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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母以子贵。在皇室中，儿子当上了皇帝，母亲便会贵为“太后”。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父以子贵，因为儿子的原因，父亲才得以当上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君主选择嗣君，主要依据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时代君位承袭的最基本原则与标准。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外，古代君主因个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继承原则，主观决定继承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称为皇孙或王孙的人，往往也会左右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接班人选择问题。这种现象的缘起是：由于君主特别钟爱某一个皇孙或王孙，而移爱于生下了“好圣孙”的皇子或王子，并坚决地选择了这位皇子或王子为储君，以便保证这些“好圣孙”能够在将来继承大位。那些在皇位（或王位）继承问题上多多少少沾了儿子光的帝王有西周先君王季、晋惠帝、明仁宗和清朝的雍正皇帝。
西周先君王季
周朝是我国古代皇权时代以前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段。“周”原为商朝的一个小小藩属国，后来实力渐长，并成为反对商朝残暴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周建立以前。先君太王（古公亶父）一共生有3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历。季历生有一个名叫姬昌的孙子。
相传，周太王非常喜欢孙子姬昌，因此逐渐萌生出了一个想法——隔过太伯和仲雍，直接将王位传给幼子季历，以便保证将来季历再传位给姬昌。据司马光《稽古录》记载：“（姬）昌有盛德……古公（亶父）知其必兴周家，欲立季历以传昌。太伯、仲雍知其指，自窜于句吴以让季历。太伯犹服端委，仲雍遂从夷俗，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古公薨，季历立，是为王季……王季薨，昌立，是为文王。”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季的即位，完全得益于两位兄长的让贤，为了能够保证侄儿姬昌的即位，太伯和仲雍宁愿去蛮荒之地，去过野蛮人一般的生活。
周太王死后，王季便掌握了周的统治权力，后来他又把皇位传给了姬昌。姬昌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最终成为一位奠定西周基业的伟大君王。
晋惠帝司马衷
晋武帝司马炎继承父祖功业，建立了西晋。遗憾的是，司马炎把皇帝宝座传给了自己的傻儿子司马衷，导致天下大乱，不仅皇族内部互相厮杀，而且外族大肆入侵，西晋在内外战乱中覆亡。
对于儿子的愚傻，武帝不是不知道，好多大臣都曾劝他更易太子，但武帝一直都没有易储。为什么呢？首先，司马衷占有“天时”的优势——他是实际上的嫡长子（司马衷之前，武帝与杨皇后生有皇长子司马轨，但却早逝）。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司马衷既嫡且长，这个身份天生高贵。尽管晋武帝共诞有26个儿子，可供选择之人甚多，其中不乏睿智之人，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把司马衷立为皇太子。除此之外，或许有一点更为关键，那便是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通。
司马衷虽然愚钝，但他的儿子司马通却是一个机灵鬼，聪明得很。晋武帝非常喜欢这个小皇孙。一次皇宫失火，武帝站在城楼上指挥灭火。此时5岁的小皇孙司马通跑到他身边，把他拉到了一边，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意思是皇帝爷爷应当在混乱时躲起来，以防止他人借着着火之际对皇帝爷爷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小小5岁顽童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令晋武帝格外兴奋。
还有一回，武帝领着爱孙走到了养猪的地方，小司马通停下脚步，指着那些大肥猪对皇帝爷爷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武帝听罢，更是高兴，立即下令宰杀几头猪，以犒劳兵士。后来武帝曾对廷尉傅祗评价司马通说：“此儿当兴我家。”可见他对爱孙司马通抱有莫大的厚望。
又有人说广陵“有天子气”，将会出天子，武帝信以为真，遂又将爱孙司马通封为广陵王。虽然司马衷登位后，聪明的小司马通被立为了太子，但因司马通非皇后贾南风所生且渐生恶习，最终被皇后毒死。
明仁宗朱高炽
明成祖“靖难之役”推翻侄子朱允炆建文政权之后，原燕王世子同时亦是成祖长子的朱高炽，被册封为了皇太子，成为大明皇权的合法继承人。
按照常理来讲，由王世子变成为皇太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朱高炽这个太子的选立，却是其父皇思想斗争后的结果。据《明史》记载，朱高炽“体肥重，且足疾”，行动极为不便。明成祖认为儿子的形象不够好，将来作为一国之君，有损国威。另外，明成祖更喜欢朱高炽的二弟朱高煦，并且早在起兵“靖难”之时，就曾经许诺朱高煦，将来君临天下后，把皇位传给他。于是，明成祖朱棣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遵循封建宗法礼制而出现的既成事实，毕竟朱高炽是当年太祖册封的燕王世子；另一方面是对二儿子钟爱之情的难以释怀。
正值明成祖左右为难之际，大臣谢缙的一个词，终于使成祖坚定了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决心，这个词便是——“好圣孙”。据《明史·谢缙传》载：“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朱高煦）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可见，朱棣立朱高炽为皇太子，是因为朱高炽有个好儿子，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成祖将继承自己的丰功伟业与国家大权的希望寄托在了朱瞻基这位“好圣孙”的身上，因此才移爱于朱高炽，朱高炽因子得福，由此幸运地成为了皇储。此后，成祖又于永乐9年（公元1411年）立朱瞻基为皇太孙，还曾说朱瞻基是“他日太平天子也”。由此，朱瞻基成了大明王朝继建文帝朱允炆之后第二位有名有实的皇太孙。可见，瘸子皇帝朱高炽是沾了儿子的光了。
雍正帝胤禛
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初清圣祖康熙帝晚年废黜皇二子胤礽太子之位后，最终选择皇四子胤禛为嗣君，是因为喜爱胤禛的儿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的缘故。虽然民间及学术界关于雍正即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那便是康熙晚年极为宠爱皇孙弘历。
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佐证。第一，康熙晚年，胤禛曾邀请父皇到圆明园游玩，在牡丹台游赏时，胤禛借机将儿子弘历介绍给了康熙，康熙见到弘历后格外高兴，立即“命宫中养育”，这使弘历享受到了其他一百多个皇子皇孙所没有的殊遇。第二，一次在避暑山庄狮子园，胤禛带着嫡福晋乌拉那喇氏和侧福晋钮祜禄氏（弘历生母）一同拜见康熙，康熙当着众人的面称钮祜禄氏为“有福之人”。为什么康熙单单称赞妾身份的儿媳钮祜禄氏呢？究其原因，当然是母以子贵，因为她生下了宝贝皇孙弘历，康熙说钮祜禄氏有福，背后隐含之语即弘历日后必大福大贵。后来弘历登基，还曾多次提及自己儿时被皇帝爷爷带在身边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纵然胤禛最后在诸多兄弟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的实力，但弘历的受宠，无疑大大增添了胤禛继承大统的可能性。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君主选择嗣君，主要依据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时代君位承袭的最基本原则与标准。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外，古代君主因个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继承原则，主观决定继承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称为皇孙或王孙的人，往往也会左右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接班人选择问题。这种现象的缘起是：由于君主特别钟爱某一个皇孙或王孙，而移爱于生下了“好圣孙”的皇子或王子，并坚决地选择了这位皇子或王子为储君，以便保证这些“好圣孙”能够在将来继承大位。那些在皇位（或王位）继承问题上多多少少沾了儿子光的帝王有西周先君王季、晋惠帝、明仁宗和清朝的雍正皇帝。
西周先君王季
周朝是我国古代皇权时代以前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段。“周”原为商朝的一个小小藩属国，后来实力渐长，并成为反对商朝残暴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周建立以前。先君太王（古公亶父）一共生有3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历。季历生有一个名叫姬昌的孙子。
相传，周太王非常喜欢孙子姬昌，因此逐渐萌生出了一个想法——隔过太伯和仲雍，直接将王位传给幼子季历，以便保证将来季历再传位给姬昌。据司马光《稽古录》记载：“（姬）昌有盛德……古公（亶父）知其必兴周家，欲立季历以传昌。太伯、仲雍知其指，自窜于句吴以让季历。太伯犹服端委，仲雍遂从夷俗，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古公薨，季历立，是为王季……王季薨，昌立，是为文王。”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季的即位，完全得益于两位兄长的让贤，为了能够保证侄儿姬昌的即位，太伯和仲雍宁愿去蛮荒之地，去过野蛮人一般的生活。
周太王死后，王季便掌握了周的统治权力，后来他又把皇位传给了姬昌。姬昌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最终成为一位奠定西周基业的伟大君王。
晋惠帝司马衷
晋武帝司马炎继承父祖功业，建立了西晋。遗憾的是，司马炎把皇帝宝座传给了自己的傻儿子司马衷，导致天下大乱，不仅皇族内部互相厮杀，而且外族大肆入侵，西晋在内外战乱中覆亡。
对于儿子的愚傻，武帝不是不知道，好多大臣都曾劝他更易太子，但武帝一直都没有易储。为什么呢？首先，司马衷占有“天时”的优势——他是实际上的嫡长子（司马衷之前，武帝与杨皇后生有皇长子司马轨，但却早逝）。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司马衷既嫡且长，这个身份天生高贵。尽管晋武帝共诞有26个儿子，可供选择之人甚多，其中不乏睿智之人，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把司马衷立为皇太子。除此之外，或许有一点更为关键，那便是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通。
司马衷虽然愚钝，但他的儿子司马通却是一个机灵鬼，聪明得很。晋武帝非常喜欢这个小皇孙。一次皇宫失火，武帝站在城楼上指挥灭火。此时5岁的小皇孙司马通跑到他身边，把他拉到了一边，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意思是皇帝爷爷应当在混乱时躲起来，以防止他人借着着火之际对皇帝爷爷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小小5岁顽童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令晋武帝格外兴奋。
还有一回，武帝领着爱孙走到了养猪的地方，小司马通停下脚步，指着那些大肥猪对皇帝爷爷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武帝听罢，更是高兴，立即下令宰杀几头猪，以犒劳兵士。后来武帝曾对廷尉傅祗评价司马通说：“此儿当兴我家。”可见他对爱孙司马通抱有莫大的厚望。
又有人说广陵“有天子气”，将会出天子，武帝信以为真，遂又将爱孙司马通封为广陵王。虽然司马衷登位后，聪明的小司马通被立为了太子，但因司马通非皇后贾南风所生且渐生恶习，最终被皇后毒死。
明仁宗朱高炽
明成祖“靖难之役”推翻侄子朱允炆建文政权之后，原燕王世子同时亦是成祖长子的朱高炽，被册封为了皇太子，成为大明皇权的合法继承人。
按照常理来讲，由王世子变成为皇太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朱高炽这个太子的选立，却是其父皇思想斗争后的结果。据《明史》记载，朱高炽“体肥重，且足疾”，行动极为不便。明成祖认为儿子的形象不够好，将来作为一国之君，有损国威。另外，明成祖更喜欢朱高炽的二弟朱高煦，并且早在起兵“靖难”之时，就曾经许诺朱高煦，将来君临天下后，把皇位传给他。于是，明成祖朱棣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遵循封建宗法礼制而出现的既成事实，毕竟朱高炽是当年太祖册封的燕王世子；另一方面是对二儿子钟爱之情的难以释怀。
正值明成祖左右为难之际，大臣谢缙的一个词，终于使成祖坚定了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决心，这个词便是——“好圣孙”。据《明史·谢缙传》载：“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朱高煦）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可见，朱棣立朱高炽为皇太子，是因为朱高炽有个好儿子，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成祖将继承自己的丰功伟业与国家大权的希望寄托在了朱瞻基这位“好圣孙”的身上，因此才移爱于朱高炽，朱高炽因子得福，由此幸运地成为了皇储。此后，成祖又于永乐9年（公元1411年）立朱瞻基为皇太孙，还曾说朱瞻基是“他日太平天子也”。由此，朱瞻基成了大明王朝继建文帝朱允炆之后第二位有名有实的皇太孙。可见，瘸子皇帝朱高炽是沾了儿子的光了。
雍正帝胤禛
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初清圣祖康熙帝晚年废黜皇二子胤礽太子之位后，最终选择皇四子胤禛为嗣君，是因为喜爱胤禛的儿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的缘故。虽然民间及学术界关于雍正即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那便是康熙晚年极为宠爱皇孙弘历。
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佐证。第一，康熙晚年，胤禛曾邀请父皇到圆明园游玩，在牡丹台游赏时，胤禛借机将儿子弘历介绍给了康熙，康熙见到弘历后格外高兴，立即“命宫中养育”，这使弘历享受到了其他一百多个皇子皇孙所没有的殊遇。第二，一次在避暑山庄狮子园，胤禛带着嫡福晋乌拉那喇氏和侧福晋钮祜禄氏（弘历生母）一同拜见康熙，康熙当着众人的面称钮祜禄氏为“有福之人”。为什么康熙单单称赞妾身份的儿媳钮祜禄氏呢？究其原因，当然是母以子贵，因为她生下了宝贝皇孙弘历，康熙说钮祜禄氏有福，背后隐含之语即弘历日后必大福大贵。后来弘历登基，还曾多次提及自己儿时被皇帝爷爷带在身边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纵然胤禛最后在诸多兄弟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的实力，但弘历的受宠，无疑大大增添了胤禛继承大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