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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在增加我国农民收入的迫切形势和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各种富民政策的背景下，如何正确的看待垦区农民增收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拓展垦区农民增收空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1 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一直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散见于不同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讨论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农业残缺状态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等，都对农民增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1 比较优势理论 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资源禀赋，从而生产要素拥有量上具有天然的历史的差异，而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要素集约程度，从而导致两地区在生产两种商品时的成本差异。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
1.2 农业残缺状态理论 农民生活在农村，所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农业本来是一个完整而古老的产业，而且这一产业还可以凭借自然生产力而实现产业的发育和进步，按理而论，从事农业产业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社会的发育和经济运行，使农业这一产业被分割支解，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 产前环节（生产资料的供给）属于工业， 产后环节（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服务）属于商业，而农民仅占有农业产业的中间环节（农产品的生产），表现为对农业产业占有的不完整性，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
1.3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最小临界努力理论 发展中国家和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长期贫困，是因为其经济中存在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力量”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跳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产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降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使人均收入滑回陷阱。摆脱陷阱必须有一个初始阶段的大规模投资，形成一个最小临界努力，使“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降低收入的力量”，推动经济跳出陷阱。但这些都忽视了不发达地区资本短缺和其他生产要素同样不足的现实，忽视了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1.4 “大推进”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不是从起步开始，而是从过去的结果之处开始。如果过去并非均衡发展，为了使过去的均衡逐渐恢复，则有必要采取不平衡发展。
一国在选择优先发展的部门时，应当选择前后联系效应最大的部门优先发展。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其联系效应比较微弱；农业，特别是小农农业是缺少联系效应的；初级产品部门自然没有后向联系；农业和矿业的前向联系很小。这样，不发达国家要谋求发展，只有集中力量，把资源投入到前后联系效应比较大的部门，由于联系效应的作用，由于联系效应的作用，这个产业部门的扩大能产生更多的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引诱，而这些部门的企业家通过克服供给的“短缺”，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主导部门”的扩张，从而实现所有部门的增长。
1.5 “二元结构”理论 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落后农村，另一方面，又具有现代工业化的城市。传统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甚至为零，存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二元结构论在发展中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这一事实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但他忽视了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忽视了随着技术进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工業吸纳劳动力的有限性。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事实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践既证明了刘易斯的假设和结论正确的一面，同时也验证了其假设和结论的一些不足。
2 国内研究现状
2.1 关于我国农业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按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主张，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为内容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论断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徐祥林（1996）提出了“农业根本论”，认为必须把农业放在一切经济工作的首位，而不是象农业基础论那样将农业置于受剥削的地位。农业基础还是农业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问题，它和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徐祥临提出我们错误地把本来当作经济发展方针而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论断作为经济规律奉为经典，认为农业己经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2.2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民收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些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这些基本经济规律包括：边际收益下降规律、市场供求规律和恩格尔定律。农业作为一个受自然因素影响大的行业，其单位产量只能按照生物原则缓慢增长，其技术类型是成本递增、收益递减，同时，因其需求价格缺乏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所以其价格与产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故从其自然演进来说，农民收入只能缓慢增长。有些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发展战略选择不当有关。程漱兰（1998）指出，由于保障农产品供应的目标是第一位的，保障农民收入的目标是第二位的，因此在成本高、收益低的情况下，往往是以增收服从增产，以致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反而减收的现象。马晓河（2001）认为，国债发行，涉农的比重小，涉城的比重大，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差距加大。温铁军（2003）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十分强调增加投入，但在现行体制下，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政府涉农部门可以得到投资，农民却要增加支出负担。特别是在有些地区投入产出已为负值的情况下，加大农业投入就意味着成本上升，收入减少。温铁军（2003）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深层次矛盾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它将农民封锁在有限的耕地上，也强化了收入分配的轻农倾向和扭曲。朱明侠（2003）等学者认为产业空洞的出现，对农民收入的第一个影响是使农民收入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失去了分享二、三产业（工、商业）利润和剩余的机会，或者偶尔参与二、三产业生产经营而获得很少的收入部分。
3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必须有以下两项配套措施：一是加快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其目的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二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周其仁（2002）研究产权在社会与国家交易中形成的问题时，提出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回避产权界定问题寻求农民收入增加的“招数” ，基本上都是“缘木求鱼”。他建议如下：一是政府“干预”农产品市场只限于政府出资“收购”或“销售”农产品；二是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新体制；四是把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五是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并通过开放农村的行政垄断市场， 鼓励外资外企、民资民企进入农村市场。吴敬琏（2004）认为，提升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 21的空间和预期效果已经不大，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收入的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农民收入的增长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日益突出，收入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收入增长的脆弱性、约束性和波动性更加明显。在农民增收的这种严峻形势下，国内外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将成为研究黑龙江垦区农民增收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对学者们观点的研究、垦区农民收入的调查和相关收据的科学分析，最终将得出垦区农民增收的多种渠道，为垦区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M].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3～50
[2] 吴敬琏. 内涵增长—中国经济的出路[J].中关村，2004（12）：20～22
在增加我国农民收入的迫切形势和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各种富民政策的背景下，如何正确的看待垦区农民增收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拓展垦区农民增收空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1 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一直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散见于不同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讨论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农业残缺状态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等，都对农民增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1 比较优势理论 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资源禀赋，从而生产要素拥有量上具有天然的历史的差异，而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要素集约程度，从而导致两地区在生产两种商品时的成本差异。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
1.2 农业残缺状态理论 农民生活在农村，所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农业本来是一个完整而古老的产业，而且这一产业还可以凭借自然生产力而实现产业的发育和进步，按理而论，从事农业产业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社会的发育和经济运行，使农业这一产业被分割支解，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 产前环节（生产资料的供给）属于工业， 产后环节（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服务）属于商业，而农民仅占有农业产业的中间环节（农产品的生产），表现为对农业产业占有的不完整性，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
1.3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最小临界努力理论 发展中国家和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长期贫困，是因为其经济中存在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力量”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跳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产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降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使人均收入滑回陷阱。摆脱陷阱必须有一个初始阶段的大规模投资，形成一个最小临界努力，使“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降低收入的力量”，推动经济跳出陷阱。但这些都忽视了不发达地区资本短缺和其他生产要素同样不足的现实，忽视了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1.4 “大推进”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不是从起步开始，而是从过去的结果之处开始。如果过去并非均衡发展，为了使过去的均衡逐渐恢复，则有必要采取不平衡发展。
一国在选择优先发展的部门时，应当选择前后联系效应最大的部门优先发展。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其联系效应比较微弱；农业，特别是小农农业是缺少联系效应的；初级产品部门自然没有后向联系；农业和矿业的前向联系很小。这样，不发达国家要谋求发展，只有集中力量，把资源投入到前后联系效应比较大的部门，由于联系效应的作用，由于联系效应的作用，这个产业部门的扩大能产生更多的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引诱，而这些部门的企业家通过克服供给的“短缺”，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主导部门”的扩张，从而实现所有部门的增长。
1.5 “二元结构”理论 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落后农村，另一方面，又具有现代工业化的城市。传统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甚至为零，存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二元结构论在发展中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这一事实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但他忽视了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忽视了随着技术进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工業吸纳劳动力的有限性。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事实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践既证明了刘易斯的假设和结论正确的一面，同时也验证了其假设和结论的一些不足。
2 国内研究现状
2.1 关于我国农业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按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主张，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为内容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论断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徐祥林（1996）提出了“农业根本论”，认为必须把农业放在一切经济工作的首位，而不是象农业基础论那样将农业置于受剥削的地位。农业基础还是农业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问题，它和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徐祥临提出我们错误地把本来当作经济发展方针而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论断作为经济规律奉为经典，认为农业己经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2.2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民收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些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这些基本经济规律包括：边际收益下降规律、市场供求规律和恩格尔定律。农业作为一个受自然因素影响大的行业，其单位产量只能按照生物原则缓慢增长，其技术类型是成本递增、收益递减，同时，因其需求价格缺乏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所以其价格与产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故从其自然演进来说，农民收入只能缓慢增长。有些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发展战略选择不当有关。程漱兰（1998）指出，由于保障农产品供应的目标是第一位的，保障农民收入的目标是第二位的，因此在成本高、收益低的情况下，往往是以增收服从增产，以致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反而减收的现象。马晓河（2001）认为，国债发行，涉农的比重小，涉城的比重大，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差距加大。温铁军（2003）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十分强调增加投入，但在现行体制下，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政府涉农部门可以得到投资，农民却要增加支出负担。特别是在有些地区投入产出已为负值的情况下，加大农业投入就意味着成本上升，收入减少。温铁军（2003）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深层次矛盾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它将农民封锁在有限的耕地上，也强化了收入分配的轻农倾向和扭曲。朱明侠（2003）等学者认为产业空洞的出现，对农民收入的第一个影响是使农民收入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失去了分享二、三产业（工、商业）利润和剩余的机会，或者偶尔参与二、三产业生产经营而获得很少的收入部分。
3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必须有以下两项配套措施：一是加快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其目的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二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周其仁（2002）研究产权在社会与国家交易中形成的问题时，提出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回避产权界定问题寻求农民收入增加的“招数” ，基本上都是“缘木求鱼”。他建议如下：一是政府“干预”农产品市场只限于政府出资“收购”或“销售”农产品；二是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新体制；四是把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五是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并通过开放农村的行政垄断市场， 鼓励外资外企、民资民企进入农村市场。吴敬琏（2004）认为，提升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 21的空间和预期效果已经不大，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收入的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农民收入的增长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日益突出，收入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收入增长的脆弱性、约束性和波动性更加明显。在农民增收的这种严峻形势下，国内外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将成为研究黑龙江垦区农民增收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对学者们观点的研究、垦区农民收入的调查和相关收据的科学分析，最终将得出垦区农民增收的多种渠道，为垦区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M].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3～50
[2] 吴敬琏. 内涵增长—中国经济的出路[J].中关村，2004（12）：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