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纳的哲学批判触动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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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845年之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哲学影响,在马克思的部分哲学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而且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支持者。但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本质人本主义进行了尖锐地哲学批判,击中了本质人本主义的软肋和要害,这无疑也间接地击中了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相关思想的软肋,是故施蒂纳的哲学批判应触动马克思的哲学反思。基于此,笔者试图在文章中探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施蒂纳与费尔巴哈、马克思与施蒂纳这三种关系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施蒂纳的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触动;马克思的哲学反思
  
  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费尔巴哈既然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那么费尔巴哈在哲学上又是如何理解人以及人的本质的呢?费尔巴哈是从人同动物的区别入手来展开这一问题的论述。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的导论中开篇指出:“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没有宗教。”(《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费尔巴哈接着论证道:“但是,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同上,第29页)这显然同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劳动”这一科学论断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且费尔巴哈认为,“只是,这里所说的意识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动物固然将自己的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自己的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而得名的意识。什么地方有意识,什么地方就有从事科学的才能。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务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同上,第29页)不难看出,费尔巴哈的“类”是一种抽象思维的结果。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动物没有抽象思维能力,所以动物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意识”,不能将自己的类当作本质性对象,是故“动物没有宗教”,尽管动物有将自己的个体当作对象而具有自我感。而人高明于动物之处在于人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意识”,人具有抽象思维能力,有从事科学的才能,这种科学的才能具备“类”的意识。因此人的“类本质”是哲学从生活中的人之个体抽象而来的人本质,在此意义上哲学就是科学。
  “但是,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同上,第30—31页)至此,究竟什么是人的类本质问题水落石出。作为具有“理性、意志、心”或“理性、爱、意志力”这种本质属性的人,是抽象的人:“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能够将自己假设成别人,这正是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个体性当作对象,而且也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同上,第30页)如果“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同上,第32页)
  尽管费尔巴哈声称:“我并不是由思想产生出对象,正相反,是由对象产生出思想。”(《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第二版序言,第13页)但对此我们应加以辨证地分析。费尔巴哈将人置于现实生活中来考查,“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这种“个体”是由个体对象产生出来的个体思想,不可否认是一种唯物论;但费尔巴哈一旦将人置于历史中来考查,“科学是对类的意识”,费尔巴哈说:“类的尺度,是人的绝对的尺度、规律和准则。”(同上,第47页)显然“人”是一种由思想产生出来的“类”对象,是一种唯心论。所以费尔巴哈的历史中存在的“人”是一种概念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种人本主义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的本质人本主义。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两面性进行了形象的概括:“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1页)。
  
  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马克思的哲学影响
  
  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在马克思写于1845年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中可以找到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类”概念之类的印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有两处涉及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一处是:“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另一处是:“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同上,第16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类”、“类生活”、“类存在物”、“类本质”等术语多处出现,“类、类生活、类本质都是费尔巴哈用的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注释47,第787页)。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还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支持者,马克思从不吝啬对费尔巴哈的赞誉。譬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称赞道:“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的。11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无声无息,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实在、深刻、广泛和持久;他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页)。
  
  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遭到施蒂纳的哲学批判
  
  施蒂纳哲学的唯一者“我”显然是现实中存在的具体的人,这个现实的具体的“我”是高于一切的,而费尔巴哈哲学却将人限定在“类”范畴之中,这种从芸芸众生中抽象出来的“类”人,显然是同高于一切的“我”水火不相容的,因而施蒂纳不满意甚至憎恶费尔巴哈的概念的抽象人,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及其本质给予了哲学批判。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随处可见施蒂纳对费尔巴哈抽象人及其类本质的挪喻、嘲讽和批判,归纳起来施蒂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费尔巴哈爱的宗教是一种新的宗教。施蒂纳指出:“然而实际上只是神变了,爱仍旧保留下来:在那里是对超人的神的爱;在这里,则是对人的神的爱。对作为神的人的爱。……谁是他们的神?人?什么是神的东西?人的东西!这样无疑就是将宾词变成了主词,并且是不说‘神是爱’,而说‘爱是神圣的’;不说‘神变成了人’而说人变成了神’等等。这恰恰只是一种新的宗教。”(《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62页)显然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神学意义上的解放只是将上帝从天国的彼岸拉回到世俗的此岸,上帝身份变换成人的身份,人成了神;费尔巴哈的人解放只是将主词与宾词对调了一下而已:主词上帝降格为宾词,宾词人上升为主词,爱依然如故,只是上帝的爱变成了人的爱,所以费尔巴哈爱的宗教是一种新的宗教。
  其二,费尔巴哈的人本质是精神的幽灵。施蒂纳批判道:“费尔巴哈称神即精神为‘我们的本质’。我们能够容忍‘我们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却成了一个对立面吗?能容忍我们被分成一个本质的自我和非本质的自我吗?”(同上,第33页)施蒂纳显然不能容忍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对立面而将现实的具体的人分为本质和非本质的两个自我。施蒂纳认为:“肉体的或带形体的精神也正是人;而他自身则是可怕的本质,同时是本质的现象和本质的存在或现存。……精灵披上了一个形体,神已变成了人,但人而今本身就是可怕的幽灵,他试图抵达这一幽灵的背后、力图克服它,洞察它,使之成为现实,让它说话:人是精神。”(同上,第44页)施蒂纳将抽象的人本质视为精神的幽灵。
  其三,这种作为精神幽灵的类本质的人显然是不会死的。施蒂纳指出:“只有作为人的担负者和寄宿者的我是不死的。如同众所周知的那样‘国王不死’。路德维希死了,然而国王存留着;我死了,然而我的精神,这个人存留着。为了把我完全与人等同起来,有人发明和提出了要求:我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类的存在’。”(同上,第188页)施蒂纳的批判是一语中的的,国王路德维希死了,作为概念的国王却是不死的,现实的人死了,现实人的概念符号不死,“类”本质不死,抽象的人不死,抽象人的历史也不死。
  但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是何种性质、何种意义上的批判。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两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在对“人”的认识上分别走向两个极端:费尔巴哈走向了本质的人本主义,施蒂纳走向了存在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将人固定在抽象的客体的概念之中而永恒,是一种客体的人本主义;施蒂纳的存在人本主义将人归集为主体的唯一者“我”身上,现实的具体的“我”死了,“人”也就不存在了,是一种主体的人本主义。是故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两人的人本主义体现了客体与主体的二元对立,所以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是以一种极端的主体人本主义批判另一种极端的客体人本主义而已。无论是从批判的性质上看还是从批判的意义上看,施蒂纳的这种批判同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都不可相提并论,二者有质的区别。马克思的批判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视域并立足于人类的现实实践来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彻底的、科学的批判的。
  
  四、为什么施蒂纳没有对马克思进行哲学批判
  
  既然马克思著作中也有费尔巴哈本质人本主义的痕迹,那么施蒂纳为什么没有对马克思进行批判呢?一种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施蒂纳在写作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时很可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导言》和《手稿》(或者其他情况),否则施蒂纳在其著作中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会对马克思进行批判的。我们可以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导言》和《手稿》这三个著作的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的对比中来印证我们的推测。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写于1843—1844年。1844年10月由出版商奥托·维干德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出版标明的日期是1845年)。”(《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译者前言,ⅰ页)其出版日期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附录的“施蒂纳生平年表”中也可见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410页)。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最早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8月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3页)。
  据此我们可以分析:一是施蒂纳显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手稿》,这应是无异议的,因为《手稿》于1932年才全文发表,公开发表的时间较晚。二是马克思的《导言》的情形较为复杂一些。理由有两个:其一是“这篇《导言》发表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第117页)1844年2月至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发表于1844年10月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段中,有非此即彼的两种情况,那就是要么是施蒂纳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宣言》,要么是施蒂纳看到了马克思的《宣言》。如果施蒂纳看到了马克思的《宣言》,或许其时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已完稿或是已脱稿,施蒂纳无法进行批判;或许是施蒂纳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批判,原因正是其二所要解释的理由。其二是在马克思的《宣言》中没有出现像《手稿》中那样较为明显的费尔巴哈本质人本主义的“类”概念,只是出现了两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种本质人本主义的痕迹。这在施蒂纳看来可能看不出马克思同本质人本主义有什么瓜葛,所以没有想到要批判。
  
  五、施蒂纳的哲学批判应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所触动
  
  施蒂纳的批判确实击中了本质人本主义的软肋和要害。施蒂纳对费尔巴哈本质人本主义的批判应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所触动。日本东京大学广松涉教授在其著作《物象化论的构图》一书中对此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分析。广松涉教授认为:“如上所述,作为马克思本人,虽然不像字面上那样,认为‘人是不死的’,或者是‘世界史是火的历史’,但当他将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所要采取的黑格尔学派式的理论构图进行为我化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他被施蒂纳的批判击中了要害。”(《物象化论的构图》,第28页)广松涉教授继续分析道:“在读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之后的1844年11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明在个别方面接受批判。
  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3页)”(《物象化论的构图》,第21页)
  “遗憾的是,马克思对恩格斯这封信的复信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我们可以从当时居住在巴黎的马克思,答应《前进报》的编辑伯恩实太因说要写一篇反施蒂纳的文章等情况看出,他不能无视施蒂纳的论述。然而,他的诺言没有实现。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判、反批判的主题以文章的形式见诸于世是在一年多后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三篇《圣麦克斯》当中。不过,在‘人本’主义问题上受到施蒂纳的批判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想像,马克思很可能经历了心理上的、思想上的曲折。”(同上,第21—22页)广松涉教授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也是有据可考的。
  如果说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的本质人本主义对马克思有所触动的话,那么这种触动就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哲学反思。这种哲学反思使马克思充分认识到费尔巴哈人本哲学有许多重大缺陷。要想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必须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彻底清除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马克思的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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