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原副主席李赣骝，有着魁伟的身材、洪亮的嗓音、奕奕的神态和谦和的举止，聆听他那亲切的话语与感人的往事，似在品味一首韵意丰富的诗。
作为医师出身的李赣骝，近年来一直在为海峡两岸统一鼓与呼，苦寻“良方”。2001年9月，李赣骝率团访问了台湾，与台湾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把工作做到“家门口”，根据两岸形势的变化，加强了祖国统一联谊工作，促进了与台湾同胞和海外人士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同时，他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扩大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交流与交往，多次率团到国外与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在共同反对“台独”、推动祖国统一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为人：秉承名门报国志
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民国元老”李烈钧，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江西督军任上又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 1933年，53岁的李烈钧喜得么子赣骝，此前已有6子3女。李赣骝一出生，即由扬州来的奶妈喂养，其姆妈（上海称亲生母）华世琦为无锡名门望族，后随其祖父到福建，毕业于福州女子学校，既善讲福州话，又熟稔拉丁文，是一位有修养的知识女性。李赣骝父亲成年征战南北，家业及部属的家眷均由夫人照顾、资助、代处有关后勤事务。
“辛亥革命爆发时，我还没来到人间，关于父亲当年上马打仗、卸鞍吟诗的传奇经历，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据长辈们讲，小时候的李烈钧非常聪慧，能诵读经书，贯通经学，曾以武宁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15年12月，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共商讨袁事宜，决定以反对袁世凯复辟、捍卫共和国体为宗旨，组织“护国军”。12月25日，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一起，揭起护国讨袁的旗帜，通电云南全省，宣布云南独立，从此爆发了反袁护国运动。“多年以后，父亲谈起护国运动时根本不提自己，他说在这次护国运动中，要说贡献最大，当属唐继尧。”其实，在这次运动中，李烈钧起了关键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他这种为革命不计功名的无私奉献精神，给李赣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小时候，李烈钧一家到重庆，蒋介石安排住处被谢绝，全家寄宿歌乐山上的冯玉祥宅。“我自7岁上学起才开始记事。父亲与冯玉祥都很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不满他无团结抗日的诚意。歌乐山附近风景不错，还有温泉哩。记得父亲讲，冯虽与蒋是拜把兄弟，但一次白天冯到蒋处，打个灯笼，说太黑暗了，看不见世道。”
“父亲虽自己已中风而半身不遂，但抗日情绪高昂，先后送5个儿子上前线，只有在香港当医生的大哥与尚年幼的我没有进部队。”因病情加重，李烈钧于1946年病逝。今天，李赣骝还对中共代表吊唁父亲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前来吊唁，我们兄弟姐妹正身着孝服跪在灵堂行礼。只见董必武手抚棺材说——李老先生，您的‘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的遗言我们铭记在心，将付诸行动。”李赣骝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父辈同仁们身处羁境时所表现出凛然正气的爱国义举和心系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赤子心愿，令后人景仰，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加快民族复兴伟业尽心尽力。
为医：德技双馨见柔肠
“家里军人多，在这种氛围里，我受到感染，小时候常常头戴军帽，肩佩徽章，腰别手枪。我从小就想当兵，追随炮兵出身的父亲。”当陆军、海军的5位兄长，如愿保家卫国，文韬武略，英姿飒爽。1950年，对于“七骏”之七的李赣骝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激发，踊跃报名参军。
十分理解儿子的母亲，便义无反顾地同意他参军。李赣骝选择的兵种依次是炮兵、坦克兵、海军。可是，经体检，他的视力是100度近视。虽没戴眼镜，大小不一的“E”符号视力表却模糊不清。于是，梦寐以求上前线却泡了汤。
“好在从小在上海、岭南中小学打下了些文化底子，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新设的俄文医学系学习，开始人体解剖学、药理学、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等专业学习。”人生有许多十字路口，往往在某一关键路口的走向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好在是部队委托培训军医，也算后方军， 李赣骝并不懊悔。诚然，事与愿违是常事，幸好学一行，爱一行，他也倾全力研学医术。
1955年1月，既懂俄文、又可以戴上听诊器坐诊的李赣骝，分配到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友好医院）给内科专家做翻译，不到一年专家返回莫斯科，李赣骝接通知将转到中直第三医院（现鼓楼医院）当妇产科专家译员。将进入隔科的特殊領域，他无奈地接受了。“谁叫我是医生，没有挑选的余地，不心甘情愿又怎么样？不过，妇产科的苏联专家由于某种原因而没到，我就没当译员，分到了内科当医生。” 在李赣骝的心灵行为上只有“服务”二字，他说这是军人与医生的“纪律”。
1955年发生“康巴人叛乱”，中央组织工作团到川甘康青4省边境的藏区做工作。当时不少人担心出现不测之事而畏缩，李赣骝再次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加其中的医疗队随中央工作组去藏区服务，活动在寒冷的康藏高原上的阿坝、甘孜、果洛等地，为缺医少药多病的藏胞就诊除病。这里一望天地相接，雪域石峰，气候独特，空气稀薄，常年活动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域，往往行走十余公里杳无人烟。“不到一个月，我们就不用翻译，可以用藏话看病了。“当地称我是‘门巴’，也就是汉语中的‘医生’。我与藏区群众关系很融洽，那时自己还取了个藏名‘才郎多吉’，就是‘长命富贵’的意思。”讲到这里，豁达开朗的李赣骝情不自禁哼起《康定情歌》来，记者也不知不觉和唱起来。
两年藏区实地体验，对李赣骝年轻奔放的激情是一次升华。“叛乱平息后，我回来后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了两年。重新分配时，我本可以自己选择，当问我愿意到哪去，我说服从组织分配——边疆都去了，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当时，说河北缺人，就把我分到河北；后来，河北卫生厅说邯郸缺人，我又分到了邯郸第一人民医院。”的确，当时他可分到首都北京，也可分到上海，自己毕竟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自己的母亲那时还在上海生活。李赣骝拥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找一个“好地方”安家落户，但他又自愿到急需医务人员的新兴城市河北邯郸做了一个默默无名的内科医生。
在邯郸第一人民医院他是一个骨干医生，论职称早该是主任医师了，但当时“左”倾的气候，只能负着责任，不能有名，可他不计较这些，“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就行了。1964年国庆那天，邯郸河沙镇的一个工厂发生全国首例大规模的氯化钡中毒。当时无抢救好办法，中毒人数多、面积大，面对患者，作为事故抢救组组长的李赣骝成功地利用最新的人工呼吸心脏按摩办法抢救。他常常伏下身，扯下捂嘴的纱布，嘴对嘴地为患者作呼吸，一次、二次、三次……，有时吸出的是一口粘糊糊的痰液。每当患者死里复活，大汗淋淋的他欣慰地笑了。他用这种措施抢救了多名危重患者，当各报、刊记者蜂拥围住他，追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怕不怕？脏不脏？”“英雄人物的形象是否展现在脑海中？”“毛主席语录中的哪一条你想到了？”一向率直的李赣骝直言不讳：“实在是没时间去想那么多，我觉得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面对生死关头的病人，必须这样去做！”
为政：“做官”为民是责任
“1980年，开放政策下，国家允许去海外探亲，我申请到香港探亲，海外的姐姐们都赶到那里一块相会。”李赣骝所始料不及的是，在报申请时医院方面不敢批复，担心他一去不复返，因为他曾在“文革”中遭过孽、受过罪，在牛棚里“改造”过。于是，这份申请被搁置下来。眼看兄弟姐妹在港聚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可是这边赴约的时间还遥遥“无期”，这下可急坏了李赣骝。无论与院方如何反复理论，他们也不敢同意，最后这申请竟转到了市委办公会上专题讨论。好在李赣骝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加之时任市委书记的岳岐峰开明而果敢，明确表态“让他去，他不会不回来，我了解他”。为此，李赣骝获准半年的探亲假。
回来后，李赣骝作为“海归”典型应邀到河北数个城市巡回报告，并回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作演讲。他的朴实话语、真实感受深深打动了听众：“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虽然和爱人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那好比人生四季的冬天，哪能没一点风寒。冬天过去了，不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嘛！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不已经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吗？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又怎能舍她而去？！”在母校原定4场报告，最后不得不再应师生要求增补了两场。
很快，李赣骝的名字传开了，从邯郸、从河北传到了中央。一天，地方通知第二天中午12点中央电台有重要新闻，要求收听。次日，各个单位都在组织收听中央电台新闻。“文革”时这样的活动多，好长时间没组织类似的活动了，大家积极性很高，聚在一块认真收听广播。一收听才知是叶剑英发表对台“十条”，听完以后，大家余味未尽，接着收听下去。没想到广播里传出播音：“下面一个节目是河北医生李赣骝访问香港的感想，欢迎大家收听。”这下，大家可更有精神了：“李赣骝不就是我们邯郸的那个大夫吗？”在收听中，大家的问号被打开。本是组织收听“叶十条”的，没想到地方的人也上了中央台重要新闻板块。从此，一传十，十传百，“李赣骝”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当初批准我赴港的岳岐峰书记，现在已是全国政协常委，我们还时有来往。”如今，李赣骝还在感念当年的批复人。
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清除了极左思潮。当时开始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但有条件：一要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二要社会关系复杂的，以体现不注重阶级成分；三要历史复杂的，以体现既往不咎；四要挨了整还不埋怨共产党的。“我恰好符合这些条件，我是50年代的大学生，有海外关系，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是‘文革’中的‘反动学术权威’与‘漏网右派’，而且我受了整而自己没多少埋怨。”李赣骝在采访时戏言自己因戴了好几顶“帽子”而无意间当上了地方政府的官员，并笑言自己因个人的地方知名度而无形中助了自己的“官运”。
1981年，李赣骝走马上任邯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他一下子由一个恢复职称的副主任医师走上了主管全市文化、教育、卫生、广播新闻、体育的副市长。当选“父母官”后，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飘飘然，他还是“赤脚医生”那副装束：摘不掉的可笑的宽边近视镜，夏天一件汗衫，一条长短裤，一顶太阳帽，平平常常的装束。
“早在念大学时，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可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实现个人志愿。到了‘文革’更是无法企求，80年代我又是旧话重提。这时，有人动员我加入民革，我表明自己想加入共产党。对方讲，参加民革也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诚恳工作。”恰逢民革发展成员，李赣骝联想到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认定自己在民革中能发挥作用，于是1981年正式成了民革的一员。当了两年副市长后，李赣骝凭个人的优势又同时出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多时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赣骝虽身居庙堂之高，但他对医务工作依然眷恋。“后来政务日益繁忙，身不由已哟！”说到这，他不无遗憾。
为家：风雨相依情更真
“我夫人也是哈医大毕业的，小我两岁。没想到，在邯郸工作期间，有缘份的两人又走到了一块。”李赣骝有一个娴淑温存的好夫人傅维俭，1999年在农工党中央医委会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
傅维俭是辽宁铁岭人，父亲是留学日本的洋医，回国后开了一家不小的醫院。1955年秋，她带着金色的梦想跨入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门槛。
“我在哈医大进修时，正‘反右’，记得一回大字报上有她的名字，尽管当时我并不认识她，但印象很深，不知怎么的。或许这就是所谓冥冥中的缘份吧。”那时，傅维俭临床医学成绩优秀，班级、学校的各项活动带头踊跃参加，只因她如实地跟同学讲“我不是享受助学金读书的、农民生活还较苦”的话，在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凑数当了个“右派”。凭她品学兼优的学业和表现，她可留校，也可进大医院，或入机关走从政路，可偏偏因“右”别亲离乡到了河北邯郸，当一名医科专科学校的教师。
男婚女嫁，这是天经地义的常情。由于都是哈医大的校友，李赣骝认识了邯郸医专的教师傅维俭。加之，傅维俭常常带学生到李赣骝所在的医院实习，两人更有机会走得更近。“校友们经常聚在一块，聊天、会餐、郊游。在交往中，我由同情她，进而产生了感情，由感情滋生了爱情，以后我俩就结婚了。”性情之人李赣骝尤为的直率、开朗，从不口讳个人的“绝对隐私”。“犯傻”的李赣骝当时不乏追求者，可他偏偏“傻冒”地看上个子说不上高、又戴着一顶沉重“右派”帽子的傅维俭。有人迷惑不解：“你为什么看上一个‘右派’？”他如是说：“‘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改造，我相信她是能改造好的。婚姻是讲缘份、讲感情的。”
一把铁皮砸成的水舀子，滴上几滴油，打两个鸡蛋，点着旧报纸，就成了荷包蛋，从食堂打回的饭，吃着蛮香，小日子也很滋润甜蜜。李赣骝与傅维俭没有任何说道，也没有什么装饰，简而又简，结合成一对相敬齐眉的夫妻。
后来，李赣骝虽如日中天，职位变了，地位变了，但对傅维俭的真爱没有变。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是设法抽出时间陪夫人到公园走走，或烧几个拿手好菜“犒劳”家人。对于李赣骝的性格最了解的是风雨相依的傅维俭，自从他当上领导，傅维俭更主动更多地抢干家里家外的活计。如今，李赣骝从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了，终于有时间同夫人一起到四处走动。
李赣骝兴趣广泛，喜欢看小品，对赵本山的表演尤为喜爱。虽年轻时“舞功”不凡，但后来因公务繁多而不得不“割爱”。4个子女，没一个端“铁饭碗”或坐“铁交椅”，或在民营公司做自己的活，或在幼教岗位当“娃娃头”，没一个是靠父亲的特殊地位而得取优待的。“靠他们自己去闯，没能耐也不能埋怨哪一个。”
作为医师出身的李赣骝，近年来一直在为海峡两岸统一鼓与呼，苦寻“良方”。2001年9月，李赣骝率团访问了台湾，与台湾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把工作做到“家门口”，根据两岸形势的变化，加强了祖国统一联谊工作，促进了与台湾同胞和海外人士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同时，他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扩大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交流与交往，多次率团到国外与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在共同反对“台独”、推动祖国统一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为人：秉承名门报国志
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民国元老”李烈钧，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江西督军任上又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 1933年，53岁的李烈钧喜得么子赣骝，此前已有6子3女。李赣骝一出生，即由扬州来的奶妈喂养，其姆妈（上海称亲生母）华世琦为无锡名门望族，后随其祖父到福建，毕业于福州女子学校，既善讲福州话，又熟稔拉丁文，是一位有修养的知识女性。李赣骝父亲成年征战南北，家业及部属的家眷均由夫人照顾、资助、代处有关后勤事务。
“辛亥革命爆发时，我还没来到人间，关于父亲当年上马打仗、卸鞍吟诗的传奇经历，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据长辈们讲，小时候的李烈钧非常聪慧，能诵读经书，贯通经学，曾以武宁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15年12月，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共商讨袁事宜，决定以反对袁世凯复辟、捍卫共和国体为宗旨，组织“护国军”。12月25日，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一起，揭起护国讨袁的旗帜，通电云南全省，宣布云南独立，从此爆发了反袁护国运动。“多年以后，父亲谈起护国运动时根本不提自己，他说在这次护国运动中，要说贡献最大，当属唐继尧。”其实，在这次运动中，李烈钧起了关键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他这种为革命不计功名的无私奉献精神，给李赣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小时候，李烈钧一家到重庆，蒋介石安排住处被谢绝，全家寄宿歌乐山上的冯玉祥宅。“我自7岁上学起才开始记事。父亲与冯玉祥都很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不满他无团结抗日的诚意。歌乐山附近风景不错，还有温泉哩。记得父亲讲，冯虽与蒋是拜把兄弟，但一次白天冯到蒋处，打个灯笼，说太黑暗了，看不见世道。”
“父亲虽自己已中风而半身不遂，但抗日情绪高昂，先后送5个儿子上前线，只有在香港当医生的大哥与尚年幼的我没有进部队。”因病情加重，李烈钧于1946年病逝。今天，李赣骝还对中共代表吊唁父亲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前来吊唁，我们兄弟姐妹正身着孝服跪在灵堂行礼。只见董必武手抚棺材说——李老先生，您的‘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的遗言我们铭记在心，将付诸行动。”李赣骝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父辈同仁们身处羁境时所表现出凛然正气的爱国义举和心系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赤子心愿，令后人景仰，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加快民族复兴伟业尽心尽力。
为医：德技双馨见柔肠
“家里军人多，在这种氛围里，我受到感染，小时候常常头戴军帽，肩佩徽章，腰别手枪。我从小就想当兵，追随炮兵出身的父亲。”当陆军、海军的5位兄长，如愿保家卫国，文韬武略，英姿飒爽。1950年，对于“七骏”之七的李赣骝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激发，踊跃报名参军。
十分理解儿子的母亲，便义无反顾地同意他参军。李赣骝选择的兵种依次是炮兵、坦克兵、海军。可是，经体检，他的视力是100度近视。虽没戴眼镜，大小不一的“E”符号视力表却模糊不清。于是，梦寐以求上前线却泡了汤。
“好在从小在上海、岭南中小学打下了些文化底子，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新设的俄文医学系学习，开始人体解剖学、药理学、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等专业学习。”人生有许多十字路口，往往在某一关键路口的走向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好在是部队委托培训军医，也算后方军， 李赣骝并不懊悔。诚然，事与愿违是常事，幸好学一行，爱一行，他也倾全力研学医术。
1955年1月，既懂俄文、又可以戴上听诊器坐诊的李赣骝，分配到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友好医院）给内科专家做翻译，不到一年专家返回莫斯科，李赣骝接通知将转到中直第三医院（现鼓楼医院）当妇产科专家译员。将进入隔科的特殊領域，他无奈地接受了。“谁叫我是医生，没有挑选的余地，不心甘情愿又怎么样？不过，妇产科的苏联专家由于某种原因而没到，我就没当译员，分到了内科当医生。” 在李赣骝的心灵行为上只有“服务”二字，他说这是军人与医生的“纪律”。
1955年发生“康巴人叛乱”，中央组织工作团到川甘康青4省边境的藏区做工作。当时不少人担心出现不测之事而畏缩，李赣骝再次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加其中的医疗队随中央工作组去藏区服务，活动在寒冷的康藏高原上的阿坝、甘孜、果洛等地，为缺医少药多病的藏胞就诊除病。这里一望天地相接，雪域石峰，气候独特，空气稀薄，常年活动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域，往往行走十余公里杳无人烟。“不到一个月，我们就不用翻译，可以用藏话看病了。“当地称我是‘门巴’，也就是汉语中的‘医生’。我与藏区群众关系很融洽，那时自己还取了个藏名‘才郎多吉’，就是‘长命富贵’的意思。”讲到这里，豁达开朗的李赣骝情不自禁哼起《康定情歌》来，记者也不知不觉和唱起来。
两年藏区实地体验，对李赣骝年轻奔放的激情是一次升华。“叛乱平息后，我回来后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了两年。重新分配时，我本可以自己选择，当问我愿意到哪去，我说服从组织分配——边疆都去了，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当时，说河北缺人，就把我分到河北；后来，河北卫生厅说邯郸缺人，我又分到了邯郸第一人民医院。”的确，当时他可分到首都北京，也可分到上海，自己毕竟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自己的母亲那时还在上海生活。李赣骝拥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找一个“好地方”安家落户，但他又自愿到急需医务人员的新兴城市河北邯郸做了一个默默无名的内科医生。
在邯郸第一人民医院他是一个骨干医生，论职称早该是主任医师了，但当时“左”倾的气候，只能负着责任，不能有名，可他不计较这些，“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就行了。1964年国庆那天，邯郸河沙镇的一个工厂发生全国首例大规模的氯化钡中毒。当时无抢救好办法，中毒人数多、面积大，面对患者，作为事故抢救组组长的李赣骝成功地利用最新的人工呼吸心脏按摩办法抢救。他常常伏下身，扯下捂嘴的纱布，嘴对嘴地为患者作呼吸，一次、二次、三次……，有时吸出的是一口粘糊糊的痰液。每当患者死里复活，大汗淋淋的他欣慰地笑了。他用这种措施抢救了多名危重患者，当各报、刊记者蜂拥围住他，追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怕不怕？脏不脏？”“英雄人物的形象是否展现在脑海中？”“毛主席语录中的哪一条你想到了？”一向率直的李赣骝直言不讳：“实在是没时间去想那么多，我觉得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面对生死关头的病人，必须这样去做！”
为政：“做官”为民是责任
“1980年，开放政策下，国家允许去海外探亲，我申请到香港探亲，海外的姐姐们都赶到那里一块相会。”李赣骝所始料不及的是，在报申请时医院方面不敢批复，担心他一去不复返，因为他曾在“文革”中遭过孽、受过罪，在牛棚里“改造”过。于是，这份申请被搁置下来。眼看兄弟姐妹在港聚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可是这边赴约的时间还遥遥“无期”，这下可急坏了李赣骝。无论与院方如何反复理论，他们也不敢同意，最后这申请竟转到了市委办公会上专题讨论。好在李赣骝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加之时任市委书记的岳岐峰开明而果敢，明确表态“让他去，他不会不回来，我了解他”。为此，李赣骝获准半年的探亲假。
回来后，李赣骝作为“海归”典型应邀到河北数个城市巡回报告，并回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作演讲。他的朴实话语、真实感受深深打动了听众：“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虽然和爱人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那好比人生四季的冬天，哪能没一点风寒。冬天过去了，不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嘛！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不已经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吗？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又怎能舍她而去？！”在母校原定4场报告，最后不得不再应师生要求增补了两场。
很快，李赣骝的名字传开了，从邯郸、从河北传到了中央。一天，地方通知第二天中午12点中央电台有重要新闻，要求收听。次日，各个单位都在组织收听中央电台新闻。“文革”时这样的活动多，好长时间没组织类似的活动了，大家积极性很高，聚在一块认真收听广播。一收听才知是叶剑英发表对台“十条”，听完以后，大家余味未尽，接着收听下去。没想到广播里传出播音：“下面一个节目是河北医生李赣骝访问香港的感想，欢迎大家收听。”这下，大家可更有精神了：“李赣骝不就是我们邯郸的那个大夫吗？”在收听中，大家的问号被打开。本是组织收听“叶十条”的，没想到地方的人也上了中央台重要新闻板块。从此，一传十，十传百，“李赣骝”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当初批准我赴港的岳岐峰书记，现在已是全国政协常委，我们还时有来往。”如今，李赣骝还在感念当年的批复人。
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清除了极左思潮。当时开始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但有条件：一要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二要社会关系复杂的，以体现不注重阶级成分；三要历史复杂的，以体现既往不咎；四要挨了整还不埋怨共产党的。“我恰好符合这些条件，我是50年代的大学生，有海外关系，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是‘文革’中的‘反动学术权威’与‘漏网右派’，而且我受了整而自己没多少埋怨。”李赣骝在采访时戏言自己因戴了好几顶“帽子”而无意间当上了地方政府的官员，并笑言自己因个人的地方知名度而无形中助了自己的“官运”。
1981年，李赣骝走马上任邯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他一下子由一个恢复职称的副主任医师走上了主管全市文化、教育、卫生、广播新闻、体育的副市长。当选“父母官”后，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飘飘然，他还是“赤脚医生”那副装束：摘不掉的可笑的宽边近视镜，夏天一件汗衫，一条长短裤，一顶太阳帽，平平常常的装束。
“早在念大学时，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可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实现个人志愿。到了‘文革’更是无法企求，80年代我又是旧话重提。这时，有人动员我加入民革，我表明自己想加入共产党。对方讲，参加民革也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诚恳工作。”恰逢民革发展成员，李赣骝联想到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认定自己在民革中能发挥作用，于是1981年正式成了民革的一员。当了两年副市长后，李赣骝凭个人的优势又同时出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多时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赣骝虽身居庙堂之高，但他对医务工作依然眷恋。“后来政务日益繁忙，身不由已哟！”说到这，他不无遗憾。
为家：风雨相依情更真
“我夫人也是哈医大毕业的，小我两岁。没想到，在邯郸工作期间，有缘份的两人又走到了一块。”李赣骝有一个娴淑温存的好夫人傅维俭，1999年在农工党中央医委会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
傅维俭是辽宁铁岭人，父亲是留学日本的洋医，回国后开了一家不小的醫院。1955年秋，她带着金色的梦想跨入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门槛。
“我在哈医大进修时，正‘反右’，记得一回大字报上有她的名字，尽管当时我并不认识她，但印象很深，不知怎么的。或许这就是所谓冥冥中的缘份吧。”那时，傅维俭临床医学成绩优秀，班级、学校的各项活动带头踊跃参加，只因她如实地跟同学讲“我不是享受助学金读书的、农民生活还较苦”的话，在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凑数当了个“右派”。凭她品学兼优的学业和表现，她可留校，也可进大医院，或入机关走从政路，可偏偏因“右”别亲离乡到了河北邯郸，当一名医科专科学校的教师。
男婚女嫁，这是天经地义的常情。由于都是哈医大的校友，李赣骝认识了邯郸医专的教师傅维俭。加之，傅维俭常常带学生到李赣骝所在的医院实习，两人更有机会走得更近。“校友们经常聚在一块，聊天、会餐、郊游。在交往中，我由同情她，进而产生了感情，由感情滋生了爱情，以后我俩就结婚了。”性情之人李赣骝尤为的直率、开朗，从不口讳个人的“绝对隐私”。“犯傻”的李赣骝当时不乏追求者，可他偏偏“傻冒”地看上个子说不上高、又戴着一顶沉重“右派”帽子的傅维俭。有人迷惑不解：“你为什么看上一个‘右派’？”他如是说：“‘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改造，我相信她是能改造好的。婚姻是讲缘份、讲感情的。”
一把铁皮砸成的水舀子，滴上几滴油，打两个鸡蛋，点着旧报纸，就成了荷包蛋，从食堂打回的饭，吃着蛮香，小日子也很滋润甜蜜。李赣骝与傅维俭没有任何说道，也没有什么装饰，简而又简，结合成一对相敬齐眉的夫妻。
后来，李赣骝虽如日中天，职位变了，地位变了，但对傅维俭的真爱没有变。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是设法抽出时间陪夫人到公园走走，或烧几个拿手好菜“犒劳”家人。对于李赣骝的性格最了解的是风雨相依的傅维俭，自从他当上领导，傅维俭更主动更多地抢干家里家外的活计。如今，李赣骝从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了，终于有时间同夫人一起到四处走动。
李赣骝兴趣广泛，喜欢看小品，对赵本山的表演尤为喜爱。虽年轻时“舞功”不凡，但后来因公务繁多而不得不“割爱”。4个子女，没一个端“铁饭碗”或坐“铁交椅”，或在民营公司做自己的活，或在幼教岗位当“娃娃头”，没一个是靠父亲的特殊地位而得取优待的。“靠他们自己去闯，没能耐也不能埋怨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