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教育孩子方面，只有两个字：无为！他不看重功课，也没有强迫舒乙学贯中西，子承父业，甚至还希望舒乙长大后当木匠或是拉车。但是，舒乙却学了理工科，老舍非常高兴，竟然还生出些小得意。每当理工科同学到舒乙家玩时，老舍总会拿把小椅，像一名小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讲话。他们说到哪，他的眼神就跟到哪，还在小笔记本上恭敬地写写画画。后来，老舍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可喜的寂寞》，表达对儿子及他同学的无限崇拜之情。似乎有暖洋洋的风，一片广袤葱郁的原野，小羊仔们自由地啃草，吃什么草，没有人管，只要无毒无害。老舍先生的“放养”式教子，却使舒乙成为科技、文艺方面万众瞩目的领头羊。鲁迅先生也是“放养”式教子，周海婴成了无线电、摄影方面的专家；梁启超子女众多，好像没一个子承父业，却在建筑、考古等方面成为一时翘楚，傅雷的儿子没成为翻译家，成了举世瞩目的钢琴大师……而现今，众多家长与教师，却都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就如孙悟空拔一把毫毛一吹，众多一模一样的小孙悟空上蹿下蹦，看着众多克隆的“成果”喜不自胜。尤其我们语文老师，大多是把语文课堂当成了“自留地”，基于自己的性格、喜好、擅长，课怎么上，书怎么读，作业怎么留，读些什么书好，文章写成什么样，全是我们语文教师一人做定夺，成了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如此以来，就演变成了语文学习高效化，文本解读成人化，语文课堂目标化，授课方法模式化，语文作业统一化，课外读书规定化……好像无时无地，都有个紧箍咒套在孩子头上，教师时不时地演一演唐僧，乐此不疲。想想老舍先生的“放养”教育，不禁汗颜，我们语文教师是不是或多或少地、经意不经意地在“圈养”着自己的学生呢？
　　曾经有段时间，自己野心勃勃地想把自己的班打造成“国学班”，原因就是自己太喜欢古文了，你看古文的意境多美——阴晴圆缺，死生契阔，惺惺相惜，约晤同游，山川那么寥远，秋原那么幽夐，夕阳明灭行迹迤逦，数峰无语万籁有声，老觉得自己的学生读如此优雅清致的文字，定是手不释卷唇齿留香。过了一段时间，真见效果了——学生却若不堪言，敢怒不敢言。赶紧降低要求，减小力度，每天背古文的作业取消，每周一节欣赏课，早读时读一读，读熟就行，背过更好，但不强求。读书也开始倡导读自己喜欢的书，当然，我给出了大体书目。孩子负担轻了，相对自由大了许多，笑意盈盈，书声琅琅，阅读量也大了，最主要的，他们能做些孩子自己愿意做的事了。对此，我不后悔。有人劝我说，死记硬背也得背，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童子功”得练，要不语文功底砸不牢。是吗？真是这样的吗？季羡林、钱钟书等大师记忆力的确惊人，成就也不凡；而糊涂型、健忘型的王国维在清华做导师时，有一次开联欢会，应学生请求背一首词，他背到一半就背不下去了，尴尬到家了。可他的《殷周制度论》、《论红楼梦》多具原创性，令哲学家李泽厚佩服不已。一本薄薄的《人间词话》引入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人的美学思想，更是激活了古典诗学。爱因斯坦更健忘，中学生都会的定式定理，他都记不全，高考完全应付不了，可他却成了物理学史上与牛顿比肩的大物理学家。由此可见，记多少东西跟聪明不搭边，重要的是智慧和创新，原创性强才是硬道理。
　　学得早、学得多、学得快，使我们早早地领先于别人了。问题是，学东西有个可持续性，有个兴趣和愉悦感作动力。时间一长，距离一大，我们的孩子会有后劲儿吗？被“放养”的孩子是不是会轻松地超过我们？
　　“放养”不是“放弃”，“放”是为了“养”，“放”是手段方法，“养”是智慧和境界。以《铁臂阿童木》闻名的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在谈经验时，说小学老师干秀雄独特的“自由作文”对他影响最大，八股式文章不写，自由发挥，写越多越好。手冢说他的作文就是在编故事，在“说故事”中成就了自己的创造力。“放养”看起来简单，其实对教者莫不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考你的学识、视野、观念，也考你的判断力、定力、包容心。黄全愈在《天赋教育在美国》一书中提到：美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能让班里坐立不安的美国学生有滋有味地读枯燥乏味的《共产党宣言》。这些教授的“诀窍”就是抛出一两个能产生“核裂变”的问题，从而在学生脑子里产生遏止不住的问题“核裂变”。然后，教授们就可以坐享学生思维的连锁反应了。
　　你看，多简单啊，一个问题能让学生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学生乐得耳根清净，心无旁骛，自由地咀嚼消化；教师乐得清闲无事，于不动声色中作壁上观。关键是这个问题，你得想出来，提出来。要提出问题，除了专业过硬，最大的前提是你爱孩子，懂孩子，前瞻地预见孩子生命中究竟需要什么。对我们语文教师来说，在学语文教语文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思考，哪些东西是更重要的事，是必须做的事，在这一方面，我们真该向老舍先生学学“放养”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