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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人说古代话？
三十八年前，初到陕北余家沟，所闻言语，叽哩咕噜，似一派“胡”言。我们张口说话，村民就答“害怕”。不知所怕何来。后来才知道，不是“害怕”，而是“解不下”，念“害不哈(hà)”，意思是“不懂”。把不懂说成“害不哈(hà)”，当时听来，简直就是另一种语言。
农民聊天儿，口无遮拦。女知青在一旁听农民说到“夃(ɡài)老”，好奇问之。“夃老”在现在的陕北话里，指妻子有外遇的人，意思相当于“戴绿帽子的男人”。见问，农民尴尬，随便应付：“念过高中的就是夃老。”不料，女知青欣喜，说她哥哥姐姐都是夃老，她一些亲戚也是夃老。传闻又有女知青听农民说到“
(rì)板子”，问词义。这个词是说交媾，农民更不好作答，追问之下，信口胡说：“板子就是吃肉。”女知青竟高兴，说：“我昨天才了板子，现在最想的事儿还是板子。”
在悬崖边上砍柴时，李培义掉入山水冲刷成的深坑——天窖。同行的陈京生高喊救人：“李培义掉下去啦！李培义掉下去啦！”不远处有农民，直腰张望，并不救人。后来发觉语气紧张，才至跟前。原来，余家沟人没听懂这个“掉”。陕北所说，“掉”是丢失，“吊”是用绳坠。摔，乡亲说“踼(tànɡ)”。如果高喊“踼下去了”，肯定紧急救人。说成“掉下去了”，乡亲们想：吊下去了，干吗不吊上来？
春耕开始，每天早上，邻居会拍打我们窑洞的木门，叫醒我们：“队长呐喊了，起！”那时我们知道鲁迅有著作名《呐喊》，知道那词古老，不禁疑惑：陕北人说古代话？
我是普通话一分子。年少时，说话所用词汇，大概只有被确认的现代汉语词汇的一小部分，还有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文革词语。突然进入一个方言世界，周围一切，不知所云，心生恐慌。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说话。青年时代，山间十年，自觉陕北话已俨如母语方言。
1976年，我还在余家沟学大寨。8月，不记得是为甚，我从余家沟步行四个钟头，进了延安城。钻进延安新华书店，在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乱世年代，竟购得一本新印古版书——文物出版社的元代东山书院刻本影印平装《元刊梦溪笔谈》，1975年12月版，1.60元。这本书的出版说明称，作者沈括是宋代法家，我想，这是他的著作居然在文革中还能原样儿面世的原因。售货员在封底盖上了延安宝塔山的图章，以证明书已付款。回村后，虽看不太懂，也不时把油灯挑亮，学习几页。
旧时，陕北农家为使锅台美观，常把捏碎的鸡蛋壳镶在上面，星星点点，很是活跃。听乡亲说：“灶火跟前焊些儿鸡蛋壳壳，教好看些儿。”我纳闷：无焊枪焊条，何以焊之？鸡蛋壳壳，又何必焊之？及读沈括，方知为“陷(hàn)”，镶嵌而已。又，常听乡亲们管崖立面、墙面叫“袜袜”，不明就里。也是读了沈括，才知是“窪”。
小时候总以为古代人说的话，都远在历史深处，黑咕隆咚。当知道我生活中的陕北方言，竟还说着沈括说的话，我对陕北话产生了一种敬意，发生了对陕北话的朦胧兴趣。之后，时常记录一二。回北京后，也未中断，常和曾经一块儿插队的朋友议论陕北话，也常回余家沟，至今已十数次，并两度游历陕北，直出“西口”，达贺兰山。
1989年下半年，曾与我在同一条山沟里插队的王新华，将他手记的《陕北词语200条》送给我，说我在陕北呆的时间长，能整理出更多的东西。那里面有简洁的词义注释。后来，我搜翻笔记，添加积累，成就了本书发端。王新华博士对陕北话情有独钟。有时，他见到陕北老乡，听到一个不熟悉的词儿，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延安，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兴高采烈地问：“哈，这词儿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随手记录的陕北特色口语词语，有3900条。我记录的原则是我自己听到的、我个人生活中用到的，并且普通话口语不用（包括少数词同而语义与普通话不完全相同者）的词语，书里看到的不算。这两年看到语言学家的优秀著作——刘育林、安宇柱的《陕北方言词典》、邢向东的《神木方言研究》，里面有很多熟悉的、我已经记录下来的词，也收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词。尤其是看到邢向东先生收集的大量四字格民间成语，我叹为观止：在陕北，我毕竟是个外来人口，陕北话实际上远未成为我的母语方言。
余家沟的文明
我收录的陕北词语和语句，一些是我跟延安、榆林等地的干部、职工和农民聊天所得，很多则出自余家沟村的几十位农民之口。
余家沟是延安的一个深山村庄，二三百人，由前余家沟、后余家沟和贺家山三个村落组成。后余家沟村落山上，有窑洞型古庙一座，内有释迦牟尼三世泥塑佛像，已经至少140年没有香火。三尊佛像保存较好，只是彩绘褪色严重，塑制年代已不可考。传说这个村落古代曾居住黑、白二姓，但无从考证。只知140年前的清同治年间，余家沟曾在一次规模浩大的西北民族动乱中惨遭血洗，包括七八个村庄在内的三十华里整条山沟，阒无一人。我在余家沟时，还见到喷溅在古窑洞墙壁上的陈年血迹。20世纪早期，余姓人家入住，凭空占地，捡得财富。余家沟由此得名，而古村庄名称，已经湮灭。后来者，或给余家揽工，或从余家手里购买土地。现在居民，最早到余家沟的是谷、贺、李三家。1928年谷家从榆林地区逃荒至此，给余家当长工。当时村中有古窑20孔。1929年，经余家同意，谷家入住其中几孔，至今已77年，不曾搬动。这批居民初到余家沟时，山沟里是平展草滩，柳树成荫，几十年后已被山洪冲成数米深沟。1930年以后，陆续有逃荒者从延安以北的陕北一些地方移民至此。我插队年代，移民还在继续。那时，山村无电无通讯，进出山沟惟步行可达，没有外界文化影响。至今民俗古朴，民风淳朴。他们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具有陕北话的普遍代表性。
余家沟人的生活中，大量使用文言词汇。一批被现代汉语列为书面文言词语的词，农民整天挂在嘴上，如迮狭、蹭蹬、太半、门限、侑食、宾服、彀、聒、幸、剺、、谖、惮、惼、憃、瘥、殁、(谰)等等。还有很多早就被现代汉语忘了的祖宗词汇，也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天天说着。如猪拱地说“猪豗地”，门关上说“门上”，剩饭叫“馂饭”，棺材叫“木椟”，考虑说“扪摸”，耕地说“耤地”，范围叫“彀”，林木叫“梢”，陷泥曰“范(埿)”，繁殖说“胤”。典型文言词语“许”、“也”，整天挂在口头；“兮”、“乎”之类，亦有残存。仅一个“死”的意思，陕北就有“殁”、“老”、“尸解”、“命过”等词语。这些词语，也曾经整天从我嘴里冒出，那时年少，不以为然。后来，当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一大群古代词语时，我惊愕不已。
记录陕北话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探源陜北词语的奢望，试图给这些词语找到古代源头。不明其理，不知其用，兴趣使然。于是开始查阅工具书，又从工具书进入古代文献，学习有关知识，竟停不下来。然而，随着中国古代文献在我眼前日益广博，我越发明白，中华文化博大深邃，书山字海阅读不完，寻根究底无穷无尽。可以字字查找，无望一一探源。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些陕北话是我的生活，是我和余家沟的生活。在我眼里，它们是生动的艺术，是富有的文明。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文化厚重，加泥带土，沉沉甸甸。我把这种真实的话语端起放下，连缀成书，感觉是在慢慢讲述一段生活、一种民俗、一块土地、一页历史。我想，了解一个余家沟，了解一片陕北，了解一方文化发源地，谁都会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奥久远，产生严肃敬意。
到现在，能找到古代出处的词语，近1500条。这里包括了很古老的词语，也包括了唐宋以来、乃至元代以降（近代汉语）的古白话里的词语。但这本书没从语音学着手。像陕北读“虹”为“将”，是现代汉语还认可的字音。而陕北读“铸”为“到”，就奇怪了。其实，《说文》注“铸”音：“寿声”。又注“祷”音：“寿声。”这就说明，“铸”和“祷”，2000年前，本来同音。“铸”说成“到”，不过是陕北人始终说着“铸”古时候的本来读音。这种只是读音不一样、普通话里日常还使用着的词，书里没收。书中收入的词汇，与普通话音不同者，用汉语拼音标注它们的读音或近似读音，未细究音值。汉语拼音能准确标注普通话读音，但不能准确反映很多方言读音。所以，有些语音差别甚大或须说明者，只好搬来国际音标，脚注于下。同时，尽可能跟古音和其他方音做点儿比较。脚注里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的拟音音标，和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东话、闽南话的音标，都引自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1月）。我想，陕北话里，一定还有点儿没解决的语音问题。但愿能引起语言学家、音韵学家的关注，把它们弄个明白。
宋代洪迈有言：“俗语有所本。”（《容斋随笔》）民间传统俗语，都有历史来历。有些词语，前人写入文章，我们便有可能找到。另有一些，前人不曾用于著述，我们今天就不知其流。我想，中国古代那么多书，我阅读仅沧海一粟，因此查证非常有限。如果多用时间，埋头故纸，我相信还可以核出它四五百条。在记录的3900条（还在增加）词语中，1500条已占了将近40％的比例。再查下去，这个比例可能高达50％。同处北方，陕北日常口语里，却这么高比例地使用着被普通话废弃了的古代词语，是我万万不曾料到的。由此，我对陕北话的早期敬意，上升为敬仰了。我知道这是偏好所致。试想，如果我不理解、不喜欢文化传承的东西，那么，我对陕北话的态度，一定是从鄙视开始，到厌恶结束。
就这样，守着一片湖光山色、一方白云蓝天，伴着一墙书籍、一台电脑，我在乡下过了这么几年。
陕北话里古词之谜
宋代马永卿曾说：“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懒真子》三）1000年前的这种认识，放到今天看，依然有理。唐宋以来，白话文写作开始出现。从《敦煌变文》到禅宗语录如《五灯会元》等，加上《三朝北盟会编》之类著作，可看出当时口语与今日差别不算特别大。那时的人跟今天的人之间，完全可以口语交流——如果方音能懂的话。到了元代，戏曲中的道白，跟现在的说话，已经没什么不同了——至少是跟电视普及前的陕北没什么不同了。这种情况使我怀疑，比唐宋更早年代的口语，是不是也很有些白话性质？对那时的言语，我们今日只知书面文言，不知口头俗语。一些现代普通话口语中没有的词汇，白纸黑字出现在古人文章里，我们便名之为“文言词汇”。
其实，文言词汇，大都来自口语。陕北话里使用的很多文言词语，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毛口袋”的农民，代代口头相传，断非学自书本。这些文言词汇的产生过程，是农民口语在先，文人文章在后。文人创造的词汇，至今多为成语，很少进入农民口语。不过，农民也有成语状态的词，口口相传，节奏感强，至今不衰。前二年陕北流传用农民成语创作的手机短信一则：“你走路喝林掼拉，说话憨溜少适，常常日急慌忙，不说圪情马匝。而今(ɡe)你又糊得挖眉(mí)二道，鼻淌涎(hán)水，站在那儿憨溜不唧，辱眉(mí)现眼。把你还能得不行。快去(kè)！”大意是：你走路听里咣啷，说话傻里傻气，常常急急忙忙，不说干干脆脆。现在你又脸脏得汗水和泥，鼻涕过河，站在那儿傻了吧唧，丢人现眼。你还能耐得不行。快边儿去！
鲁迅曾有言：“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且介亭杂文·门外谈文》）远古时代，人们的口语就比较通俗，不可能整天聊天儿都说着“厥若彝及抚事如予”这样的话。文字的产生，开创了言、文脱离的历史。早先书面语言的简洁，所谓的“惜墨如金”，一定与当时记录文字的技术条件有关。结果，书面所刻所写，跟口头所说，差距颇大。后来，书写成本越来越低，文章日趋骈俪。韩、柳往回拉了一把，竟确定了文言文的高端地位。不过，文化人写作口语化的倾向，早已出现了。《世说新语》便可谓通俗之初。唐宋至元，白话文发展迅速，言、文开始走向融合。明清小说，则俚俗口语，全面使用，长篇巨著，层出不穷，实现了言、文一致。那时，书面文言体系已如朽木牌坊——皇上御批都“我手写我口”，常用大白话。后来“五四”一推，轰然倒塌。之后，文言词汇也就在现代白话文的革命浪潮里，沉没没影儿了。
然而，在陕北话里，我们听到成群的古语还在使用。这说明，文言词汇本来就出自口语，而且古今口语表达变化不大。如此，这样的词汇群才可能大规模地活用至今。几千年来，口语发展变化，但本色如故。如果古人真是用那种佶屈聱牙的话来进行日常交流，到变成现在这样儿，是不可能让那些词汇活下来的。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陕北话里保留着那么多的古代词汇。
方言词汇以音、义代代相传，不依文字。古代词汇保留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在闭塞偏远的乡间。那里农民习语，全都承自祖先。像陕北那样的地方，几千年来，交通阻隔，地方闭塞，生产方式不曾进步，生活方式稳定保守。由于没有文化，很难学会官方语言。由于耕种为生，政治风云也没影响。正因为此，许多一两千年前的，甚至更久远的生产生活日常词汇、语义，也就停滞在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在农民的口语当中，活生生地使用至今，不为外人所知。
不过，有个问题。陕北这地方，自古以来，五方杂居，或饮马放牧，或落地生根。早有熏育、犬戎、白翟、林胡，游牧在此。又有匈奴、鲜卑，游食征战。羌胡、柔然、突厥、回鹘，都曾打马而过。龟兹、库莫奚、乌丸、氐、羯，也曾越岭翻山。党项、女真，得以划界统治。蒙元之后，还有与鞑靼、瓦剌的局部冲突。回族居民亦从甘、宁迁入陕北。很多历史民族，都在这里留有他们的后代。一个能够有规模地保留古代汉语词汇的地方，应该是长期稳定地居住着汉语人群的地方，就像中原，就像南方，就像古代从北方移民到南方的那些人群。而這儿，竟然是个许多历史民族都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这里曾发生战争无数，仅宋夏之战，就打了百年；最近的那次民族动乱，也持续了十余年。而且，今天说着古代汉语词汇的余家沟人，大都来自曾经操党项语言的西夏旧地。虽然早已“渐染胡语”，但历史久远的汉语词汇，像两千年来只用于皇室的、“造字之初”说耕地的“耤”，居然能在这里的民间口语中，持续使用至今。这是什么原因？陕北人的祖先究竟在哪儿？他们当中，真会有人是从某个历史民族融入汉族？他们的祖先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移民历史？西晋永嘉之乱、唐玄安史之乱、两宋靖康之乱，那些大移民的时代，他们又都在哪儿？难道他们是宋代边防战士、明代长城守军的内地后代？对于我来说，这些，是千古之谜。
但清楚的是，余家沟人，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说的话，是陕北话。陕北人和陕北话，植根于厚重的黄土高原，风霜刀剑，历史如烟，草木精华，千凝百炼。我，只是从陕北方言之塬上，掬一抔土。
方言需要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
我们总以为北方汉语不如南方方言古老。其实不然。北方方言中的古汉语存留，并非人们认知的那样空白。目前这本书里所列陕北话里的词语，并非都找到了书面最早源头，口语源头更无从知晓，因此没有给它们做历史层次断代的条件。但是，仅从目前整理的情况看，收入这本书的词语中，先秦两汉南北朝使用的就已占了31％，唐宋时期的约有34％，元代以降者为35％。如果不算元代以来，先秦至宋的上古、中古词汇，也已有近千条，在书中占65％。在我的随机性很强的陕北日常口语词汇收集中——3900条里，占了四分之一。而且，这些词语的使用，好多都并不局限于陕北，在整个晋语地区，广有分布，以至华北京郊。
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北方人，口口相传着那些词汇。那些词汇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没受外来文化冲击。虽然语音逐渐有变，甚至语义有变，古老的文化却能静静地保留。陕北农民不知，在闲话家常里，在嬉笑怒骂中，他们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
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现象之一，就是语言多样性。每一种地方语言的存在，都表明一种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这是中华文明的财富积累。在强制“书同文”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看到了实现“语同音”的遠景。方音消失，看似无伤大雅。问题是，很多词汇必将随之消亡。而它们，正是语言文化的继承性的重要表现，是语言文化的精华所在。汉语方言承载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化，将随着“语同音”的实现而彻底灭亡，永不复生。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方言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很有物竞天择的味道。但这是一种平等的、自然的竞争，不应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言无须人为保护，但也无须人为消灭。3000年都不死的东西，说明它在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如果这种文化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方言必然快速走向断子绝孙。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落脚东亚的这群人，选择了用汉语汉字承载的文化。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文化比较，这并无等级优劣之别，也无先进落后之分。在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个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敬之有加的。
同样，我不觉得方言落后，也不觉得方言先进。因为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眼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借用好友吴思的经典语言，是一个被现代商业文化、政治文化掩盖了的“潜”系统。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成为这个系统的各个单元。文化观念维系着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媒介，就是方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只是把一盘散沙捡到盘子里，不只是保护文物，不只是保护林立高楼中间一座没有香火的庙宇。系统性地保护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其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才能使拥有这些遗产的人群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问：这什么也？答：收音机也。
问：你哪去也？答：我城去也。
这就是陕北话。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能唱响一曲陕北信天游，因为陕北历史风情，打动无数人心。民歌秧歌腰鼓剪纸，世所熟知。现在，我想把我知道的黄土高原破碎沟壑里、吆牛踩场的农民话语中，那些祖传的俗语，告诉大家。俗语也是不断发展不断消亡的。像今天陕北管输液叫“吊液体”，管汽车钥匙孔叫“匙位子”。所以，古老的口语不会成为现代文明的阻力。有些仅在民歌里保留的词语如“菱花”、“梅香”，口语中早就不用了。还有很多现在老年人说话中冒出来的词语，连当代陕北后生可能都会闻所未闻。加上电视日益普及，普通话影响深远。想到这里，我觉得，用文字记录下来一些东西，悲观地说，有点儿文化抢救的性质；而乐观地说，也可能对保护文化多样性有些用处。■
王克明/自由学者。曾为北京知青，在延安县河庄坪公社余家沟大队插队十年，当过大队书记。现主要从事陕北文化及陕北话研究，并参与余家沟村庄建设。著有《听见古代》一书（中华书局）。曾参与主编《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文集，并作序及卷首词。
栏目责编/王刚
三十八年前，初到陕北余家沟，所闻言语，叽哩咕噜，似一派“胡”言。我们张口说话，村民就答“害怕”。不知所怕何来。后来才知道，不是“害怕”，而是“解不下”，念“害不哈(hà)”，意思是“不懂”。把不懂说成“害不哈(hà)”，当时听来，简直就是另一种语言。
农民聊天儿，口无遮拦。女知青在一旁听农民说到“夃(ɡài)老”，好奇问之。“夃老”在现在的陕北话里，指妻子有外遇的人，意思相当于“戴绿帽子的男人”。见问，农民尴尬，随便应付：“念过高中的就是夃老。”不料，女知青欣喜，说她哥哥姐姐都是夃老，她一些亲戚也是夃老。传闻又有女知青听农民说到“
(rì)板子”，问词义。这个词是说交媾，农民更不好作答，追问之下，信口胡说：“板子就是吃肉。”女知青竟高兴，说：“我昨天才了板子，现在最想的事儿还是板子。”
在悬崖边上砍柴时，李培义掉入山水冲刷成的深坑——天窖。同行的陈京生高喊救人：“李培义掉下去啦！李培义掉下去啦！”不远处有农民，直腰张望，并不救人。后来发觉语气紧张，才至跟前。原来，余家沟人没听懂这个“掉”。陕北所说，“掉”是丢失，“吊”是用绳坠。摔，乡亲说“踼(tànɡ)”。如果高喊“踼下去了”，肯定紧急救人。说成“掉下去了”，乡亲们想：吊下去了，干吗不吊上来？
春耕开始，每天早上，邻居会拍打我们窑洞的木门，叫醒我们：“队长呐喊了，起！”那时我们知道鲁迅有著作名《呐喊》，知道那词古老，不禁疑惑：陕北人说古代话？
我是普通话一分子。年少时，说话所用词汇，大概只有被确认的现代汉语词汇的一小部分，还有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文革词语。突然进入一个方言世界，周围一切，不知所云，心生恐慌。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说话。青年时代，山间十年，自觉陕北话已俨如母语方言。
1976年，我还在余家沟学大寨。8月，不记得是为甚，我从余家沟步行四个钟头，进了延安城。钻进延安新华书店，在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乱世年代，竟购得一本新印古版书——文物出版社的元代东山书院刻本影印平装《元刊梦溪笔谈》，1975年12月版，1.60元。这本书的出版说明称，作者沈括是宋代法家，我想，这是他的著作居然在文革中还能原样儿面世的原因。售货员在封底盖上了延安宝塔山的图章，以证明书已付款。回村后，虽看不太懂，也不时把油灯挑亮，学习几页。
旧时，陕北农家为使锅台美观，常把捏碎的鸡蛋壳镶在上面，星星点点，很是活跃。听乡亲说：“灶火跟前焊些儿鸡蛋壳壳，教好看些儿。”我纳闷：无焊枪焊条，何以焊之？鸡蛋壳壳，又何必焊之？及读沈括，方知为“陷(hàn)”，镶嵌而已。又，常听乡亲们管崖立面、墙面叫“袜袜”，不明就里。也是读了沈括，才知是“窪”。
小时候总以为古代人说的话，都远在历史深处，黑咕隆咚。当知道我生活中的陕北方言，竟还说着沈括说的话，我对陕北话产生了一种敬意，发生了对陕北话的朦胧兴趣。之后，时常记录一二。回北京后，也未中断，常和曾经一块儿插队的朋友议论陕北话，也常回余家沟，至今已十数次，并两度游历陕北，直出“西口”，达贺兰山。
1989年下半年，曾与我在同一条山沟里插队的王新华，将他手记的《陕北词语200条》送给我，说我在陕北呆的时间长，能整理出更多的东西。那里面有简洁的词义注释。后来，我搜翻笔记，添加积累，成就了本书发端。王新华博士对陕北话情有独钟。有时，他见到陕北老乡，听到一个不熟悉的词儿，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延安，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兴高采烈地问：“哈，这词儿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随手记录的陕北特色口语词语，有3900条。我记录的原则是我自己听到的、我个人生活中用到的，并且普通话口语不用（包括少数词同而语义与普通话不完全相同者）的词语，书里看到的不算。这两年看到语言学家的优秀著作——刘育林、安宇柱的《陕北方言词典》、邢向东的《神木方言研究》，里面有很多熟悉的、我已经记录下来的词，也收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词。尤其是看到邢向东先生收集的大量四字格民间成语，我叹为观止：在陕北，我毕竟是个外来人口，陕北话实际上远未成为我的母语方言。
余家沟的文明
我收录的陕北词语和语句，一些是我跟延安、榆林等地的干部、职工和农民聊天所得，很多则出自余家沟村的几十位农民之口。
余家沟是延安的一个深山村庄，二三百人，由前余家沟、后余家沟和贺家山三个村落组成。后余家沟村落山上，有窑洞型古庙一座，内有释迦牟尼三世泥塑佛像，已经至少140年没有香火。三尊佛像保存较好，只是彩绘褪色严重，塑制年代已不可考。传说这个村落古代曾居住黑、白二姓，但无从考证。只知140年前的清同治年间，余家沟曾在一次规模浩大的西北民族动乱中惨遭血洗，包括七八个村庄在内的三十华里整条山沟，阒无一人。我在余家沟时，还见到喷溅在古窑洞墙壁上的陈年血迹。20世纪早期，余姓人家入住，凭空占地，捡得财富。余家沟由此得名，而古村庄名称，已经湮灭。后来者，或给余家揽工，或从余家手里购买土地。现在居民，最早到余家沟的是谷、贺、李三家。1928年谷家从榆林地区逃荒至此，给余家当长工。当时村中有古窑20孔。1929年，经余家同意，谷家入住其中几孔，至今已77年，不曾搬动。这批居民初到余家沟时，山沟里是平展草滩，柳树成荫，几十年后已被山洪冲成数米深沟。1930年以后，陆续有逃荒者从延安以北的陕北一些地方移民至此。我插队年代，移民还在继续。那时，山村无电无通讯，进出山沟惟步行可达，没有外界文化影响。至今民俗古朴，民风淳朴。他们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具有陕北话的普遍代表性。
余家沟人的生活中，大量使用文言词汇。一批被现代汉语列为书面文言词语的词，农民整天挂在嘴上，如迮狭、蹭蹬、太半、门限、侑食、宾服、彀、聒、幸、剺、、谖、惮、惼、憃、瘥、殁、(谰)等等。还有很多早就被现代汉语忘了的祖宗词汇，也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天天说着。如猪拱地说“猪豗地”，门关上说“门上”，剩饭叫“馂饭”，棺材叫“木椟”，考虑说“扪摸”，耕地说“耤地”，范围叫“彀”，林木叫“梢”，陷泥曰“范(埿)”，繁殖说“胤”。典型文言词语“许”、“也”，整天挂在口头；“兮”、“乎”之类，亦有残存。仅一个“死”的意思，陕北就有“殁”、“老”、“尸解”、“命过”等词语。这些词语，也曾经整天从我嘴里冒出，那时年少，不以为然。后来，当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一大群古代词语时，我惊愕不已。
记录陕北话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探源陜北词语的奢望，试图给这些词语找到古代源头。不明其理，不知其用，兴趣使然。于是开始查阅工具书，又从工具书进入古代文献，学习有关知识，竟停不下来。然而，随着中国古代文献在我眼前日益广博，我越发明白，中华文化博大深邃，书山字海阅读不完，寻根究底无穷无尽。可以字字查找，无望一一探源。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些陕北话是我的生活，是我和余家沟的生活。在我眼里，它们是生动的艺术，是富有的文明。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文化厚重，加泥带土，沉沉甸甸。我把这种真实的话语端起放下，连缀成书，感觉是在慢慢讲述一段生活、一种民俗、一块土地、一页历史。我想，了解一个余家沟，了解一片陕北，了解一方文化发源地，谁都会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奥久远，产生严肃敬意。
到现在，能找到古代出处的词语，近1500条。这里包括了很古老的词语，也包括了唐宋以来、乃至元代以降（近代汉语）的古白话里的词语。但这本书没从语音学着手。像陕北读“虹”为“将”，是现代汉语还认可的字音。而陕北读“铸”为“到”，就奇怪了。其实，《说文》注“铸”音：“寿声”。又注“祷”音：“寿声。”这就说明，“铸”和“祷”，2000年前，本来同音。“铸”说成“到”，不过是陕北人始终说着“铸”古时候的本来读音。这种只是读音不一样、普通话里日常还使用着的词，书里没收。书中收入的词汇，与普通话音不同者，用汉语拼音标注它们的读音或近似读音，未细究音值。汉语拼音能准确标注普通话读音，但不能准确反映很多方言读音。所以，有些语音差别甚大或须说明者，只好搬来国际音标，脚注于下。同时，尽可能跟古音和其他方音做点儿比较。脚注里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的拟音音标，和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东话、闽南话的音标，都引自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1月）。我想，陕北话里，一定还有点儿没解决的语音问题。但愿能引起语言学家、音韵学家的关注，把它们弄个明白。
宋代洪迈有言：“俗语有所本。”（《容斋随笔》）民间传统俗语，都有历史来历。有些词语，前人写入文章，我们便有可能找到。另有一些，前人不曾用于著述，我们今天就不知其流。我想，中国古代那么多书，我阅读仅沧海一粟，因此查证非常有限。如果多用时间，埋头故纸，我相信还可以核出它四五百条。在记录的3900条（还在增加）词语中，1500条已占了将近40％的比例。再查下去，这个比例可能高达50％。同处北方，陕北日常口语里，却这么高比例地使用着被普通话废弃了的古代词语，是我万万不曾料到的。由此，我对陕北话的早期敬意，上升为敬仰了。我知道这是偏好所致。试想，如果我不理解、不喜欢文化传承的东西，那么，我对陕北话的态度，一定是从鄙视开始，到厌恶结束。
就这样，守着一片湖光山色、一方白云蓝天，伴着一墙书籍、一台电脑，我在乡下过了这么几年。
陕北话里古词之谜
宋代马永卿曾说：“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懒真子》三）1000年前的这种认识，放到今天看，依然有理。唐宋以来，白话文写作开始出现。从《敦煌变文》到禅宗语录如《五灯会元》等，加上《三朝北盟会编》之类著作，可看出当时口语与今日差别不算特别大。那时的人跟今天的人之间，完全可以口语交流——如果方音能懂的话。到了元代，戏曲中的道白，跟现在的说话，已经没什么不同了——至少是跟电视普及前的陕北没什么不同了。这种情况使我怀疑，比唐宋更早年代的口语，是不是也很有些白话性质？对那时的言语，我们今日只知书面文言，不知口头俗语。一些现代普通话口语中没有的词汇，白纸黑字出现在古人文章里，我们便名之为“文言词汇”。
其实，文言词汇，大都来自口语。陕北话里使用的很多文言词语，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毛口袋”的农民，代代口头相传，断非学自书本。这些文言词汇的产生过程，是农民口语在先，文人文章在后。文人创造的词汇，至今多为成语，很少进入农民口语。不过，农民也有成语状态的词，口口相传，节奏感强，至今不衰。前二年陕北流传用农民成语创作的手机短信一则：“你走路喝林掼拉，说话憨溜少适，常常日急慌忙，不说圪情马匝。而今(ɡe)你又糊得挖眉(mí)二道，鼻淌涎(hán)水，站在那儿憨溜不唧，辱眉(mí)现眼。把你还能得不行。快去(kè)！”大意是：你走路听里咣啷，说话傻里傻气，常常急急忙忙，不说干干脆脆。现在你又脸脏得汗水和泥，鼻涕过河，站在那儿傻了吧唧，丢人现眼。你还能耐得不行。快边儿去！
鲁迅曾有言：“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且介亭杂文·门外谈文》）远古时代，人们的口语就比较通俗，不可能整天聊天儿都说着“厥若彝及抚事如予”这样的话。文字的产生，开创了言、文脱离的历史。早先书面语言的简洁，所谓的“惜墨如金”，一定与当时记录文字的技术条件有关。结果，书面所刻所写，跟口头所说，差距颇大。后来，书写成本越来越低，文章日趋骈俪。韩、柳往回拉了一把，竟确定了文言文的高端地位。不过，文化人写作口语化的倾向，早已出现了。《世说新语》便可谓通俗之初。唐宋至元，白话文发展迅速，言、文开始走向融合。明清小说，则俚俗口语，全面使用，长篇巨著，层出不穷，实现了言、文一致。那时，书面文言体系已如朽木牌坊——皇上御批都“我手写我口”，常用大白话。后来“五四”一推，轰然倒塌。之后，文言词汇也就在现代白话文的革命浪潮里，沉没没影儿了。
然而，在陕北话里，我们听到成群的古语还在使用。这说明，文言词汇本来就出自口语，而且古今口语表达变化不大。如此，这样的词汇群才可能大规模地活用至今。几千年来，口语发展变化，但本色如故。如果古人真是用那种佶屈聱牙的话来进行日常交流，到变成现在这样儿，是不可能让那些词汇活下来的。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陕北话里保留着那么多的古代词汇。
方言词汇以音、义代代相传，不依文字。古代词汇保留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在闭塞偏远的乡间。那里农民习语，全都承自祖先。像陕北那样的地方，几千年来，交通阻隔，地方闭塞，生产方式不曾进步，生活方式稳定保守。由于没有文化，很难学会官方语言。由于耕种为生，政治风云也没影响。正因为此，许多一两千年前的，甚至更久远的生产生活日常词汇、语义，也就停滞在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在农民的口语当中，活生生地使用至今，不为外人所知。
不过，有个问题。陕北这地方，自古以来，五方杂居，或饮马放牧，或落地生根。早有熏育、犬戎、白翟、林胡，游牧在此。又有匈奴、鲜卑，游食征战。羌胡、柔然、突厥、回鹘，都曾打马而过。龟兹、库莫奚、乌丸、氐、羯，也曾越岭翻山。党项、女真，得以划界统治。蒙元之后，还有与鞑靼、瓦剌的局部冲突。回族居民亦从甘、宁迁入陕北。很多历史民族，都在这里留有他们的后代。一个能够有规模地保留古代汉语词汇的地方，应该是长期稳定地居住着汉语人群的地方，就像中原，就像南方，就像古代从北方移民到南方的那些人群。而這儿，竟然是个许多历史民族都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这里曾发生战争无数，仅宋夏之战，就打了百年；最近的那次民族动乱，也持续了十余年。而且，今天说着古代汉语词汇的余家沟人，大都来自曾经操党项语言的西夏旧地。虽然早已“渐染胡语”，但历史久远的汉语词汇，像两千年来只用于皇室的、“造字之初”说耕地的“耤”，居然能在这里的民间口语中，持续使用至今。这是什么原因？陕北人的祖先究竟在哪儿？他们当中，真会有人是从某个历史民族融入汉族？他们的祖先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移民历史？西晋永嘉之乱、唐玄安史之乱、两宋靖康之乱，那些大移民的时代，他们又都在哪儿？难道他们是宋代边防战士、明代长城守军的内地后代？对于我来说，这些，是千古之谜。
但清楚的是，余家沟人，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说的话，是陕北话。陕北人和陕北话，植根于厚重的黄土高原，风霜刀剑，历史如烟，草木精华，千凝百炼。我，只是从陕北方言之塬上，掬一抔土。
方言需要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
我们总以为北方汉语不如南方方言古老。其实不然。北方方言中的古汉语存留，并非人们认知的那样空白。目前这本书里所列陕北话里的词语，并非都找到了书面最早源头，口语源头更无从知晓，因此没有给它们做历史层次断代的条件。但是，仅从目前整理的情况看，收入这本书的词语中，先秦两汉南北朝使用的就已占了31％，唐宋时期的约有34％，元代以降者为35％。如果不算元代以来，先秦至宋的上古、中古词汇，也已有近千条，在书中占65％。在我的随机性很强的陕北日常口语词汇收集中——3900条里，占了四分之一。而且，这些词语的使用，好多都并不局限于陕北，在整个晋语地区，广有分布，以至华北京郊。
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北方人，口口相传着那些词汇。那些词汇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没受外来文化冲击。虽然语音逐渐有变，甚至语义有变，古老的文化却能静静地保留。陕北农民不知，在闲话家常里，在嬉笑怒骂中，他们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
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现象之一，就是语言多样性。每一种地方语言的存在，都表明一种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这是中华文明的财富积累。在强制“书同文”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看到了实现“语同音”的遠景。方音消失，看似无伤大雅。问题是，很多词汇必将随之消亡。而它们，正是语言文化的继承性的重要表现，是语言文化的精华所在。汉语方言承载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化，将随着“语同音”的实现而彻底灭亡，永不复生。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方言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很有物竞天择的味道。但这是一种平等的、自然的竞争，不应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言无须人为保护，但也无须人为消灭。3000年都不死的东西，说明它在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如果这种文化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方言必然快速走向断子绝孙。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落脚东亚的这群人，选择了用汉语汉字承载的文化。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文化比较，这并无等级优劣之别，也无先进落后之分。在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个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敬之有加的。
同样，我不觉得方言落后，也不觉得方言先进。因为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眼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借用好友吴思的经典语言，是一个被现代商业文化、政治文化掩盖了的“潜”系统。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成为这个系统的各个单元。文化观念维系着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媒介，就是方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只是把一盘散沙捡到盘子里，不只是保护文物，不只是保护林立高楼中间一座没有香火的庙宇。系统性地保护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其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才能使拥有这些遗产的人群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问：这什么也？答：收音机也。
问：你哪去也？答：我城去也。
这就是陕北话。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能唱响一曲陕北信天游，因为陕北历史风情，打动无数人心。民歌秧歌腰鼓剪纸，世所熟知。现在，我想把我知道的黄土高原破碎沟壑里、吆牛踩场的农民话语中，那些祖传的俗语，告诉大家。俗语也是不断发展不断消亡的。像今天陕北管输液叫“吊液体”，管汽车钥匙孔叫“匙位子”。所以，古老的口语不会成为现代文明的阻力。有些仅在民歌里保留的词语如“菱花”、“梅香”，口语中早就不用了。还有很多现在老年人说话中冒出来的词语，连当代陕北后生可能都会闻所未闻。加上电视日益普及，普通话影响深远。想到这里，我觉得，用文字记录下来一些东西，悲观地说，有点儿文化抢救的性质；而乐观地说，也可能对保护文化多样性有些用处。■
王克明/自由学者。曾为北京知青，在延安县河庄坪公社余家沟大队插队十年，当过大队书记。现主要从事陕北文化及陕北话研究，并参与余家沟村庄建设。著有《听见古代》一书（中华书局）。曾参与主编《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文集，并作序及卷首词。
栏目责编/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