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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前，先贤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几千年后，白岩松感叹：“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教育。”
传统上，虽然认为生死都是人生大事，但谈论死亡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令人不悦，所以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识地将其隐蔽化、边缘化。行船的人避讳说“翻、沉”等字眼；在医院忌讳说“死”；即便人已经死去，也会讳称去世、仙逝、辞世……以此种种回避，来隐藏我们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愿意谈论或者研究死亡。根据中科院的调查研究，无论是自然意义上的死亡还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中国人的关注和研究均相当欠缺，研究死亡的书在国内出版得极少，学校也鲜少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然而，作为生命历程中自然的一环，死亡每天都在发生，如何让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消除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焦虑，其实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正是这种紧迫感与责任感，让陶国璋毅然决然地投身生死教育几十年。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他说，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死亡终究是最孤独的人类体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而意识到那一刻的存在和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便会产生一种“觉醒体验”，把自我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死亡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成为促成生命成长的机制——向死而生。
经历过死，才懂得生
陶国璋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二十多年，最初开这门课，与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
陶国璋自幼身体羸弱，7岁时就患上了肾病，英语老师教英语字母表，他在学到字母L时不得不退学住院。后来的校园生活也一直断断续续，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把字母L和I搞混，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英语字母表的终点就是L。被疾病折磨许多年，陶国璋有好几次和死神擦身而过，也正因如此，他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什么是死亡。
39岁那年，因为肾脏疾病加重，陶国璋不得不动了手术，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就诊的过程中，他常偷偷观察候诊室里人们的表情，久而久之他能一眼看出谁是偶然生病的健康人，谁是等待死亡宣判的末路病患。在那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脸上，挂着一种沉重的绝望，而这种绝望，在陶国璋看来，比疾病带来的痛苦更让人感觉到死亡的恐惧。
与此同时，养病的陶国璋看了很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每次碰到那些向死而生的病友，每次碰到有关生与死的新闻，他都会忍不住停下来认真地想了又想：“他们为什么要活下来？他们为什么不能放弃？”思虑越多，他越发理解了什么叫“除却生死，人生再无大事”。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当他身体康复回到学校讲台上时，却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然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动不动就选择放弃——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感觉没意思，就坚持要求退学；因为一点挫折甚至放弃生命……
这样毫不犹豫，无一丝珍惜的放弃让陶国璋担忧不已，“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这个时代却似乎特别缺乏生命的沉重感，生命似乎轻得不着地。年轻人之所以这么轻易放弃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
于是，陶国璋克服各种困难，开讲通识课《死亡与不朽》。“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在通识课讲死亡，我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年轻一代人对这个话题的思考。”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陶国璋《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学生大多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呀？这么年轻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但接下来，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18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台下满眼的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顶的他，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对，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陶国璋也笑，然后缓缓地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常常这句话说完，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在总共13节的死亡课里，除了课堂上的知性教学，陶国璋还鼓励学生去殡仪馆参观，到解剖室触摸尸体，去寿衣店、公墓了解死亡的方方面面。在最后一节课，陶国璋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这样做，目的在于将知性教学和感性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没有知识的讲授，直接去体验死亡有些突兀；但只讲知识，不去体验，又有些凌空虚蹈。”
这种感知死亡的感性教学自然阻力不小。比如参观殡仪馆，一开始陶国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慢慢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是逐渐呈现了。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更多的时候，陶国璋明显感觉到，学生们慢慢学会了淡定自若地谈论死亡，思考死亡。
每次参观完殡仪馆，回程的路上，一车人都会嘻嘻哈哈地討论一路：“我怕黑，所以我死后不能土葬”；“我怕热，我没有办法接受火葬”；“我不喜欢虫子咬，土葬也不行”；“关在小小的龛位里太闷了，还不如‘生前葬’，选择在活着的时候与亲友做真情流露的对话”；“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你看那些坟地墓碑，有的雕龙刻凤，有的墓碑无人认领，安躺在内的先人，可有想到子女会怎样纪念身故后的自己？可会与生前所受待遇有出入？真耐人寻味”…… 话题繁多，脑洞大开，大家都忘了这原本是日常生活中会尽量避免的沉重话题，正如一首著名的歌曲里唱的那样，死亡，不过是“我的心脏陷入深深的睡眠”。 这样的成果让陶国璋很欣慰。“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沉下心来反省当下的生活，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忧思难忘，慨当以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陶国璋就开讲《死亡与不朽》课程，二十多年过去，他成了香港中文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但是，《死亡与不朽》课程的难度依然存在。
很多学生依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即使是陶国璋自己，也仍然在学习如何理解并讲述死亡。尽管他自小患病，对死亡很敏感，这门课他还是一年一年开了下来，但时不时的，面对每个学期都要开讲的死亡主题，他还是会有一种陌生感。
直到同侪关子尹的事发生，陶国璋才渐渐觉得，人生真的因为《死亡与不朽》而不同了。
关子尹是陶国璋所在哲学系的系主任，儿子15岁时因病去世，中年丧子之后，平日里被学生形容为轻松可爱的关子尹差不多被摧毁了，这位在德国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哲学家一度跑去开发电脑软件。心理建设多年后，他才重新回归专业，但当陶国璋邀请他给学生上《死亡与不朽》的最后一节主题课时，关子尹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太沉重了。
可是，多年后，当陶国璋牵头举办一场主题为“死亡的意义”的讲座时，时年61岁的关子尹作为主讲人站在了全校师生的面前。那天下着大雨，开场前学生们唱起了《摇篮曲》，雨声夹杂着歌声，候场的关子尹差点痛哭失声，因为他曾经常用德语唱着这首歌哄年幼的儿子入睡。但歌声毕，关子尹拿着被雨点打湿的讲稿，颤抖着声音讲起了关于死亡的意义……
这场讲座陶国璋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得知老伙计的情况，旋即潸然泪下。不知死，焉懂生，作为人生两端必然经过的两个过程，这个问题，实在太刻骨锥心了。
十几年前，在一堂以“绝望”为主题的讨论课上，陶国璋讲到了图书《潜水钟与蝴蝶》中因全身瘫痪无法张嘴说话只能靠眨动眼睛传递信息的主角。他和学生试图在课堂上模仿那个坚强的病人靠眨眼写字，并测验自己在那种说不出来的绝望下，会不会想要自杀。结果，陶国璋花了半个小时才写出第一个字，可是眼睛已经累得不停地流泪。当时，受肾病折磨数十年的陶国璋发自内心地对学生们说，如果自己真的遇到这样的绝望，也许真的会选择安乐死，选择放弃。
可十多年过去，陶国璋现在却选择尽力活下去。“生命最大的绝望感还是有它自己的出路。慢慢地，这个课也影响了我，虽然我从年轻时身体就有问题，但教学让我把自己的问题放下来，尽力去把死亡外部化”。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陶国璋为《死亡与不朽》课设计过许多不同的教学大纲。刚开始教课的时候，他还像个严谨的研究者那样，把死亡分门别类，一板一眼地讲解死亡。
但现在，他会讲讲爱情故事里不幸死亡的男女主角，邀请佛教法师来课上讲讲宗教视角下的生死，还会组织体验工作坊，带着学生模拟面对死亡的感受。
他说，对于死亡话题的探讨，答案或许不如过程本身有意义。“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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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在西方很常见，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兴盛，贯穿教育的始终。在高等教育中，各大高校都开有相关课程，其中英国还设有与死亡学相关的硕士学位。而最有名的死亡教育通识课，应属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公共选修课，该课程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点击量过亿，在全球引起轰动。
在国内，香港和台湾的“生死学”起步相对较早，部分高校已将生死课归为必修课，台湾还有诸如“生死公园”之类的体验生死、减少压力的场所。
在内地，“生死学”曾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但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面临着各种现实问题，比如課程操作性弱，实践教育机会相对少。另外，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内地高校普遍比较看重理工科，对于人文方向的“生死学”考量不多，愿意主动接触的师生更少。
不过，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各种公益组织日益兴起，在一些大型的公益组织中，“死亡教育/体验”也慢慢走进民众的视野，比如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就创办了生命体验馆。在这个体验馆里，体验者能经历从立遗嘱、遗体捐赠、撰写墓志铭到被焚化的整个过程。
传统上，虽然认为生死都是人生大事，但谈论死亡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令人不悦，所以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识地将其隐蔽化、边缘化。行船的人避讳说“翻、沉”等字眼；在医院忌讳说“死”；即便人已经死去，也会讳称去世、仙逝、辞世……以此种种回避，来隐藏我们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愿意谈论或者研究死亡。根据中科院的调查研究，无论是自然意义上的死亡还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中国人的关注和研究均相当欠缺，研究死亡的书在国内出版得极少，学校也鲜少开展关于死亡或者生命教育的课程。
然而，作为生命历程中自然的一环，死亡每天都在发生，如何让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消除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焦虑，其实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正是这种紧迫感与责任感，让陶国璋毅然决然地投身生死教育几十年。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他说，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死亡终究是最孤独的人类体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而意识到那一刻的存在和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便会产生一种“觉醒体验”，把自我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死亡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成为促成生命成长的机制——向死而生。
经历过死，才懂得生
陶国璋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二十多年，最初开这门课，与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
陶国璋自幼身体羸弱，7岁时就患上了肾病，英语老师教英语字母表，他在学到字母L时不得不退学住院。后来的校园生活也一直断断续续，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把字母L和I搞混，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英语字母表的终点就是L。被疾病折磨许多年，陶国璋有好几次和死神擦身而过，也正因如此，他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什么是死亡。
39岁那年，因为肾脏疾病加重，陶国璋不得不动了手术，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就诊的过程中，他常偷偷观察候诊室里人们的表情，久而久之他能一眼看出谁是偶然生病的健康人，谁是等待死亡宣判的末路病患。在那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脸上，挂着一种沉重的绝望，而这种绝望，在陶国璋看来，比疾病带来的痛苦更让人感觉到死亡的恐惧。
与此同时，养病的陶国璋看了很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每次碰到那些向死而生的病友，每次碰到有关生与死的新闻，他都会忍不住停下来认真地想了又想：“他们为什么要活下来？他们为什么不能放弃？”思虑越多，他越发理解了什么叫“除却生死，人生再无大事”。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当他身体康复回到学校讲台上时，却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然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动不动就选择放弃——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感觉没意思，就坚持要求退学；因为一点挫折甚至放弃生命……
这样毫不犹豫，无一丝珍惜的放弃让陶国璋担忧不已，“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这个时代却似乎特别缺乏生命的沉重感，生命似乎轻得不着地。年轻人之所以这么轻易放弃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
于是，陶国璋克服各种困难，开讲通识课《死亡与不朽》。“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在通识课讲死亡，我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年轻一代人对这个话题的思考。”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陶国璋《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学生大多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呀？这么年轻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但接下来，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18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台下满眼的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顶的他，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对，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陶国璋也笑，然后缓缓地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常常这句话说完，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在总共13节的死亡课里，除了课堂上的知性教学，陶国璋还鼓励学生去殡仪馆参观，到解剖室触摸尸体，去寿衣店、公墓了解死亡的方方面面。在最后一节课，陶国璋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这样做，目的在于将知性教学和感性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没有知识的讲授，直接去体验死亡有些突兀；但只讲知识，不去体验，又有些凌空虚蹈。”
这种感知死亡的感性教学自然阻力不小。比如参观殡仪馆，一开始陶国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慢慢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是逐渐呈现了。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更多的时候，陶国璋明显感觉到，学生们慢慢学会了淡定自若地谈论死亡，思考死亡。
每次参观完殡仪馆，回程的路上，一车人都会嘻嘻哈哈地討论一路：“我怕黑，所以我死后不能土葬”；“我怕热，我没有办法接受火葬”；“我不喜欢虫子咬，土葬也不行”；“关在小小的龛位里太闷了，还不如‘生前葬’，选择在活着的时候与亲友做真情流露的对话”；“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你看那些坟地墓碑，有的雕龙刻凤，有的墓碑无人认领，安躺在内的先人，可有想到子女会怎样纪念身故后的自己？可会与生前所受待遇有出入？真耐人寻味”…… 话题繁多，脑洞大开，大家都忘了这原本是日常生活中会尽量避免的沉重话题，正如一首著名的歌曲里唱的那样，死亡，不过是“我的心脏陷入深深的睡眠”。 这样的成果让陶国璋很欣慰。“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沉下心来反省当下的生活，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忧思难忘，慨当以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陶国璋就开讲《死亡与不朽》课程，二十多年过去，他成了香港中文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但是，《死亡与不朽》课程的难度依然存在。
很多学生依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即使是陶国璋自己，也仍然在学习如何理解并讲述死亡。尽管他自小患病，对死亡很敏感，这门课他还是一年一年开了下来，但时不时的，面对每个学期都要开讲的死亡主题，他还是会有一种陌生感。
直到同侪关子尹的事发生，陶国璋才渐渐觉得，人生真的因为《死亡与不朽》而不同了。
关子尹是陶国璋所在哲学系的系主任，儿子15岁时因病去世，中年丧子之后，平日里被学生形容为轻松可爱的关子尹差不多被摧毁了，这位在德国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哲学家一度跑去开发电脑软件。心理建设多年后，他才重新回归专业，但当陶国璋邀请他给学生上《死亡与不朽》的最后一节主题课时，关子尹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太沉重了。
可是，多年后，当陶国璋牵头举办一场主题为“死亡的意义”的讲座时，时年61岁的关子尹作为主讲人站在了全校师生的面前。那天下着大雨，开场前学生们唱起了《摇篮曲》，雨声夹杂着歌声，候场的关子尹差点痛哭失声，因为他曾经常用德语唱着这首歌哄年幼的儿子入睡。但歌声毕，关子尹拿着被雨点打湿的讲稿，颤抖着声音讲起了关于死亡的意义……
这场讲座陶国璋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得知老伙计的情况，旋即潸然泪下。不知死，焉懂生，作为人生两端必然经过的两个过程，这个问题，实在太刻骨锥心了。
十几年前，在一堂以“绝望”为主题的讨论课上，陶国璋讲到了图书《潜水钟与蝴蝶》中因全身瘫痪无法张嘴说话只能靠眨动眼睛传递信息的主角。他和学生试图在课堂上模仿那个坚强的病人靠眨眼写字，并测验自己在那种说不出来的绝望下，会不会想要自杀。结果，陶国璋花了半个小时才写出第一个字，可是眼睛已经累得不停地流泪。当时，受肾病折磨数十年的陶国璋发自内心地对学生们说，如果自己真的遇到这样的绝望，也许真的会选择安乐死，选择放弃。
可十多年过去，陶国璋现在却选择尽力活下去。“生命最大的绝望感还是有它自己的出路。慢慢地，这个课也影响了我，虽然我从年轻时身体就有问题，但教学让我把自己的问题放下来，尽力去把死亡外部化”。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陶国璋为《死亡与不朽》课设计过许多不同的教学大纲。刚开始教课的时候，他还像个严谨的研究者那样，把死亡分门别类，一板一眼地讲解死亡。
但现在，他会讲讲爱情故事里不幸死亡的男女主角，邀请佛教法师来课上讲讲宗教视角下的生死，还会组织体验工作坊，带着学生模拟面对死亡的感受。
他说，对于死亡话题的探讨，答案或许不如过程本身有意义。“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资料链接
生死教育在西方很常见，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兴盛，贯穿教育的始终。在高等教育中，各大高校都开有相关课程，其中英国还设有与死亡学相关的硕士学位。而最有名的死亡教育通识课，应属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公共选修课，该课程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点击量过亿，在全球引起轰动。
在国内，香港和台湾的“生死学”起步相对较早，部分高校已将生死课归为必修课，台湾还有诸如“生死公园”之类的体验生死、减少压力的场所。
在内地，“生死学”曾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但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面临着各种现实问题，比如課程操作性弱，实践教育机会相对少。另外，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内地高校普遍比较看重理工科，对于人文方向的“生死学”考量不多，愿意主动接触的师生更少。
不过，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各种公益组织日益兴起，在一些大型的公益组织中，“死亡教育/体验”也慢慢走进民众的视野，比如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就创办了生命体验馆。在这个体验馆里，体验者能经历从立遗嘱、遗体捐赠、撰写墓志铭到被焚化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