化中的人的心态有如此深刻的体会以及清晰的洞察力。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特殊身份，才给予作者写作中在东方与西方双重文化背景下进行灵活的跳跃，能够精彩的构建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各自的特点。比如，在文中，作者对女儿们因为自己的母亲与商店的店主进行讨价还价，以及在公共场合剔牙而感觉到很难堪进行描述，这个情节的设计就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不同之处。
三 《喜福会》中独具匠心的叙述结构运用
《喜福会》这部小说具有非常独特的叙事结构，其主要特点是：全文由四大部分十六个章节构成，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形式，每个部分中都由不同的人讲述了不同的情感故事；另外，其中的十六个故事没有特别明显的联系，具有相互独立性，可以分开进行阅读。小说打破了人们习惯选择的顺序、倒叙还有插叙的传统叙述形式，而是從单一时间的线形结构发展成为相互交错的立体结构，增强恶劣文章在空间上的跨度。另外在时间上，作者从20年代初的中国写到80年代的美国，这有效的体现了作者在结构上的精心安排。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种安排造成了一种断裂感和混乱感造成的阅读和接受过程中的不顺畅，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断的梳理自己的头绪，非常符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神秘的特点。二是受文章题材的影响，这部小说主要采用的是不同的人物对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和情感的讲述，这些故事主要是通过想象、回忆以及拼贴等方式组合成的一部讲述女性历史的故事集。在文中母亲与女儿的讲述中，有时候人物会毫无章法的开始对话，甚至大多数故事都没有一次讲完，这形成了对话形式与张力的关系，不仅能够使每一个故事的叙述者都保持彼此独立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达到同一个主题可以反复呈现的效果。三是，从小说整体的结构上来看，母亲们的叙述包围着女儿们的叙述，象征了中国传统母爱中的包容性，表达了母亲们对女儿们的无形的关爱和保护。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小说的最后，母亲与女儿在经过了无数次思想上和文化上的碰撞和冲击之后，最终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精神上获得了相互谅解，使文章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四 《喜福会》中特殊的叙事视角设计
在叙事视角技巧方面，作者主要运用了内视角与视角的交叉、强化的形式对故事进行叙述。根据传统的叙事学理论来说，在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回顾性叙述中，一般都从两个视角来进行，一个是“我”的追忆，一个是追忆中的“我”。前者是自我的视角，后者是经验自我的视角。在传统的小说写作中，为了营造过去所发生的故事的真实性，作者都是尝试着放弃自我的视角，而是从经验自我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和叙述。而谭恩美并没有这样做，她突破了这种旧的写作方式，文中的主人公都是以自我的角度来对往事进行追忆和观察的。文中很多地方使用的“从前”、“那时”、“后来我才知道”等追忆视角的词语的运用就是自我角度的体现。另外，作者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人物的现实内心感触的描写上，强化了人物的内视角，这种叙事视角不仅对故事的叙述起到了铺垫和衬托的作用，同时还有利于叙事主人公情感的抒发。交叉的视角有时候会发生在同一个故事里面，为小说构造了一种非线性和不连贯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小说的相互联系性和相互独立性，并且同样的故事由母亲和女儿分别来进行讲述，这能够使故事更加的丰满，也有利于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小说中的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的突出和情感的纠葛也有更好的体现效果。
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就是“将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融为一体”，其在对女性主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作品的结构视角则更加注重。其中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公开型叙述以及私下型叙述。公开型叙述就是叙述者作为一个故事之外的人来讲故事，同时这也包括借助于第一人称对未言明的故事外读者进行讲解；那么私下型叙述也就是作为故事中的一个受述者对故事进行讲述，其中也包括借助于第一人称对故事中某一个人物进行叙述。在《喜福会》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就是这两种叙事模式的结合，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作者具有密切的联系，作者就将传统的叙事视角摒弃，拒绝采用平铺直叙的叙事手法，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叙事人物进行安排，而是采用多个第一人称对四个家庭故事进行讲述，在对话交流之中贯穿着多声部的独白，因此这部小说的叙事角度非常的独特。整个故事的组成有四部分，其中包括有十六个故事，其中心人物就是围绕着麻将桌的“喜福会”八位女性，在整个文章之中，总共有三个华人母亲以及四个女儿，其中一位女儿是对其死去的母亲进行代替，对故事进行叙事。虽然说整个故事的叙事所采用的全部都是第一人称，但是叙事模式却各有差异。有的采用的是公开型叙述，其讲述者以细腻、感性的态度和语言，向读者把自己的身世娓娓道来，就像慢慢地把她们的心事向读者讲述，让读者在她们的讲述中逐渐走入她们内心，感悟她们的故事；有的则是采用的私下型叙事，就像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倾诉，借助于她们亲身经历的事向人们讲述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哲理。读者也能够在她们的故事讲述中，深刻地体会到她们在当时那个男权社会下的生活和感悟，倾听她们的控诉，感受她们作为女性对当时社会无声的反抗，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她们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
五 结语
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品的叙事方式以及策略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和体现文章主题的重要手段。总的来说，作为一部描述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小说作品，《喜福会》以其全新的叙事方式，采用与传统小说写作形式不同的叙事人物、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使这部小说绽放了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同时也在文学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叶明珠：《〈喜福会〉象征艺术中的东方文化》，《电影文学》，2010年第9期。
[2] 单文华：《讲故事的魅力——〈喜福会〉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中国教师》，2009年第S2期。
[3] 张伟：《东西方文化冲突在母女之间的反映——论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 张波：《美国华裔女性身份建构的心路历程——以谭恩美小说〈喜福会〉的母女关系为视角》，《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5] 楊平：《寻找失去的“声音”——对〈喜福会〉中不同寻常的叙述声音的分析（英文）》，《海外英语》，2010年第5期。
[6] 万永坤：《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外评论二十年总述》，《时代文学》（上半月），2010年第1期。
[7] 刘白：《独特的叙事策略——重读谭恩美的〈喜福会〉》，《宜宾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8] 王皓坤、左珍针：《跨文化视野中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以谭恩美〈喜福会〉为例》，《长城》，2011年第8期。
作者简介：王健芳，女，1954—，山东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工作单位：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叙事人物 叙事结构 叙事视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部作品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它不仅仅取决于其表现主题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主流，很大一部分还是取决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谭恩美就是将这两者有效的进行了结合，从而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就《喜福会》这部小说来说，与对作品所揭示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等方面的研究相比，更多的人忽视了对小说的写作技巧和写作方式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叙事学理论的角度，对小说中作者在叙事结构、叙事人物以及叙事角度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探讨，对作者运用的颇具匠心的叙述技巧进行分析，揭示其在小说主题体现上所起到的独特的文学效果。
一 关于《喜福会》这部小说的简介
《喜福会》又名《The Joy Luck Club》，是由美籍华人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创作完成的。小说出版于1989年，并一举成名，好评如潮，曾经位居《纽约时报》排名畅销书榜历时九个月之久，在美国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曾获“全美图书评论奖”、“全美图书奖”、“1990年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等多个奖项，甚至还被选入2001年版由张瑞华编著的《诺顿文学入门》教材一书。《喜福会》主要分为四部分，由十六个故事组成，主要讲述了四个移民家庭中的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之间由僵持走向和解的故事，极大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促使世界上无数文学研究者对美国华裔或者是亚裔文学的研究热潮的形成，对美国华裔文学向美国主流文化方向发展的进程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二 《喜福会》中叙事人物的独特安排
在传统的小说的写作中，叙述者和作者的形象塑造往往是作为一体出现的。随着小说写作技巧的发展，现代小说中越来越强调作者不介入文章的角色设计中，而是趋向于由故事中的某一个角色来对文章所要讲的故事进行叙述，这样有助于在作品中形成多元的艺术效果。这种形式的叙事并不是真正的将作者从作品中抹除，而是通过一定的技巧，对作者进行伪装，使其能够通过作品中的某一人物形象进行故事的讲述、观点的发表以及其思想感情的表达。每一部作品都是以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为目的而进行创作的，因此，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作者通过各种方式与读者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现代小说就更强调作者对小说中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对小说中的叙述者进行设计就是《福喜会》成功的重要特点之一。比如说，这部小说中的吴精妹就是文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同时也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精妹代替她的母亲来中国参加喜福会，并且要寻找她失散多年的姐姐，通过这一情节的介绍进一步引出故事中另外七个叙事主人公。小说中共安排了八个叙述者，以精妹的故事为主线，全部都采用第一人称来进行故事的叙述，她们的故事有时候合并在一起，有时候又分开各自进行讲述，这不仅有利于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情感的表达，同时还能够使她们对另外的小说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写作中人物塑造的灵活性。
小说中的女儿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成长，造成了她们生活状态的矛盾与分裂，一方面，她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抵制心理，不愿意学习中文，选择嫁给白人男性，尝试着将自己融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她们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亚裔生理特征，在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都被美国主流文化排斥在外，她们试图寻找自己在社会中存在的位置。有时候她们的母亲也将她们划分入白人的群体中去。比如，在女儿说和自己很像的时候感觉是屈辱的时候，母亲们也认为她们是除了皮肤和头发是亚裔特征之外，思想完全都是美国式的。
在小说中的叙事内容会受到叙事主人公身份、活动范围、时间、以及空间等的影响，如果仅仅是以女儿为叙事主人公，那么就会使小说的视角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此，作者对于女儿不能亲眼目睹或者亲身经历的情节，则安排由母亲来进行叙述，有效地提高了小说的阅读空间。比如在对旧中国童养媳的遭遇、妻妾相处的情形、还有割肉救母等故事的进行讲述时，就安排母亲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母亲身为亚裔人的身份也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加的自然、妥帖。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自己进行了伪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她作为对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了解的局外人。
作者在小说中运用多个叙述者不停地进行轮换叙述的叙述方式，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信息量，还使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丰满，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助于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活动状态。其实，稍稍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文中的人物女儿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只有经历过这种在两种文化边缘的夹缝中生存和挣扎的人，才能对两种文化中的人的心态有如此深刻的体会以及清晰的洞察力。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特殊身份，才给予作者写作中在东方与西方双重文化背景下进行灵活的跳跃，能够精彩的构建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各自的特点。比如，在文中，作者对女儿们因为自己的母亲与商店的店主进行讨价还价，以及在公共场合剔牙而感觉到很难堪进行描述，这个情节的设计就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不同之处。
三 《喜福会》中独具匠心的叙述结构运用
《喜福会》这部小说具有非常独特的叙事结构，其主要特点是：全文由四大部分十六个章节构成，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形式，每个部分中都由不同的人讲述了不同的情感故事；另外，其中的十六个故事没有特别明显的联系，具有相互独立性，可以分开进行阅读。小说打破了人们习惯选择的顺序、倒叙还有插叙的传统叙述形式，而是從单一时间的线形结构发展成为相互交错的立体结构，增强恶劣文章在空间上的跨度。另外在时间上，作者从20年代初的中国写到80年代的美国，这有效的体现了作者在结构上的精心安排。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种安排造成了一种断裂感和混乱感造成的阅读和接受过程中的不顺畅，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断的梳理自己的头绪，非常符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神秘的特点。二是受文章题材的影响，这部小说主要采用的是不同的人物对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和情感的讲述，这些故事主要是通过想象、回忆以及拼贴等方式组合成的一部讲述女性历史的故事集。在文中母亲与女儿的讲述中，有时候人物会毫无章法的开始对话，甚至大多数故事都没有一次讲完，这形成了对话形式与张力的关系，不仅能够使每一个故事的叙述者都保持彼此独立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达到同一个主题可以反复呈现的效果。三是，从小说整体的结构上来看，母亲们的叙述包围着女儿们的叙述，象征了中国传统母爱中的包容性，表达了母亲们对女儿们的无形的关爱和保护。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小说的最后，母亲与女儿在经过了无数次思想上和文化上的碰撞和冲击之后，最终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精神上获得了相互谅解，使文章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四 《喜福会》中特殊的叙事视角设计
在叙事视角技巧方面，作者主要运用了内视角与视角的交叉、强化的形式对故事进行叙述。根据传统的叙事学理论来说，在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回顾性叙述中，一般都从两个视角来进行，一个是“我”的追忆，一个是追忆中的“我”。前者是自我的视角，后者是经验自我的视角。在传统的小说写作中，为了营造过去所发生的故事的真实性，作者都是尝试着放弃自我的视角，而是从经验自我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和叙述。而谭恩美并没有这样做，她突破了这种旧的写作方式，文中的主人公都是以自我的角度来对往事进行追忆和观察的。文中很多地方使用的“从前”、“那时”、“后来我才知道”等追忆视角的词语的运用就是自我角度的体现。另外，作者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人物的现实内心感触的描写上，强化了人物的内视角，这种叙事视角不仅对故事的叙述起到了铺垫和衬托的作用，同时还有利于叙事主人公情感的抒发。交叉的视角有时候会发生在同一个故事里面，为小说构造了一种非线性和不连贯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小说的相互联系性和相互独立性，并且同样的故事由母亲和女儿分别来进行讲述，这能够使故事更加的丰满，也有利于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小说中的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的突出和情感的纠葛也有更好的体现效果。
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就是“将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融为一体”，其在对女性主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作品的结构视角则更加注重。其中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公开型叙述以及私下型叙述。公开型叙述就是叙述者作为一个故事之外的人来讲故事，同时这也包括借助于第一人称对未言明的故事外读者进行讲解；那么私下型叙述也就是作为故事中的一个受述者对故事进行讲述，其中也包括借助于第一人称对故事中某一个人物进行叙述。在《喜福会》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就是这两种叙事模式的结合，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作者具有密切的联系，作者就将传统的叙事视角摒弃，拒绝采用平铺直叙的叙事手法，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叙事人物进行安排，而是采用多个第一人称对四个家庭故事进行讲述，在对话交流之中贯穿着多声部的独白，因此这部小说的叙事角度非常的独特。整个故事的组成有四部分，其中包括有十六个故事，其中心人物就是围绕着麻将桌的“喜福会”八位女性，在整个文章之中，总共有三个华人母亲以及四个女儿，其中一位女儿是对其死去的母亲进行代替，对故事进行叙事。虽然说整个故事的叙事所采用的全部都是第一人称，但是叙事模式却各有差异。有的采用的是公开型叙述，其讲述者以细腻、感性的态度和语言，向读者把自己的身世娓娓道来，就像慢慢地把她们的心事向读者讲述，让读者在她们的讲述中逐渐走入她们内心，感悟她们的故事；有的则是采用的私下型叙事，就像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倾诉，借助于她们亲身经历的事向人们讲述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哲理。读者也能够在她们的故事讲述中，深刻地体会到她们在当时那个男权社会下的生活和感悟，倾听她们的控诉，感受她们作为女性对当时社会无声的反抗，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她们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
五 结语
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品的叙事方式以及策略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和体现文章主题的重要手段。总的来说，作为一部描述华裔女性主体意识的小说作品，《喜福会》以其全新的叙事方式，采用与传统小说写作形式不同的叙事人物、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使这部小说绽放了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同时也在文学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叶明珠：《〈喜福会〉象征艺术中的东方文化》，《电影文学》，2010年第9期。
[2] 单文华：《讲故事的魅力——〈喜福会〉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中国教师》，2009年第S2期。
[3] 张伟：《东西方文化冲突在母女之间的反映——论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 张波：《美国华裔女性身份建构的心路历程——以谭恩美小说〈喜福会〉的母女关系为视角》，《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5] 楊平：《寻找失去的“声音”——对〈喜福会〉中不同寻常的叙述声音的分析（英文）》，《海外英语》，2010年第5期。
[6] 万永坤：《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外评论二十年总述》，《时代文学》（上半月），2010年第1期。
[7] 刘白：《独特的叙事策略——重读谭恩美的〈喜福会〉》，《宜宾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8] 王皓坤、左珍针：《跨文化视野中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以谭恩美〈喜福会〉为例》，《长城》，2011年第8期。
作者简介：王健芳，女，1954—，山东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工作单位：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