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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朱家三姐妹都是著名的作家，大姐朱天文，二姐朱天心，三妹朱天衣。同姐姐一样，朱天心也深受张爱玲的影响，她的作品《方舟上的一天》和《击壤歌》，曾让胡兰成初见便击节叫好。近日，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朱天心女士。
朱天心
1958年生于台湾高雄，祖籍山东临朐，曾任台湾《三三集刊》主编，其作品多次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等多项文学奖，为台湾文坛的重要作家。
三个女子，一个恬淡自静，不知道会不会顾影自怜，名曰朱天文;一个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只为一个深爱的心上人，名曰朱天衣;一个关注着城市与人的变化，参与政治，希望用自己的观念来影响别人，名曰朱天心。
朱天心也许是台湾朱家三姐妹中最理性的一个，每天去咖啡馆去写作，坚持着日复一日的写作，更多的需要耐心。从最初给胡兰成读到并大为赞赏的《方舟上的一天》和《击壤歌》，到之后反省殖民的《古都》，朱天心的写作比她的姐姐更恋恋风尘，有着更强烈的尘世气息，不像朱天文，似乎更高蹈一些，空灵的氛围中，若有若无的故事在呼应着卡尔维诺或张爱玲。
她清楚地记得，17岁那年，在台大历史系的夏天，纯真、热情、充满梦想的朱天心拿起了笔。朱天心当然也深受张爱玲的影响，虽然她说自己“断奶”要比姐姐朱天文更早一些，但字里行间难免有着一些“胡（兰成）腔张（爱玲）调”，注重的是意象在叙事中的穿插，造就一幅纷繁复杂的日常/诗意织锦图。一出手，就让这一派的老宗师胡兰成惊为天人，欣然为之写序：“现在有了朱天心，要来说明李白真方便。”直接拿朱天心和李白相提并论。
朱天文说她们家的畅销书冠军是朱天心，确实如此，算起来，其中最畅销的，大概就要属《击壤歌》了。首印头五年，就在台湾销了30万冊，以后不定期的增印，加起来，总数一定很惊人。之前，《击壤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拿过这样一本30多年前写的小说，小小的，薄薄的，拿在手里，默默地读这样青春的句子：“我们并着肩默默地走着。红砖路刚被雨水冲刷成干干净净的红色，高大的相思树和尤加利，把整条路给遮得凉凉绿绿的，是一种很好喝的空气。”心中百感交集。
转眼一瞬，人已到中年。身为人母的朱天心，也在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你看她和女儿谢海盟合著的《学飞的盟盟》，字里行间，充满着爱意。她的软，和她参与政治时的硬，恰成对照，另一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大陆的读者来说，不怎么写剧本对她的知名度是一种损害，但是朱天心并不在意同一屋檐下的姐姐因为侯孝贤御用编剧的身份而更受追捧，朱天心有自己的追求，并且实践着自己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美丽。
作家有责任发出声音
南都周刊：你写过《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你小的时候也是住在眷村里（编者按：眷村是指国民党政府为迁徙至台湾的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
朱天心：对对对，差不多一直住到15岁，一直住在军区大院里。大部分都很艰苦，只是苦的程度不同。宜兰县的农村，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而眷村里生活的人完全依赖国家，不会饿死，但可以说他们是身无分文。他们的孩子有两种出路，要么凭自己的实力读书读出个名堂来，要么就是跑差，比如像邓丽君一样当歌星。
当然眷村中的人也分等级，军官和中下级士兵的生活也会不同，不同的军种也会有不同。在李登辉时代，硬把眷村的居民说成是国民党的富翁，其实他们那是一样穷的，我替他们感到委屈。台湾本地人并不是很了解，以为外省人全部是有权有势的。我很受不了有些文章把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一律说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不能丑化他们，那样的叙事背离了真相，所以怀着那样的心情，我写了这样一本书，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真相写出来。其实在台湾写这样的书并不讨好，读者也会觉得你好残忍。你写了好的方面，也把许多阴暗的方面呈现出来，很多人觉得受不了。
南都周刊：1996年写的《古都》是你的代表作，回望的不光是台北城，是否同时也是你的文学来时路？
朱天心：我写《古都》正好是台湾本土化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都是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我们一直被质问，如果台湾和大陆开战，我们会站在哪一边？我们往往被排除在台湾利益之外，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会感到很委屈。在台北可以竞选市长，台湾也可以竞选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外省人有更多的宽容？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本土人会对外省人有一种本能的排挤，他们的心中充满仇恨，并不是一种很健康的心态。
我当时想，在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真是好可怕。我希望来解读这种不认同的自由，你可以很恨，也可以不和你们唱同调，但每个人可以有他的自由。可是现在看来，我的《古都》写了也是白写，基本上在台湾，这种仇恨和排挤愈演愈烈。我的写作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呐喊”吧，我知道那样会惹人厌，可是怎么办呢？你有责任去这样做，可是你既然已经看到了，你能袖手旁观吗？你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你能不发出你的声音吗？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作家？
朱天心：我比较不会用“使命感”这个词。我感到我看到的，和大家普遍人云亦云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一种义务把它写出来，有可能会犯错，我的思考和我的所见很有可能是另一种偏见，可是主旋律这么强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出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南都周刊：你们姐妹都受到张爱玲的极大影响，朱天文在《花忆前身》中还说，张爱玲去世的时候，你们躲开了任何发言和邀稿，为什么呢？
朱天心：因为当时我们的心头都很复杂。张爱玲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学记忆，大家都会非常非常喜欢张爱玲。1949年之后，张爱玲去了美国，基本上都在美国隐居，所以我们对张爱玲的印象会停留在1949年之前，会觉得她大概是个神仙吧，也不会有生老病死。她那一年的去世也有点突然，我们都没有预料到，我们都是很大的震惊，当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来了，我在那时候觉得不要去凑那个热闹会比较好。 对于张爱玲我们有很复杂的心情。阅读张爱玲的小说对我们来说是大喜的一部分，父亲（编者按：朱天心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军队来台的军中作家）也没有教我们说应该读什么书不要读什么书，但是我们就喜欢张爱玲，我第一次看张爱玲的小说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很早我就把张爱玲的小说都读完了。
另一个我喜欢的作品，就是沈从文的小说，而当时沈从文的小说在台湾是禁书，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怎么会找得到他的书来读。
张爱玲和我们的文学写作是分不开的，但是我在高中或者大学时候，有些老作家可能还知道张爱玲，可是普通人，他们对张爱玲通常的反应就是，她是谁啊？完全不知道她是谁。这也是很传奇的。大概是在1970年代以后，张爱玲在台湾很红，但是在此之前，她还算非常小众，在高中大学里面，我们常常去开讲座的时候到处推销张爱玲，而听者却会很茫然地说：张爱玲是誰啊？
小时候的朱天文、朱天心和她们的父母。
南都周刊：你父亲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认可天心的才情出众，却实在太少人知道天心的看书之多。”你父亲的书橱向你们姐妹完全开放，那时读了很多书吧？你父亲有没有写定什么书目给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朱天心：我父亲对我们最大影响就是不给我任何影响。他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自由。在我们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的时候，他的书架就向我们百分之百的开放，不会觉得某些书在我们那个年纪可能不适合我们读，他是完全让我们自己去探险。
比如我当时就读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父亲看见了也不会小小地担心说我看了会不会对我不利。当然我也读了很多消磨时间的、现在看来没太多意义的书，但正是在这种阅读的探险中，我们摸索出了我们自己的鉴赏力，这不是别人塞给你，或者别人告诉你的。到了我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已经读了这么多的小说，那么我也可以来写写看，那时我常常在课堂上偷着写小说，然后偷偷投稿，但是我父亲并没有什么表示。我开始写作那是个比较叛逆的年纪。
南都周刊：你写小说是不是也比较慢？朱天文在《花忆前身》中说你“写小说也像她考大学，不逼到最后不拼，胡老师（胡兰成）去兴隆路买了原子笔回来给她，哄她快写。”
朱天心：那时我写得好快呦，一个晚上就可以把一篇小说写完。写小说是靠一个很充沛的感情，靠一颗很热的心就可以，到了三四十岁以后，感情上会被磨得比较世故，原来那颗滚热的心如果相当于踩油门的话，那么现在慢慢冷却下去的心就好像在踩刹车，就会写得好慢好慢，不会太随意、太任性。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和一个业余作家的区别所在。业余作家和专业作家有不一样的写作态度，业余作家喜欢涂鸦式写作，而专业作家就会字斟句酌，业余作家状态不好就可以停笔，但是专业作家就算是身体不好也要练，也要考虑怎么来写作，如果以专业作家的角度来看，我这样业余作家的写作在后者看来很不及格的。
南都周刊：《击壤歌》是你的成名作，你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还在北一女中，胡兰成（编者按：1974年，旅居日本的胡兰成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之邀到了台湾，住在朱家隔壁，教授朱天心、朱天文中国文学）读到后就称赞说：“天心像一阵大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动。”你觉得你写小说是不是会比你姐姐更有力度？
朱天心：我觉得可能个性上有不同。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这种差别感觉并不是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底上、个性上的不同当然会反映到小说上，我觉得我姐姐的个性会冷一些，她习惯于在旁边看，相对于我来讲还是比较个人主义，她认为再好的东西、再好的价值也不应该强加于人，自己去实现就好了。这一点我和她有些不同，我认为好的价值应该让更多的人接受，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纪，除了我自己会这么做，我会很有热情，把自己认为好的观念好的想法去影响给别人，这种不同会呈现在小说上，我说话会琢磨、推敲这些话对别人的意义，其实还是一个“求仁得仁”的问题。
南都周刊：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朱天心：本来和胡先生约好了第一次见面，但后来是天文去见了胡先生，我不能去，因为我正在读高中，而天文已经在上大学，她上完了课就比较自由。爸爸妈妈带着天文去见胡兰成，我们那时候都迷张爱玲，但是我到一定年龄就算是断奶了，天文可能迷得更久一点，张爱玲对她的意义也比较大。因为张爱玲的缘故，当时我也很好奇，胡兰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天文回来后，我也一个劲地问她。
我们当时已经读了《今生今世》的日本版上册（下册还没有读），我记得刚看了个头，我妈妈在那叹气说：“他好可怜啊！”我觉得胡老师对于生活是很不在意的，他就是颠沛流离惯了，有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地方住就住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就觉得他是个好自在的人啊，跟他的文章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天文回来说他好像贾宝玉。后来我和胡老师接触，也会觉得，我们会忘记自己的年纪，会忘记我们之间差别了50多岁。
南都周刊：当时把你写的《长干行》给他看是吧？
朱天心：我想应该是还没有出成书，《三三集刊》里可能有收这篇小说，他的学生把我的小说拿去给胡老师看的吧，肯定不是我自己拿去给他看的，因为自己拿去总会觉得不好意思。
胡老师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我总觉得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胡老师对我的评价都过誉了，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当时我那个年纪，十几二十岁的样子，除了不耐烦就是不耐烦，我老实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和现在的我差距确实很大，现在的我年纪大了，那时的话看世界，会批评普通人媚俗，会充满了不耐烦。我批评他们，就是要和他们拉开距离，我觉得我要是和他们一样，我这几十年都白活了。 可是胡兰成老师的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有时候他给我们写的信会写得很长，一个题目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我会说“真的假的”？创作其实很折磨人，这二三十年来，我有时候也会想，我要过普通人的日子，不要再被创作这回事给折磨了，但这时，你会想到最后的底线，你会想到胡老师的当初，想自己不要辜负他，他不会看错人，这样子。
南都周刊：胡兰成对你的《方舟上的日子》也很赞赏，你怎么会写那篇小说的呢？
朱天心：写《方舟上的日子》的时候，我在偷偷地学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篇小说當然会有素材和生活的状态，那是我十七八岁时候的生命状态，但诚实地说，这篇小说是在偷偷地学习许多其他的小说的写法，基本上，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方舟上的日子》基本上可以视作1970年代台湾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南都周刊：你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政治是因为受胡兰成先生的影响？
朱天心：胡兰成先生对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我想那个底色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政治不在文学的范畴。台湾60年的发展，我们会觉得不能只用写文章的方式来解决，写文章太慢了，我们必须要出来多做些什么，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急迫感。比如说陈映真，他会用他的文学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但是现在我仍然不会把最了不起的政治主张放到文学之上。陈映真的话我会替他可惜。我也再三提醒自己，不要在一种急切的心情下用行动和公民身份来做一个政治干预，文学的养成时间和政治当下恐怕是不同的，文学需要时间，不可能立即当下地来做。所以我不会把文学视作政治表达的工具。
政治有政治的意义，文学有文学的价值，我想两者并不可互相代替，这是我清醒地意识到的。我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是不去想文学的，我很怕这两者互相影响，将政治强加给文学是对文学的亵渎。如果我带着为了日后写作的目的来参与政治，那么我会觉得那样的事我会做不好。也许我日后早晚还是要写到我的这些经历，但是我不会把它们纠结在一起。
我到后来可能把政治视作一种公共事务性的活动，政治要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它是一个权力的游戏。我一点也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了不起，政治从来不是另一门的艺术。我会觉得政治和政党都是一时的，社会才是永久的，不是说这个党和那个党的对抗才是政治，不能把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我觉得社会才是政治的承受者，社会各部门应该可以很独立发展。
我比较会在社会的建设上着力，这才是政治应该真正思考的重心，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改朝换代，都是一样。因为社会构成已经成熟了。
南都周刊：你从开始写作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你对台湾现在文坛的发展现状怎么看？
朱天心：一般来讲，我们觉得现在的出版业和纯文学写作的氛围相对于二三十年前险恶得多。可是我不晓得现在是真相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才是真相。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还不是很开放，国民党政府控制还比较严，文学要扮演很多角色，他们要成为意见领袖，要为民众发声，要传达资讯，然后才是文学本身的娱乐功能。
我不知道那时候比较不正常还是现在才是不正常的。作家在当时扮演了那么多的角色，所以作家在当时才那么受瞩目。而到了现在，作家当时扮演的角色已经被瓜分了大半，所以作家才回到自己纯粹的领域中去。
文学作品的读者也很多。但在台湾，纯文学养不活人，但我想还是“求仁得仁”的问题，关键是你怎么看。如果你想要在文学中获得一种立即的名声，或者获得很好的物质上的待遇的话，那我劝他们还是早早地离开这一行，去找别的副业。不然的话，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简单，要求设得很低，你就还可以走这一行。你想要在文学上获得成就，那就得一心一意。现在自由市场很彻底，分众也变得很清楚，希望你的小说会有十万人来读，那是妄想。要想得到重量级的文学奖项，或者得到重量级的批评家的赞誉，那样的空间也很小。
图_东方IC
朱天心
1958年生于台湾高雄，祖籍山东临朐，曾任台湾《三三集刊》主编，其作品多次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等多项文学奖，为台湾文坛的重要作家。
三个女子，一个恬淡自静，不知道会不会顾影自怜，名曰朱天文;一个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只为一个深爱的心上人，名曰朱天衣;一个关注着城市与人的变化，参与政治，希望用自己的观念来影响别人，名曰朱天心。
朱天心也许是台湾朱家三姐妹中最理性的一个，每天去咖啡馆去写作，坚持着日复一日的写作，更多的需要耐心。从最初给胡兰成读到并大为赞赏的《方舟上的一天》和《击壤歌》，到之后反省殖民的《古都》，朱天心的写作比她的姐姐更恋恋风尘，有着更强烈的尘世气息，不像朱天文，似乎更高蹈一些，空灵的氛围中，若有若无的故事在呼应着卡尔维诺或张爱玲。
她清楚地记得，17岁那年，在台大历史系的夏天，纯真、热情、充满梦想的朱天心拿起了笔。朱天心当然也深受张爱玲的影响，虽然她说自己“断奶”要比姐姐朱天文更早一些，但字里行间难免有着一些“胡（兰成）腔张（爱玲）调”，注重的是意象在叙事中的穿插，造就一幅纷繁复杂的日常/诗意织锦图。一出手，就让这一派的老宗师胡兰成惊为天人，欣然为之写序：“现在有了朱天心，要来说明李白真方便。”直接拿朱天心和李白相提并论。
朱天文说她们家的畅销书冠军是朱天心，确实如此，算起来，其中最畅销的，大概就要属《击壤歌》了。首印头五年，就在台湾销了30万冊，以后不定期的增印，加起来，总数一定很惊人。之前，《击壤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拿过这样一本30多年前写的小说，小小的，薄薄的，拿在手里，默默地读这样青春的句子：“我们并着肩默默地走着。红砖路刚被雨水冲刷成干干净净的红色，高大的相思树和尤加利，把整条路给遮得凉凉绿绿的，是一种很好喝的空气。”心中百感交集。
转眼一瞬，人已到中年。身为人母的朱天心，也在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你看她和女儿谢海盟合著的《学飞的盟盟》，字里行间，充满着爱意。她的软，和她参与政治时的硬，恰成对照，另一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大陆的读者来说，不怎么写剧本对她的知名度是一种损害，但是朱天心并不在意同一屋檐下的姐姐因为侯孝贤御用编剧的身份而更受追捧，朱天心有自己的追求，并且实践着自己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美丽。
作家有责任发出声音
南都周刊：你写过《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你小的时候也是住在眷村里（编者按：眷村是指国民党政府为迁徙至台湾的军人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
朱天心：对对对，差不多一直住到15岁，一直住在军区大院里。大部分都很艰苦，只是苦的程度不同。宜兰县的农村，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而眷村里生活的人完全依赖国家，不会饿死，但可以说他们是身无分文。他们的孩子有两种出路，要么凭自己的实力读书读出个名堂来，要么就是跑差，比如像邓丽君一样当歌星。
当然眷村中的人也分等级，军官和中下级士兵的生活也会不同，不同的军种也会有不同。在李登辉时代，硬把眷村的居民说成是国民党的富翁，其实他们那是一样穷的，我替他们感到委屈。台湾本地人并不是很了解，以为外省人全部是有权有势的。我很受不了有些文章把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一律说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不能丑化他们，那样的叙事背离了真相，所以怀着那样的心情，我写了这样一本书，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真相写出来。其实在台湾写这样的书并不讨好，读者也会觉得你好残忍。你写了好的方面，也把许多阴暗的方面呈现出来，很多人觉得受不了。
南都周刊：1996年写的《古都》是你的代表作，回望的不光是台北城，是否同时也是你的文学来时路？
朱天心：我写《古都》正好是台湾本土化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都是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我们一直被质问，如果台湾和大陆开战，我们会站在哪一边？我们往往被排除在台湾利益之外，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会感到很委屈。在台北可以竞选市长，台湾也可以竞选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外省人有更多的宽容？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本土人会对外省人有一种本能的排挤，他们的心中充满仇恨，并不是一种很健康的心态。
我当时想，在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真是好可怕。我希望来解读这种不认同的自由，你可以很恨，也可以不和你们唱同调，但每个人可以有他的自由。可是现在看来，我的《古都》写了也是白写，基本上在台湾，这种仇恨和排挤愈演愈烈。我的写作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呐喊”吧，我知道那样会惹人厌，可是怎么办呢？你有责任去这样做，可是你既然已经看到了，你能袖手旁观吗？你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你能不发出你的声音吗？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作家？
朱天心：我比较不会用“使命感”这个词。我感到我看到的，和大家普遍人云亦云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一种义务把它写出来，有可能会犯错，我的思考和我的所见很有可能是另一种偏见，可是主旋律这么强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出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张爱玲的影响
南都周刊：你们姐妹都受到张爱玲的极大影响，朱天文在《花忆前身》中还说，张爱玲去世的时候，你们躲开了任何发言和邀稿，为什么呢？
朱天心：因为当时我们的心头都很复杂。张爱玲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学记忆，大家都会非常非常喜欢张爱玲。1949年之后，张爱玲去了美国，基本上都在美国隐居，所以我们对张爱玲的印象会停留在1949年之前，会觉得她大概是个神仙吧，也不会有生老病死。她那一年的去世也有点突然，我们都没有预料到，我们都是很大的震惊，当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来了，我在那时候觉得不要去凑那个热闹会比较好。 对于张爱玲我们有很复杂的心情。阅读张爱玲的小说对我们来说是大喜的一部分，父亲（编者按：朱天心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军队来台的军中作家）也没有教我们说应该读什么书不要读什么书，但是我们就喜欢张爱玲，我第一次看张爱玲的小说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很早我就把张爱玲的小说都读完了。
另一个我喜欢的作品，就是沈从文的小说，而当时沈从文的小说在台湾是禁书，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怎么会找得到他的书来读。
张爱玲和我们的文学写作是分不开的，但是我在高中或者大学时候，有些老作家可能还知道张爱玲，可是普通人，他们对张爱玲通常的反应就是，她是谁啊？完全不知道她是谁。这也是很传奇的。大概是在1970年代以后，张爱玲在台湾很红，但是在此之前，她还算非常小众，在高中大学里面，我们常常去开讲座的时候到处推销张爱玲，而听者却会很茫然地说：张爱玲是誰啊？
南都周刊：你父亲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认可天心的才情出众，却实在太少人知道天心的看书之多。”你父亲的书橱向你们姐妹完全开放，那时读了很多书吧？你父亲有没有写定什么书目给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朱天心：我父亲对我们最大影响就是不给我任何影响。他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自由。在我们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的时候，他的书架就向我们百分之百的开放，不会觉得某些书在我们那个年纪可能不适合我们读，他是完全让我们自己去探险。
比如我当时就读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父亲看见了也不会小小地担心说我看了会不会对我不利。当然我也读了很多消磨时间的、现在看来没太多意义的书，但正是在这种阅读的探险中，我们摸索出了我们自己的鉴赏力，这不是别人塞给你，或者别人告诉你的。到了我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已经读了这么多的小说，那么我也可以来写写看，那时我常常在课堂上偷着写小说，然后偷偷投稿，但是我父亲并没有什么表示。我开始写作那是个比较叛逆的年纪。
南都周刊：你写小说是不是也比较慢？朱天文在《花忆前身》中说你“写小说也像她考大学，不逼到最后不拼，胡老师（胡兰成）去兴隆路买了原子笔回来给她，哄她快写。”
朱天心：那时我写得好快呦，一个晚上就可以把一篇小说写完。写小说是靠一个很充沛的感情，靠一颗很热的心就可以，到了三四十岁以后，感情上会被磨得比较世故，原来那颗滚热的心如果相当于踩油门的话，那么现在慢慢冷却下去的心就好像在踩刹车，就会写得好慢好慢，不会太随意、太任性。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和一个业余作家的区别所在。业余作家和专业作家有不一样的写作态度，业余作家喜欢涂鸦式写作，而专业作家就会字斟句酌，业余作家状态不好就可以停笔，但是专业作家就算是身体不好也要练，也要考虑怎么来写作，如果以专业作家的角度来看，我这样业余作家的写作在后者看来很不及格的。
胡兰成的赏识
南都周刊：《击壤歌》是你的成名作，你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还在北一女中，胡兰成（编者按：1974年，旅居日本的胡兰成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之邀到了台湾，住在朱家隔壁，教授朱天心、朱天文中国文学）读到后就称赞说：“天心像一阵大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动。”你觉得你写小说是不是会比你姐姐更有力度？
朱天心：我觉得可能个性上有不同。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这种差别感觉并不是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底上、个性上的不同当然会反映到小说上，我觉得我姐姐的个性会冷一些，她习惯于在旁边看，相对于我来讲还是比较个人主义，她认为再好的东西、再好的价值也不应该强加于人，自己去实现就好了。这一点我和她有些不同，我认为好的价值应该让更多的人接受，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纪，除了我自己会这么做，我会很有热情，把自己认为好的观念好的想法去影响给别人，这种不同会呈现在小说上，我说话会琢磨、推敲这些话对别人的意义，其实还是一个“求仁得仁”的问题。
南都周刊：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朱天心：本来和胡先生约好了第一次见面，但后来是天文去见了胡先生，我不能去，因为我正在读高中，而天文已经在上大学，她上完了课就比较自由。爸爸妈妈带着天文去见胡兰成，我们那时候都迷张爱玲，但是我到一定年龄就算是断奶了，天文可能迷得更久一点，张爱玲对她的意义也比较大。因为张爱玲的缘故，当时我也很好奇，胡兰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天文回来后，我也一个劲地问她。
我们当时已经读了《今生今世》的日本版上册（下册还没有读），我记得刚看了个头，我妈妈在那叹气说：“他好可怜啊！”我觉得胡老师对于生活是很不在意的，他就是颠沛流离惯了，有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地方住就住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就觉得他是个好自在的人啊，跟他的文章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天文回来说他好像贾宝玉。后来我和胡老师接触，也会觉得，我们会忘记自己的年纪，会忘记我们之间差别了50多岁。
南都周刊：当时把你写的《长干行》给他看是吧？
朱天心：我想应该是还没有出成书，《三三集刊》里可能有收这篇小说，他的学生把我的小说拿去给胡老师看的吧，肯定不是我自己拿去给他看的，因为自己拿去总会觉得不好意思。
胡老师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我总觉得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胡老师对我的评价都过誉了，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当时我那个年纪，十几二十岁的样子，除了不耐烦就是不耐烦，我老实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和现在的我差距确实很大，现在的我年纪大了，那时的话看世界，会批评普通人媚俗，会充满了不耐烦。我批评他们，就是要和他们拉开距离，我觉得我要是和他们一样，我这几十年都白活了。 可是胡兰成老师的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有时候他给我们写的信会写得很长，一个题目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我会说“真的假的”？创作其实很折磨人，这二三十年来，我有时候也会想，我要过普通人的日子，不要再被创作这回事给折磨了，但这时，你会想到最后的底线，你会想到胡老师的当初，想自己不要辜负他，他不会看错人，这样子。
南都周刊：胡兰成对你的《方舟上的日子》也很赞赏，你怎么会写那篇小说的呢？
朱天心：写《方舟上的日子》的时候，我在偷偷地学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篇小说當然会有素材和生活的状态，那是我十七八岁时候的生命状态，但诚实地说，这篇小说是在偷偷地学习许多其他的小说的写法，基本上，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方舟上的日子》基本上可以视作1970年代台湾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觉得政治不在文学的范畴
南都周刊：你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政治是因为受胡兰成先生的影响？
朱天心：胡兰成先生对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我想那个底色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政治不在文学的范畴。台湾60年的发展，我们会觉得不能只用写文章的方式来解决，写文章太慢了，我们必须要出来多做些什么，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急迫感。比如说陈映真，他会用他的文学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但是现在我仍然不会把最了不起的政治主张放到文学之上。陈映真的话我会替他可惜。我也再三提醒自己，不要在一种急切的心情下用行动和公民身份来做一个政治干预，文学的养成时间和政治当下恐怕是不同的，文学需要时间，不可能立即当下地来做。所以我不会把文学视作政治表达的工具。
政治有政治的意义，文学有文学的价值，我想两者并不可互相代替，这是我清醒地意识到的。我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是不去想文学的，我很怕这两者互相影响，将政治强加给文学是对文学的亵渎。如果我带着为了日后写作的目的来参与政治，那么我会觉得那样的事我会做不好。也许我日后早晚还是要写到我的这些经历，但是我不会把它们纠结在一起。
我到后来可能把政治视作一种公共事务性的活动，政治要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它是一个权力的游戏。我一点也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了不起，政治从来不是另一门的艺术。我会觉得政治和政党都是一时的，社会才是永久的，不是说这个党和那个党的对抗才是政治，不能把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我觉得社会才是政治的承受者，社会各部门应该可以很独立发展。
我比较会在社会的建设上着力，这才是政治应该真正思考的重心，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改朝换代，都是一样。因为社会构成已经成熟了。
南都周刊：你从开始写作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你对台湾现在文坛的发展现状怎么看？
朱天心：一般来讲，我们觉得现在的出版业和纯文学写作的氛围相对于二三十年前险恶得多。可是我不晓得现在是真相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才是真相。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还不是很开放，国民党政府控制还比较严，文学要扮演很多角色，他们要成为意见领袖，要为民众发声，要传达资讯，然后才是文学本身的娱乐功能。
我不知道那时候比较不正常还是现在才是不正常的。作家在当时扮演了那么多的角色，所以作家在当时才那么受瞩目。而到了现在，作家当时扮演的角色已经被瓜分了大半，所以作家才回到自己纯粹的领域中去。
文学作品的读者也很多。但在台湾，纯文学养不活人，但我想还是“求仁得仁”的问题，关键是你怎么看。如果你想要在文学中获得一种立即的名声，或者获得很好的物质上的待遇的话，那我劝他们还是早早地离开这一行，去找别的副业。不然的话，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简单，要求设得很低，你就还可以走这一行。你想要在文学上获得成就，那就得一心一意。现在自由市场很彻底，分众也变得很清楚，希望你的小说会有十万人来读，那是妄想。要想得到重量级的文学奖项，或者得到重量级的批评家的赞誉，那样的空间也很小。
图_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