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直并称，各有千秋。且看，同样是离情别绪，岑参说“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柳永却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同样是游子思乡，李白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周邦彦却说“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同样写愁，张继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李清照却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同样写月，张若虚说“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苏轼却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今天，我们就来细说一下“奉旨填词”柳三变的词意人生。
　　当晏殊、欧阳修创作清丽闲雅的小令词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在广泛地争相创造“新声”了。大量为更加流丽动听的“新声”写词来歌唱的词人，就是柳永。柳永，字耆卿，初名三变。他落拓不羁，常出入于秦楼楚馆，与妓女、乐工交往，这种不拘礼法的行为，颇受到当时一些正统派人物的非难。他在《鹤冲天》中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把写诗填词的才子说成是不当官的公卿宰相。又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认为做官是“浮名”，还不如喝酒、唱曲。有人向仁宗推荐他，宋仁宗说：“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他因此受罢黜，郁郁不得志，每天和一些浮浪子弟纵游于勾栏瓦巷，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对柳永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惟有用文体发展的眼光，在北宋前期两种词风的对立并存之中，考察柳词从内容到形式所体现的革新意义，才能恰当地估价它在词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第一，开拓了词的题材。
　　北宋前期词坛，文人填词大致承袭唐五代花间词风，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而与晏、欧几乎同时，词坛上异军突起，出现了以柳永为代表的“歌者之词”，另辟蹊径，从词的内容、表现手法到语言风格，都令人耳目一新，为文人词注入了新鲜血液。
　　首先，柳词中展示了广阔而丰富多彩的都市面貌和市民生活。宋初词人所作，题材往往不出花前月下、男欢女爱的陈套，“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绿杨庭院，暖风帘幕，有个人憔悴”（欧阳修《青玉案》），可说是文人小令的典型意境，其感情是柔弱的，其境界是纤小的，缺乏对广阔生活现实的表现，无法适应生活在商业经济繁荣的都市、生活面比较宽阔的广大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在柳永的笔下，有 “水嬉舟动，禊饮筵开，银塘似染，金堤如绣”，有“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有“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更有“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北宋城镇的繁荣和社会的富庶，在柳永词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次，柳永还擅长抒写自己的飘零生涯和身世之感。柳永一生宦途坎坷，辗转漂泊，同时又寄情于歌台舞榭，所以描写江湖流落和离别怀人成了柳词一个重要内容，这些词是柳永作品艺术上最有特色和最有成就的部分。在这类词中，柳永冲破小楼深院、绿窗朱户的樊篱，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大自然，故境界阔大，气象高远，呈现出壮美的特色。如脍炙人口的《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读来苍凉豪远，连不满柳永词风的苏轼也惊叹“唐人佳处，不过如此”。这种雄壮豪放的风格，在晏、欧词中是不可得见的。
　　可见，柳永的词突破了传统的题材范围，纳入了新的内容，为提高词境做出积极贡献，成为以后苏轼在词中“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先导。
　　第二，大量创作慢词，使词调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的文人词，一直以小令占绝对优势，柳永却以他对市民生活的深切感受，对音乐的谙熟及过人的才华，或把市井新声加工成慢曲，或把原来的小令敷衍为长调，精心创作长调慢词。如《定风波》，在敦煌曲子词中是六十字的小令，柳词“自春来惨绿愁红”已衍为一百字的长调。然而，柳永的贡献更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把慢词的艺术表达功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铺叙。柳永慢词的铺叙之法，大致注意了几个方面：
　　1.十分重视景与情的适当布置。柳永词惯用前半写景、后半抒情的基本格局，但读来并不呆板单一，因为他力求融情于景、以景托情，把情景打成一片，将登山临水所见的山光水色，与离愁别恨结合加以表现，并用对外景的描叙来烘托内心活动。
　　2.重视直叙与婉曲、平顺与排奡的统一。如《雨霖铃》中“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八声甘州》中“想佳人、妆楼颐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倾杯》中“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等句，皆是真中见幻、实中运虚，属同一机杼。
　　3.重视关键字、句的安排。如《八声甘州》中开端一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是总写秋景，引出下面铺叙，为开；结尾“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是遥应开头，为阖；换头“不忍登高临远”，又把上片写景与下片抒情打通，全词便显得层次井然又浑然一体。
　　慢词铺叙之法，在后来周邦彦和豪放派苏、辛等人手中，得到充分发展，但作为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柳永实在是功不可没。在柳永的带领下，词人们才大量创作慢词，并取代了旧有小令的地位。
　　第三，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以往的词较多地运用比较手法，与形式的扩展相联系，柳永在词的艺术表现上较多地运用赋的手法，层层铺叙，尽情渲染，而语言又明白浅近，不避俚语俗语。这也是为了便于歌妓的理解、歌唱。
　　试看下面这首《婆罗门令》：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欹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写景用疏笔白描，抒情不讲究高雅含蓄，而是淋漓透彻地叙说相思之苦，甚至在起、结处用重复语句，确有“如其口出”的妙处。
　　总之，柳永词标志着宋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当然，作为一个失意放荡的文人，柳永的思想感情自有其庸俗的一面，《乐章集》中杂有一些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之作；加上“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趣味低下、迹近淫亵的艳词也占了一定比重，这都是必须给予批判的。但柳永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词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