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像60岁，听说话像50岁，身体硬朗，童心不泯，这是外人眼中的我。有人问：“方老，您都九十高龄了，还成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难道就没有烦心事吗？”我笑：“烦心事来了，你何不幽它一默？”
　　早年，我的理想是当悬壶济世的医生，却因一门功课亮起红灯，被认为“智商不够”，只好放弃。至于后来把自己的一生嫁给漫画，还颇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
　　一二•九运动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搞华北自治，热血学生纷纷联合起来反抗。大家知道我平时喜欢画画，不由分说地让我画漫画。我根本不知漫画为何物，就想当然地画了一些。看到笔下那些被丑化的小鬼子，我突然觉得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是舒坦的。后来，慢慢地就“以身相许”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到一所中学作报告，与后来的妻子陈今言一见钟情。多次“不见不散”后，我便想入非非了。我说：“你嫁给我吧！”她羞涩一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我俏皮地说：“你住的地方叫孙家坑，我叫孙顺潮。我能不掉进你那坑里吗？”
　　婚后，我们的日子其乐融融。陈今言爱说爱笑，每次回家，总是一边走一边唱。一听到她的歌声，我就立即去开门。她炒得一手好菜，只要有朋友来访，一律热诚招待，还在饭桌上不时用眼光管制我饮酒——量有八两，却只能喝四两。
　　然而，命运和我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文革”期间，我和陈今言分别进了各自单位的“牛棚”。结束“牛棚”生活时，她像变了一个人，神情憔悴，沉默寡言，健康每况愈下。1977年夏，她丢下我撒手西去，平生乐观的我禁不住失声恸哭……
　　生活还得继续，我擦干眼泪，开始和相声大师侯宝林进行幽默理论的研究。然而，直到侯宝林先生去世，我也没弄清什么是幽默。幽默不只存在于我的漫画、杂文和理论研究中，还大量地存在于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嗜酒。饭桌上，我频频举杯：“葡萄美酒要干杯！”有时说“您随意，我干了”，然后一饮而尽。有时说“您随意”，停一下，“我也不干”。喝醉了，则回到房间，嘴里念念有词：“醉卧沙发君莫笑！”
　　一次，去某酒厂参观。厂长见到我，疾步上前：“久闻大名。”我热情地与对方握手：“大闻酒名。”没想到，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后来竟然成了这家酒厂的广告词。
　　2003年有段时间，跟了我三十多年的“红旗”牌自行车被人偷了，我成天怏怏若失。邻居关心地问我怎么了，我叹了一口气说：“朋友看我的车太老太破了，非要用他的新车跟我换。没想到，我那心爱的‘红旗’在他家楼下被盗车贼偷走了，到现在我还心疼得慌呢！”邻居叹道：“您老真棒，奔90岁了还能开车。”我说：“那有什么呀，你坐上它就跑，不用挂挡，不用加油，双腿一蹬，两轮子一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时，邻居才恍然大悟，哑然失笑，原来是自行车呀！
　　不少人见我九十多岁身体还如此硬朗，纷纷向我讨教养生之道。其实，比养生之道更重要的是养心。性情好、精神好，人的身体就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如意难免生气，伤肝又伤神，何不换个角度幽它一默呢？
　　一次乘公共汽车，车上人很多，我站在一个座位旁边。座位上的小伙子看了我一眼，没有让座的意思。事后说起此事，几个老朋友愤愤然，我却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这足以证明我在小伙子眼中很年轻，还算不上个糟老头子！”老朋友戏谑道：“你这样宽容豁达，要是活不到100岁，肯定是老天爷犯糊涂了！”我笑，但愿吧！
　　（摘自《家庭》2010年第12期图/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