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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作为一名年轻的投资经理赴巴西考察期间，我参观了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NDES）。BNDES将银行业理念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的方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BNDES的银行业模式是一种专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影响力贷款的国家开发银行模式，运行效果良好。
然而，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导向型银行与跨国运营的银行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区别。建立多边开发银行的复杂性令人望而生畏，而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或亚洲开发银行（ADB）等一些成功的区域案例而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责任范围均较为狭窄，且其银行功能也受到了谨慎限定。建立一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BRICS-DB）需要银行业的敏锐头脑，需要将私人部门的激励机制融入政府机构之中的能力，需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意识之间达到良好平衡，也需要相当的外交手腕—坦率地说，这还需要一点运气。当考量上述每一个因素时，我会依次通过四种身份来加以分析：即曾经的投资经理、银行经济学家、政治历史学家以及金砖国家的朋友。管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银行家们需要具备以上所有这些人的眼光，甚至更多。
我访问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所有五个创始国，与其中各国的银行家都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并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不同时期投资了与每个国家有关的银行类股票。凭借这些经历，我可以证明，这些国家的银行家不仅仅有头脑，还富有经验，是真正的金融专家。金砖国家很容易为一家顶级多边银行配齐人手，并且每一个创始国都能够提供一位兼具广度和深度的董事总经理，胜任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结构性融资、银团贷款、经济学、贸易融资等方面的任何高层职位。人力资本肯定不会缺乏，这些部门的人选问题可能是最容易解决的。
在各国的国有或私营国家性银行，都实现了将私人部门的激励机制融入政府性银行。BNDES是开发银行的一个典范，为世界各地所效仿，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企业家文化和社会责任意识；中国“四大银行”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银行家们也拥有娴熟的技能；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和印度住房开发金融公司银行（HDFC Bank）成立伊始都是公众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转为私营；南非在“政府—私营银行”互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俄罗斯银行业则拥有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和俄罗斯外贸银行（VTB）等实力强大、利润丰厚的公共巨头。再次强调一下，“政府—银行”的金融互动可以解决运营挑战，但问题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银行家们将会承担哪个国家的角色职责呢？虽然各成员国历史上都有着成功的“银行—政府”关系，但这些关系的性质在不同国家却大不相同。俄罗斯和中国的银行业体系推崇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和企业家型私人银行；印度和巴西拥有大型公众和私人银行，以及极具活力的证券市场；南非则是私人银行占主导地位，也拥有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此外，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在中国是有限参与，在巴西和南非则是高度参与。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应赞赏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的政治头脑—他正在积极争取本国成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所在地。这一做法从很多方面看来都颇具意义，他的做法也十分明智。最后，“银行—政府”关系在不同经济周期以及不同银行危机期间都是不同的，然而，拥有众多创始国可能有助于稳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每一个创始国之间的关系。
不过，除了要稳定拟议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跨国性质的影响力之外，各方还需面对更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包括“总部银行文化”来自于哪个国家，还包括建立该开发银行以及后续运营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形式的谈判和妥协。由于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世行是在1944年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名义而成立的），因此，各方可以从世行的成立中汲取很多教训，注意一些可能使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复杂化的其他问题。
首先，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构想是成为新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基础，其中的重要设计者在谈判和计划方面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其次，世界银行创立之时，美国的政治权力异常庞大，且当时的谈判各方都意识到，自己需要美国的资本来进行二战后的重建。而相比之下，在目前的谈判中，中国既强也弱—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非常强大，足以让同为创始国的巴西和印度担心，但中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担当美国当时承担的领导角色。此外，目前手握“否决票”的参与者太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大部分是在英美两国之间商定的，两国的团队分别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德克斯特·怀特（Dexter White）这两位杰出的谈判代表为首。而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五个创始国中，四个国家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利益分配上会产生巨大的争论。如前所述，南非可能拥有巨大的谈判力，因为它在经济或政治上不会威胁到其他四个国家。不幸的是，如今的谈判中不再有凯恩斯。凯恩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念影响巨大，即使这些体系的最终结构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对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始国而言，要借鉴的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产品”，而是要观察并借鉴凯恩斯和怀特及其团队所经历的整个过程。谈判十分混乱，结果也稀里糊涂。怀特以及凯恩斯的谈判底气都很弱，凯恩斯更弱。凯恩斯代表着被战争削弱了实力且经济正在下滑的英国；怀特的谈判地位较强一些，但他深知，这个拟议中的新制度将在国会审批时面临争论，因为国会正急于使美国的重心重新转向国内。谈判双方都试图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各自的优势。最后，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曾经说过：“凯恩斯赋予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是其特点，而非其实质……”怀特的目标也未能实现。由此产生的体系十分脆弱，以至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成为必然的结局。而令人惊叹的是，该体系居然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艾肯格林（Eichengreen））。但是，尽管整个过程十分混乱，结果也很不确定，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还是成立了，并存续到了今天。所以创始国必须记住，它们的目标首先是创立银行，然后才是如何管理的问题。
谈判将是复杂的—投票权是完全按照投入资本进行分配，还是按照资本和成员资格分配？坚持严格按照投入资本分配，将使该银行无望启动。同样，在该银行的运营货币上也须展现类似的灵活性。尽管创始成员国可能都不希望使用美元，但可替代的选择十分有限。欧元不太可能被选中；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其他创始国也不太可能接受人民币。当某些公司赢得开发项目时，一些贷款可能以各创始国货币来发放，但货币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相关谈判中，中国领导人最好能够公开放弃主导这个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中国梦”，而借鉴法国“有管理的全球化”这一务实的策略。艾儒蔚（Abdelal）（2007）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法国的谈判人员制定了一系列范围较为狭小的目标，并通过形成一种基于过程的较长期战略，成功实现了这些目标。这种务实的策略，有助于将国际金融体系的决策导向他们希望的结果，并且不会让人感到具有对抗性或是过于咄咄逼人。
BNDES也给上述创始国提供了参考案例。2005年前后，BNDES明显增加了为该国中下阶层提供信贷的项目，并大幅扩展了其消费者、企业贷款以及资本市场业务的范围。由于具有否决权的人太少，BNDES也参与了看似超出开发银行业务范围之外的融资项目。也就是说，像BNDES及其银行家如此娴熟的专业素养，也参与了针对大型巴西跨国企业的融资项目，以及贝罗蒙特大坝（Belo Monte dam）等大型项目，这使得一些观察人士怀疑：拥有众多大师级人才的开发银行（譬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否可能提供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
作为金砖国家的朋友，我非常期待看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立及其可能提供的业务，例如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一种全新方式，以及与世界银行的竞争（我希望是以一种友好、合作的方式）。毕竟，我们应该想到世界银行的首要原则，正如其官方名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表达的那样。然而，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或许不应该仅仅是为了与世行竞争。坦率地说，相比同样位于19号大街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行更趋向于面向发展中国家。
然而，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导向型银行与跨国运营的银行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区别。建立多边开发银行的复杂性令人望而生畏，而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或亚洲开发银行（ADB）等一些成功的区域案例而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责任范围均较为狭窄，且其银行功能也受到了谨慎限定。建立一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BRICS-DB）需要银行业的敏锐头脑，需要将私人部门的激励机制融入政府机构之中的能力，需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意识之间达到良好平衡，也需要相当的外交手腕—坦率地说，这还需要一点运气。当考量上述每一个因素时，我会依次通过四种身份来加以分析：即曾经的投资经理、银行经济学家、政治历史学家以及金砖国家的朋友。管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银行家们需要具备以上所有这些人的眼光，甚至更多。
我访问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所有五个创始国，与其中各国的银行家都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并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不同时期投资了与每个国家有关的银行类股票。凭借这些经历，我可以证明，这些国家的银行家不仅仅有头脑，还富有经验，是真正的金融专家。金砖国家很容易为一家顶级多边银行配齐人手，并且每一个创始国都能够提供一位兼具广度和深度的董事总经理，胜任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结构性融资、银团贷款、经济学、贸易融资等方面的任何高层职位。人力资本肯定不会缺乏，这些部门的人选问题可能是最容易解决的。
在各国的国有或私营国家性银行，都实现了将私人部门的激励机制融入政府性银行。BNDES是开发银行的一个典范，为世界各地所效仿，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企业家文化和社会责任意识；中国“四大银行”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银行家们也拥有娴熟的技能；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和印度住房开发金融公司银行（HDFC Bank）成立伊始都是公众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转为私营；南非在“政府—私营银行”互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俄罗斯银行业则拥有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和俄罗斯外贸银行（VTB）等实力强大、利润丰厚的公共巨头。再次强调一下，“政府—银行”的金融互动可以解决运营挑战，但问题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银行家们将会承担哪个国家的角色职责呢？虽然各成员国历史上都有着成功的“银行—政府”关系，但这些关系的性质在不同国家却大不相同。俄罗斯和中国的银行业体系推崇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和企业家型私人银行；印度和巴西拥有大型公众和私人银行，以及极具活力的证券市场；南非则是私人银行占主导地位，也拥有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此外，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在中国是有限参与，在巴西和南非则是高度参与。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应赞赏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的政治头脑—他正在积极争取本国成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所在地。这一做法从很多方面看来都颇具意义，他的做法也十分明智。最后，“银行—政府”关系在不同经济周期以及不同银行危机期间都是不同的，然而，拥有众多创始国可能有助于稳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每一个创始国之间的关系。
不过，除了要稳定拟议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跨国性质的影响力之外，各方还需面对更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包括“总部银行文化”来自于哪个国家，还包括建立该开发银行以及后续运营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形式的谈判和妥协。由于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世行是在1944年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名义而成立的），因此，各方可以从世行的成立中汲取很多教训，注意一些可能使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复杂化的其他问题。
首先，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构想是成为新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基础，其中的重要设计者在谈判和计划方面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其次，世界银行创立之时，美国的政治权力异常庞大，且当时的谈判各方都意识到，自己需要美国的资本来进行二战后的重建。而相比之下，在目前的谈判中，中国既强也弱—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非常强大，足以让同为创始国的巴西和印度担心，但中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担当美国当时承担的领导角色。此外，目前手握“否决票”的参与者太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大部分是在英美两国之间商定的，两国的团队分别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德克斯特·怀特（Dexter White）这两位杰出的谈判代表为首。而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五个创始国中，四个国家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利益分配上会产生巨大的争论。如前所述，南非可能拥有巨大的谈判力，因为它在经济或政治上不会威胁到其他四个国家。不幸的是，如今的谈判中不再有凯恩斯。凯恩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念影响巨大，即使这些体系的最终结构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对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始国而言，要借鉴的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产品”，而是要观察并借鉴凯恩斯和怀特及其团队所经历的整个过程。谈判十分混乱，结果也稀里糊涂。怀特以及凯恩斯的谈判底气都很弱，凯恩斯更弱。凯恩斯代表着被战争削弱了实力且经济正在下滑的英国；怀特的谈判地位较强一些，但他深知，这个拟议中的新制度将在国会审批时面临争论，因为国会正急于使美国的重心重新转向国内。谈判双方都试图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各自的优势。最后，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曾经说过：“凯恩斯赋予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是其特点，而非其实质……”怀特的目标也未能实现。由此产生的体系十分脆弱，以至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成为必然的结局。而令人惊叹的是，该体系居然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艾肯格林（Eichengreen））。但是，尽管整个过程十分混乱，结果也很不确定，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还是成立了，并存续到了今天。所以创始国必须记住，它们的目标首先是创立银行，然后才是如何管理的问题。
谈判将是复杂的—投票权是完全按照投入资本进行分配，还是按照资本和成员资格分配？坚持严格按照投入资本分配，将使该银行无望启动。同样，在该银行的运营货币上也须展现类似的灵活性。尽管创始成员国可能都不希望使用美元，但可替代的选择十分有限。欧元不太可能被选中；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其他创始国也不太可能接受人民币。当某些公司赢得开发项目时，一些贷款可能以各创始国货币来发放，但货币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相关谈判中，中国领导人最好能够公开放弃主导这个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中国梦”，而借鉴法国“有管理的全球化”这一务实的策略。艾儒蔚（Abdelal）（2007）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法国的谈判人员制定了一系列范围较为狭小的目标，并通过形成一种基于过程的较长期战略，成功实现了这些目标。这种务实的策略，有助于将国际金融体系的决策导向他们希望的结果，并且不会让人感到具有对抗性或是过于咄咄逼人。
BNDES也给上述创始国提供了参考案例。2005年前后，BNDES明显增加了为该国中下阶层提供信贷的项目，并大幅扩展了其消费者、企业贷款以及资本市场业务的范围。由于具有否决权的人太少，BNDES也参与了看似超出开发银行业务范围之外的融资项目。也就是说，像BNDES及其银行家如此娴熟的专业素养，也参与了针对大型巴西跨国企业的融资项目，以及贝罗蒙特大坝（Belo Monte dam）等大型项目，这使得一些观察人士怀疑：拥有众多大师级人才的开发银行（譬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否可能提供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
作为金砖国家的朋友，我非常期待看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立及其可能提供的业务，例如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一种全新方式，以及与世界银行的竞争（我希望是以一种友好、合作的方式）。毕竟，我们应该想到世界银行的首要原则，正如其官方名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表达的那样。然而，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或许不应该仅仅是为了与世行竞争。坦率地说，相比同样位于19号大街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行更趋向于面向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