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似乎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人类本身，他们对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诸项权利的狂热追求超乎一切之上。一旦找到了创造幸福的终极真理，那么凡是阻碍它实现的力量都将从天上落到地下，因而愚弄人的迷信、奴役人的政权，凡是妨碍人类理性解放和精神进步的枷锁都将被砸碎。孔多塞深信，扫除这个世纪的障碍就是减少那个世纪的不幸。人们有理由担负自我觉醒的责任——既然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使人类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希望不见得增多，却也不至于减少。
　　关键词：进步；权力；传播技术；理性
　　中图分类号：K5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65-02
　　引言
　　人所拥有的天然的直觉引导我们感知外界，感知的印象凝固成持久的记忆，我们再将名称加诸于这些镜像之上便将天然的感觉转化为理解的慣习。分辨和理解的能力交替作用教会我们组合粗糙的命名，观念就是伴随着我们使用符号、组合符号的复杂化而成长起来的。这些观念作用于某个时空产生的某些结果就构成了人类发展的精神史表。换言之，历史的进步有赖于人类观念的进步，历史则是人们观念的外化，孔多塞称之为“理性的进程”。在他看来，历史是一种意图的实现，这一意图就是理性的觉醒、真理的发现。
　　然而每个时代都存在普遍的观念的错误，这些错误组成了一副帷幔遮挡了历史的前路，我们的任务就是凭靠自己的理性摒除时代的偏见，因为“每个时代所呈现的结果，都取决于此前各个时刻所提供的结果；它也影响着随之而来的各个时代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追溯和揭示错误的根源，找到未完成地图上有关目的地的路径线索。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那些对保证人类进步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推动使我们的理性加多不至衰减，也正是它们使得孔多塞对未来保有充分的乐观。
　　尽管通往真理之路避免不了滞留或反复，但在孔多塞完成史表追踪的过程中，历史（理性）确实朝着完善的倾向发展，更何况，光明正是从黑暗中迸发的。
　　一、偏见：威权和迷信
　　权威、迷信，这些加诸于我们之上的隐秘观念并不是某种气候下的特殊灾难，而是我们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曾发现并且具有承继关系的。虽然他们的形式不断变更，但只要这股空气仍然盘旋在我们的上头，我们最终必能从天然的压迫感中识别出它们。
　　威权源自于集体生活；权力总是仇恨和恐惧之子。最早的权力观念来自于仇敌的威胁和自卫的本能，本能诱发的集体生活构造了共同决策，决策则需要领袖，那些具有鼓舞人心品质的人被赋予了威望，巫师便从政治中演化出来，权力和迷信这对孪生子成为对抗自然的工具。随着武器工艺不断精进，资源逐渐转换成耐用品，物质剩余和大量交换产生财富，人们应对的不再是自然力量而是“更为固定、更为紧密并且更为复杂的社会”本身，领袖们所需的品质也随之变化：掌握武器和钱财的必然登居高位，手无寸铁、手无寸金的则是自愿服从，与此同时骗人的艺术更加完善，为的是提供一种合理的证据。
　　因此，只要手中握有那种“供别人所需”的本领，权力便随之而来。换言之，需求和对稀缺资源的占有创造权力。一切知识、道德、科学都成为了附庸，因为它们不是当下的人们迫切需要的东西。只要不是为了得到权力，掌握这些技能便没有什么用处，而相反的，握有权力却可以毫不费劲地使用它们。
　　然而生活在威权和谎言中的人们仍然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只要当权者不过分地冲击他们的忍耐力。因为人们并没有感知到这种名为权力的东西，他们对习俗的天然依恋，对新事物的天然反感，以及精神倦怠导致的脆弱的好奇都使得他们处于静止的状态。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所以他们的每次叛变对君主都是致命的打击，而他们却并未将自己从专制主义中牵引出来——他们打击的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们而非权力本身。
　　这种神圣化的倾向根深蒂固却并非不可打破，但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因为除了政治的威权和迷信，我们还同时面临着知识的威权桎梏——这是从前者中延伸出来的，就像迷信源自政治威权。我们总是从既定的习惯和从前的古人那里寻找依据而不是根据事实或经验获得信心，仿佛那种意见的权威可以传递，只要我们认同它，我们自身也就充满了力量。
　　尽管我们一直想要批判和遏制权力而不是天然服从，我们仍然不能完全逃脱这种悬于颅额之上的隐秘崇拜。历史的偏见一开始就绊住了我们的脚跟，孔多塞给我们开了一剂理性的良方，也许理性并不能自足，但我们脱离羁轭与之对抗的手段却在进程中不断丰富。
　　二、基石：传播技术和语言文字
　　如果说宗教和政治（威权和迷信）是人类理性进程中最大阻碍，那么传播技术和语言文字则是拆掉偏见堡垒、永远保证人类进步的基石。
　　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和宗教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它们隐喻了团结和对抗。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就越处于关系之中，同盟和敌人自从被语言固定下来就反复地刺激我们怜恤和复仇的情绪。我们认为操着共同口音的人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民族，因而语言成为了人们之间关系的表征，语言的惯用则起到了仪式的作用，增强关系的粘度。人类的进步一定是同盟的扩大和敌人的缩减，单个民族孤立的进步是缓慢的，各国确立的交通却可以加速它的进程，因而语言、工艺都为各民族共有——不仅是智慧的分享，更重要的是语言封闭环境的打破能够为智慧的延续提供保证，换句话说，语言共享带给人们的那种情操预设了更大平等性的空间。
　　传播技术扩展并成就了这样的空间。那些公共意见之所以能够有用正是因为聚成它的人数之多才有力量，也是因为这些意见涉及到更广泛的人群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而得以持续，但首先，这些人都必须懂得那一种语言，印刷术便是传递这种语言的中介。语言和传播技术于是共同促成了普遍交流和普遍观念的形成，这种普遍所引发的对他者的关注正是一种宽容和平等精神的显现——它们是对抗威权、专制的武器。
　　也许是因为孔多塞对数理研究的偏爱，他本人十分钟情于精确性的把握。他在提及语言时更注重对语言模糊性的探讨。他认为语言的任意性（或者说精巧性和机智性）反倒促成了威权和迷信的盛行，语言通过传播技术的进步得以扩大范围为人共享最主要的用处不在于共享本身，而是讨论和交流完善了语言的确凿性，使它不再是一种缥缈、空洞的修辞，而是具备了真理的特质。语言也不仅仅是言说的对象，孔多塞提到专制政体下同一的语言气候遏制了人们理性的能力，语言可以成为权力的同谋，正在于它能产生约束的制度力量，相反的，当语言具备了真理性的时候，它便能以同样的力量去塑造人们的理性。 　　因而，迷信的破除在于以确凿性取代模糊性，以纯朴性取代精巧性。孔多塞崇尚严谨、精确的分析，他赞扬洛克将更为直接、简单和便捷的观念包含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这样我们在运用它们时就不会迷失在“不完整、不连贯、不确定的种种概念的混乱之中”，明确规定的观念或原则使我们跳脱诡辩的陷阱，不再置于荒谬的隐蔽之下。语言和知识必须同样具备精确性和严谨性来抵抗偏见和具有诱惑力的假说、神话——含混不清的普遍性、丰富的隐喻可以轻而易举的解说一切，使人们不至于成为其受骗者。
　　三、未来：知识和理性
　　我们在以力量定胜负的时代看到技术手段的进步、物质和财富的进步，到处都是“使用的进步”，而精神的进步远远滞后。人们掌握了使用工艺的知识却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原则、规范和道德的知识，人们关心自己生存的自由更甚于思想的自由，因而即便是天才的发明我们也都能觉察到奴役、愚昧的痕迹，再精巧的技艺也免不了沦为无用的工具的厄运。只有当人们真正学会运用“理性”，他们理解的自由才不再蒙损。
　　通往理性的进程费心耗力，但这种花费总是值得的。就像希腊的哲学家们，早期他们仅将真理作为一种爱好，个人的热情取代了启蒙的热情，他们热衷于铸造自己的体系，投入到自身的想象之中，简单的假设、空洞的形而上学充斥他们的言辞，相反事实和检验却没有充分的发展，因为他们的辩论只是为了维护自己派系而不是依据事实。当哲学家们从名望和权力的泥潭中走出来的时候，真理的发现就获得了飞速的进步。谛听、检验、择取、反思，于是理性也从其中萌芽——人们仍然崇拜古人，但开始学会用柏拉图去反驳亚里士多德；人们仍然不能完全透析真理，但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知识真正有用”。在我看来，这种“批判的精神”正是基于人类福祉考量上的，朴实的分享精神。
　　孔多塞认为，理性将人类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而知识的广泛性和纯洁性是通往进步之路的守护者，前者依赖于传播技术和语言，后者依赖权威和迷信的摒除。他在“第十个时代”中指出“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理性的进步是无限的。孔多塞对未来给予一种全然的乐观，他认为人类终将习惯于反省自身，倾诉自己的理性和良心，终将习惯于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美好情操，终将彻底扫除一切贪婪、恐惧、嫉妒、权威、迷信的偏见，增进一切有助于自由、平等、真理、道德、幸福的社会力量。或者至少，这种完善的倾向确实存在。
　　四、总结
　　托多罗夫将启蒙运动的精神归为自主性、行为终极性和普遍性。如果说《启蒙的精神》是本宣言大于论证的小册子，那么孔多塞的《史表》则是从历史中寻找论证响应宣言。
　　孔多塞警惕一切权威和迷信的形式，将摒除偏见的压制、保持知识的纯洁作为自我觉醒的绝对前提；他并不认为自主可以自足，而是认为那只是偏见（权威）的另一种形式，将人类精神的进步、自我和他人的共同幸福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他认为只有知识的广泛传播、长时间的讨论、并最终经受考验和认可才能达到真理的彼岸，而传播技术的推动和语言的普及无疑是广泛性、平等性的基石。
　　当然，普遍性必然包含每个人不可转让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孔多塞更多地把它看成我们必须并最终将达成的目标之一。总之，既然人类已经懂得了自己生来就是要自由和幸福的，既然人类已经懂得运用理性消除偏见的原则，那么我们就须担负责任使用它。
　　作者简介：邓玥（1993.2.6—），女，汉族，皖。硕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