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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东亚出现了形成一个“地区”的三个历史机会。这些机会不是别的，恰是人们熟悉的三大东亚危机：金融危机、健康危机和安全危机。若经过转化，这些危机都可以成为塑造东亚地区结构的重要转机。
地区主义是一个影响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事务演变的重要的趋势性范式，它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和继续改变着世界。
冷战后的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一般被称为“新地区主义”。其“新”主要体现为：(1)确认地区为继民族国家之后的新兴国际政治行为体。由于地区的兴起，全球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世界事务地区化。(2)这是有关世界治理层次的新构想。地区出现后，世界就具有了四个基本的层次：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这四个层次并非一定是传统等级制的，但却是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基本构造。没有地区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3)这是一种更加强调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而非仅仅重视国家行为体的新观念。新地区主义重视公民社会在建设地区中的基本作用。
在东亚，地区化的趋势也是明显的。冷战结束后，东亚不仅出现了地区主义的理论，而且出现了地区主义的实践，它们都具有新地区主义的一些特点：(1)重新塑造地区国际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东亚地区主义是由小国和小国集团(东盟)带头、大国参与的。地区框架的出现将使现存东亚国际结构受到冲击。(2)形成东亚地区的新型治理结构。东亚仅依靠全球性的联合国系统和各国自身的治理显然不够，而迫切需要一种地区范围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治理。(3)东亚的地区化本来就是由一系列的非国家性私人行为体(跨国公司、经济网络、社会关系)自然形成的。在国家行为体推动地区化后，这些非政府行为体在地区化中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
当前，东亚出现形成一个“地区”的三个历史机会。这些机会不是别的，恰是人们熟悉的三大东亚危机：金融危机、健康危机和安全危机。若经过转化，这些危机都可以成为塑造东亚地区结构的重要转机。
首先，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是“货币地区主义”的兴起。东亚13个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开展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如照老式的欧洲地区主义标准，东亚经济合作的起点比较高。欧洲起初阶段的经济合作只是地区自由贸易，此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才转入货币合作阶段。正因为这样，笔者熟悉的几位著名的欧洲地区主义学者高度评价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把它叫做“货币地区主义”。如今，东亚不仅在搞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业已进行的双边货币互换、资本流动监控、早期金融预警、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亚洲债券基金，都有助于地区货币和金融稳定。
其次，健康危机孕育着一种发展型的“社会地区主义”。“社会地区主义”的概念是笔者在东亚爆发SARS危机期间提出的。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东亚的社会问题多种多样，这些问题早已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范围，而越来越具有地区性。若东亚能在地区范围内为这些社会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将促进它们在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东亚各国今年共同遏止SARS不仅说明东亚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为今后其他领域的地区社会合作提供了重要模式。
第三，安全危机可能导向东亚“安全地区主义”。东亚缺少地区安全机制，还非一个安全共同体。在安全问题上，绝大多数东亚国家不是自保，就是依赖美国。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正寻求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与东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澳大利亚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对付地区安全威胁。朝鲜寻求核武器维护自身安全，导致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强烈冲突。朝核问题如果继续恶化，东亚地区肯定将进入更大的安全危机中。在如此危机四伏的情势下，东亚更加需要地区性的安全方案，预防冲突，从而规范和约束其中的国家行为，有效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确保地区稳定。换个角度看，朝核问题六边会谈也许能奠定未来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某种雏形。
地区主义可能是克服东亚一系列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东亚迫切需要地区主义。东亚现在的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都还是就事论事的、利害权衡的、缺少远虑的。笔者的结论是，新地区主义不仅能有效地化解东亚当前的重大危机，而且将提供东亚长治久安之道。
地区主义是一个影响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事务演变的重要的趋势性范式，它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和继续改变着世界。
冷战后的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一般被称为“新地区主义”。其“新”主要体现为：(1)确认地区为继民族国家之后的新兴国际政治行为体。由于地区的兴起，全球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世界事务地区化。(2)这是有关世界治理层次的新构想。地区出现后，世界就具有了四个基本的层次：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这四个层次并非一定是传统等级制的，但却是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基本构造。没有地区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3)这是一种更加强调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而非仅仅重视国家行为体的新观念。新地区主义重视公民社会在建设地区中的基本作用。
在东亚，地区化的趋势也是明显的。冷战结束后，东亚不仅出现了地区主义的理论，而且出现了地区主义的实践，它们都具有新地区主义的一些特点：(1)重新塑造地区国际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东亚地区主义是由小国和小国集团(东盟)带头、大国参与的。地区框架的出现将使现存东亚国际结构受到冲击。(2)形成东亚地区的新型治理结构。东亚仅依靠全球性的联合国系统和各国自身的治理显然不够，而迫切需要一种地区范围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治理。(3)东亚的地区化本来就是由一系列的非国家性私人行为体(跨国公司、经济网络、社会关系)自然形成的。在国家行为体推动地区化后，这些非政府行为体在地区化中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
当前，东亚出现形成一个“地区”的三个历史机会。这些机会不是别的，恰是人们熟悉的三大东亚危机：金融危机、健康危机和安全危机。若经过转化，这些危机都可以成为塑造东亚地区结构的重要转机。
首先，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是“货币地区主义”的兴起。东亚13个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开展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如照老式的欧洲地区主义标准，东亚经济合作的起点比较高。欧洲起初阶段的经济合作只是地区自由贸易，此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才转入货币合作阶段。正因为这样，笔者熟悉的几位著名的欧洲地区主义学者高度评价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把它叫做“货币地区主义”。如今，东亚不仅在搞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业已进行的双边货币互换、资本流动监控、早期金融预警、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亚洲债券基金，都有助于地区货币和金融稳定。
其次，健康危机孕育着一种发展型的“社会地区主义”。“社会地区主义”的概念是笔者在东亚爆发SARS危机期间提出的。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东亚的社会问题多种多样，这些问题早已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范围，而越来越具有地区性。若东亚能在地区范围内为这些社会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将促进它们在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东亚各国今年共同遏止SARS不仅说明东亚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为今后其他领域的地区社会合作提供了重要模式。
第三，安全危机可能导向东亚“安全地区主义”。东亚缺少地区安全机制，还非一个安全共同体。在安全问题上，绝大多数东亚国家不是自保，就是依赖美国。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正寻求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与东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澳大利亚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对付地区安全威胁。朝鲜寻求核武器维护自身安全，导致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强烈冲突。朝核问题如果继续恶化，东亚地区肯定将进入更大的安全危机中。在如此危机四伏的情势下，东亚更加需要地区性的安全方案，预防冲突，从而规范和约束其中的国家行为，有效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确保地区稳定。换个角度看，朝核问题六边会谈也许能奠定未来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某种雏形。
地区主义可能是克服东亚一系列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东亚迫切需要地区主义。东亚现在的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都还是就事论事的、利害权衡的、缺少远虑的。笔者的结论是，新地区主义不仅能有效地化解东亚当前的重大危机，而且将提供东亚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