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彪老师快85岁了。见面时，问他喝拿铁还是卡布奇诺，他没有反应，问他latte还是cappuccino，他马上说“latte就好”。
　　从1963年起，张永彪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往该校附属的外国语学校，以大学英语系一年级教研组组长之材，“屈居”而任附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整整当了15年中学老师。
　　1963年，是中国外语教育面临重大调整的一年。
　　据北外附校顾问陈琳教授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俄语“一统天下”的时期。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一个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英语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发展包括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在内的多语种。而且，外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由此，一批千挑万选的外语幼童走进了1963年在全国开办的外国语学校。

万里挑一的海选

　　1963年初夏，陈珊珊从中南海附近的丰盛学校三部六年级毕业，与父母商量报考哪所初中。
　　母亲张茜是文艺积极分子，曾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希望女儿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父亲陈毅却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是创办这批外校的主要推手之一。
　　根据周恩来、陈毅等的批示，1963年3月，教育部发布通知，在全国筹建外国语学校。除已有的1959年开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和1960年开办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俗称白堆子外国语学校）外，决定在上海、南京、长春、广州、重庆、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天津、武汉和杭州各新办一所），实行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贯制。原来只有高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听了父亲的话，陈珊珊填报了北外附初中。
　　6月，崇文区天龙寺小学六年级学习尖子、大队委马志学被班主任喊去谈话。班主任告诉他，学校有一个推荐报考北外附的资格，校方希望他去考。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的马志学从未听说过什么“外附”，本来一心想报考26中，但因为老师做工作，还是不太情愿地填报了外附。
　　7月初，举行了北京市小升初统考，考语文和数学两门，总分200分。十几天后，马志学就得知了考试分数：199.5分（其他同学要8月下旬才知道）。同时，还收到口试通知。
　　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8点，北京市六个口试地点同时开放。马志学被指定去的是位于和平门外的外附本部。他到时，长龙已经排到了校门口。
　　口试时，考生被问及理想志向，还要当场走几步路，唱歌或朗诵。老师用多语种领读字母、单词、词组，要考生跟读。马志学记得，自己当时没能模仿出一种奇特的发音。日后他才知道，那是俄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有的大舌音。
　　传闻当年报考北外附的考生有好几万，张永彪的印象是一万来人。最终，该校1963年录取了小学三年级生151人、初一生160人、高一生97人。

“听说领先”

　　北外附位于北京宣武区南新华街2号。
　　北外附属于双重领导，既挂名北外，又隶属于外交部。开学典礼上，外交部教育司司长雷阳代表外交部讲话。马志学清楚地记得，他说，同学们进这所学校，以后就是要当外交官的。
　　入学后不久，大家便发现，几乎人人都是小学里的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一些同学的高干和名人家庭背景也逐渐流传开来。
　　刚开学时，实行语种混合编班，如初一（1）班由一个英语小班和一个法语小班组成。语文、代数、理化等科目是40人的大班上课，外语课是20人的小班上课，外教课则以10人一组的“小小班”为单位授课。
　　1964年9月，外交部任命时任总务司专员、基建处处长曾远辉兼任北外附校校长。之后，双语混编被改为按英、法、西、俄语种分班。
　　为了推行“环境教学法”，每一语种一座教学楼，各有自己的播音室，播放新闻、歌曲等，每天“轰炸”。凡进入教学楼，都被要求用外语交流。
　　教学实行“听说领先”，很少有写作课，更不要说语法了。老师要求学生模仿，背诵，直至脱口而出。
　　每个班都配备了两台录音机。学校还有专门的电教室，电教室里有若干间小录音室。每个同学的发音都被录下来，以此来校正发音。期中期末考试还有一对一的“口试”，作为总分的一部分。
　　在北外附，外語是当然的主科。有些课则被一些同学视作“副科”。
　　一天，由于课堂秩序不太好，一位“副科”老师“发飙”了。他用教鞭敲敲讲桌，指着黑板上方贴的八个红色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问谁能翻译一下。
　　教室一下安静下来，无人回答。地理老师得意地说，此句的翻译是：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全班震撼。那一节的后半堂，秩序出奇地好。
　　学校西南角的大礼堂期末有不同语种的文艺汇演。节目单一侧是中文，一侧是节目所用语言对应的外语名字。保留节目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进行的全体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
　　学校实行“一条龙”的直升，但不合格者随时淘汰。俄语班的王铁山记得，初一入学时，俄语方向有40名同学，到初三结束时只有36名，另外4名或被劝退，或被转学。
　　也有新同学转学而来，多来自其他城市的外国语学校。 　　1965年，因为父亲调动工作，张援援从西安外国语学校转入北外附，插入初三英语班。
　　还在他小学时，父亲就送了他一本英语读物，包的书皮上写着：送给援援的武器。父亲希望他可以掌握英语，日后在和西方打交道时熟练运用这个工具。
　　起初，北外附校担心他跟不上，打算让他进入初二英语班复读一年，他不服学校如此安排，坚持向学校申请仍然进入初三。陈珊珊回忆，张援援当时在班级学习很好，尤其说口语时非常自信。
　　张援援觉得，与西安外附相比，北外附的政治气氛更浓。周六回家前，都要听教导主任训话后才能离开。

老师们

　　外附的外语老师是从北外调配来的，以教大学的师资来教中小学生，可谓“大”材“小”用。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听写。一听到张永彪用他标准的伦敦音说“Let’s have a dictation”，大家就知道，听写又来了。
　　刚开始教这些零基础的初一英语班孩子时，张永彪需要一遍一遍地纠正他们的发音。他让每位学生都备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检查口型。
　　英语中的/e/这个音，中国北方语系中没有，很多学生一开始发不准确，而上海话中有这个音，因此上海人说英语就占了一些“便宜”。英语的双元音，例如/ai/、/ei/，涉及两个元音的滑动变换，学生也很难掌握。“th”更是发音难点，舌尖与牙齿有个很快的摩擦过程。张永彪编了绕口令让大家反复念：“Then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see the train.”
　　当时教育部编写了一套初中英语试教本，从1963年秋季开始在有条件的全日制中学初一使用。但这套教材并不适合课时多、听说领先的外附，只能自编教材。张永彪作为英语教研组长，牵头负责了这一工作。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材以及国外的文章中选取适合的文章或段落，编为课文，这就是同学们印象中的油印的“篇子”（单张教材）。
　　陈珊珊对张永彪上课讲的“lady first”印象深刻。她觉得这是一个贴心的原则，尽管班上的男孩子们下课后并不注意，总是一溜烟争抢着跑出去了。
　　63法语班被称为“老三法”，老师是司徒双。司徒老师个子不高，短发，很精干的样子，脸上总是带笑。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著名画家司徒乔，先生完永祥曾任驻摩洛哥王国大使。她本人曾就读巴黎大学，获艺术史博士学位，曾是多所大学的艺术史教授。1963年北外法语系领导找她谈话时，讲好的是三年轮换回系里，但15年后，她才回到北外。
　　法语有“小舌音”，就是小舌头振动发声，有点像蝈蝈叫时颤动尾羽。老师教同学们早上刷牙时含着水练，以体会那种“水音”。
　　在外附，每个语种都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外教，当时被称为“外国专家”。这种条件，当年很多大学的外语院系都还不具备。
　　每天早上，“胜利20”“伏尔加”小轿车一辆辆开进南新华街的校门，把外教从友谊宾馆接来，上完课再送回去。当时中国教师每人每月工资56元，而据一位校友回忆，外教薪水高达四五百元。
　　外教每周给每个小小班上一到两节课，主要教口语课，从语音语调开始，到对话朗读。中国老师是按照教材上课的，但外教就不受约束了，常常天马行空。
　　英语班先后有三位英国外教，都讲一口标准伦敦音。其中一位叫亨特（当时译作“汉德”）。
　　吴吉星记得，有一次，亨特说，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坐飞机从伦敦到中国来的。他说，“第一步，我走上飞机的舷梯”，边说边一步登上了椅子。再走到桌子上，说“第二步，我走进飞机了”。接着做出关门的动作，说“然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就飞了”。每句话都放慢语速，连说好几遍。那节课，吴吉星记住了跟坐飞机有关的许多单词和句型，还学到了护照等知识。
　　西语班的蔡润国记得，当时他们班的外教是两位女老师，一位叫埃琳娜，另外一位叫玛露哈。埃琳娜是哥伦比亚人，发音很正。来自于中上层家庭的她，一头深棕色大卷发，冬天常穿一身驼色呢子大衣，在人群中非常显眼。
　　有时有同学上课开小差，外教会走到这个同学跟前，问今天是几号、星期几。数字是外语听力中比较困难的部分，同学们就得集中注意力了。
　　有时外教教大家唱歌，有时就是聊天，问今天天气好不好、小鸟叫了吗、今天吃了什么等等，每个人都要站起来说一通。

住校生活

　　外附实行寄宿制。1964年年初，经陈毅批准，外交部拨款70万元，在校园南侧建起了一幢兼有教学、住宿功能的小学综合楼，和一个学生食堂。
　　學生每月交9元的伙食费。刚进校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为了改善学生伙食，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曾通过总参弄到一些在内蒙古捕猎的黄羊，分发给了外附的食堂。那段时间，食堂几乎天天变着法子做黄羊肉，每个人直到今天都还犹记各种不同做法的羊肉的滋味。
　　中学部的男女生都住“潇湘楼”。每间宿舍大小不同，从七八人到一二十人不等。要求被子叠成豆腐块，毛巾叠成小豆腐块挂在绳子上，毛巾、脸盆、鞋子一条线。
　　陈珊珊是班上的“标志性”人物，谁都知道她是谁，大家对她的印象都是艰苦朴素。她穿的许多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剩下的，有时还带着补丁。她曾把家里的一辆旧自行车拿到学校来，许多同学都是用这辆车学会了骑车。
　　陈珊珊的宿舍一共10个女生，她按年龄大小为大家安上名号。她是老七，是“七仙女”;吴吉星是老八，叫“杨八姐”。吴吉星翻出当年的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1963年的贺卡，背面写着“杨八姐，新年快乐”，署名是“七仙女”。 　　学生家长一般不能进入学生宿舍探视。一日，陈珊珊急匆匆跑进宿舍，催促大家赶紧起身，把床单整理平整，生活用具摆整齐。
　　很快，张茜进来了。她问陈珊珊的床是哪一张，上下审视后提醒她，洗脸和洗脚的盆要分开（那时大家都只有一个盆）。她对大家说，女孩子要爱干净，宿舍应该更整洁些。在场的女生们觉得她很严肃。
　　廖承志的女儿廖汀汀也是个公众人物。由于家庭的海外关系，她的穿着一看就不是“大陆货”。全班去陶然亭公园的泳池游泳，女生们大都穿普通的泡泡纱泳衣，只有她身着大红色尼龙紧身泳衣。
　　四肢修长的廖汀汀是个运动健将，篮球、乒乓球、游泳、田径样样在行，还会跳芭蕾舞。一天在宿舍时，廖汀汀问大家，你们看过《天鹅湖》吗？没有人应声。于是，她伸长手臂，双手相搭，摆了一个pose，然后哼起“四小天鹅”的音乐，自顾自跳了起来。没一会儿，铃声响起，要集合了，大家纷纷出门，她却像没听见一样，依然沉浸在舞蹈中。
　　廖汀汀一到年龄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心情特别迫切。初三那年，她每周写周记，周一交给团支部。日记里不断地用当时的标准自我批评、反思，内心十分矛盾。
　　在当时的团支部委员霍秀珍看来，廖汀汀的家庭有双重背景，一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二是海外关系众多，这两种特点在她身上都有集中反映。“坦诚地说，是她的行为方式不能被当时的人们完全接纳。”
　　最终，廖汀汀在学校也没能入团。后来，她因病英年早逝，大家聚时提起，总是唏嘘怀念。

“特招生”风流云散

　　1966年6月，学生们如常准备着期末考试。对于63级初中生来说，这也是初中最后一次期末考试了。同学们反复翻看习题，两两抽背单词。
　　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期末考试取消了，全校提前放暑假！大家都欢呼雀跃。
　　按原计划，他们应于当年9月进入高中部，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都被打乱。1967年夏季，学校开始部分恢复上课，实行半天上课和走读。
　　10月的一天，一位陌生人在军训排长陪同下走进初三法语班，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干部。
　　被挑出来的二十余名同学每人发给两本法文版《毛主席语录》，要求第二天去机场迎接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第二日，同学们按要求上身穿绿军装，下身蓝裤子，左臂戴红袖章，胸前佩戴毛主席纪念章，乘坐外交部派来的大客车到达首都机场，在停机坪上列队。
　　参加欢迎仪式的董津义记得，周恩来总理到后，微笑着用法语和同学们打招呼，问大家知不知道croissant，大家摇头说不知道。他笑着解释说，croissant就是牛角面包，月牙儿型，他在法国时每天就靠吃它度日。
　　达达赫总统走下飞机后，同学们向外宾献上“红宝书”，齐声用法语朗诵毛主席语录：“Les peuples du monde， unissons-nous.”（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后来，老师告诉他们，周恩来总理说，外附学生是国家培养的外语人才，不能让学生把外语丢了，所以想办法找机会让学生们去读语录吧。
　　英语班部分同学曾去参加迎接东南亚领导人访华的欢迎仪式，用英语朗读《毛主席语录》。陈珊珊记得，读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等句。
　　1968年，63级学生被分配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是最大一批，有60人，其他还有留在北京的、插队的、当兵的。一代“特招生”就此风流云散了。
　　父亲曾悄悄对陈珊珊说：“国家迟早还是需要外语人才的，你就留在家里学外语吧。”陈珊珊哭笑不得，心想，全国学校都停课了，所有學生都被要求不能留在城里空着双手吃闲饭，我怎么可能在家里学外语呢。她明白，这是父亲不放心她一个人去山西插队。
　　后来，陈珊珊去了北京军区部队当护士，把名字改成了丛军。
　　这前后，廖汀汀改名为廖青，张援援改名为张援远，吴吉星改名吴军，霍秀珍改名霍红斌。

初心与后来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破冰，中国与多个西方国家建交，国家急需外语人才。这时候，外语附校的人才储备开始发挥应急作用。
　　外交部在选派出国留学人员时，首先想到了这批学生。他们找到当年的老师推荐学生，参加外交部举办的学习班入学考试。
　　蔡润国回忆，他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他的老师、教西班牙语的李德恩还与他保持着联系，鼓励他不要放弃外语学习。这时，李老师积极推荐了他和其他一些同学。他参加了面试并通过了，但由于家庭原因，没能通过政审。
　　最后，外交部录取了五十余人，主要来自63年全国新建的外语学校，其中包括北外附英语班的张援远，法语班的董津义、马志学。后来陆续选派出国的还有丛军等人。
　　蔡润国与西语班同学李仲良一起，于1973年北外招生时进入大学。俄语班的王铁山通过外文局被选派出国。
　　63级初中班中，英语班的丛军后来出任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张援远曾任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法语班的董津义曾任驻意大利和瑞士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马志学曾任驻科特迪瓦、卢森堡等国大使;西语班的蔡润国曾任驻厄瓜多尔大使，李仲良曾任驻赤道几内亚和乌拉圭大使;俄语班的王铁山曾任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
　　此外，还有多位同学进入外交口工作。吴吉星在新闻出版总署外事司工作，后在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馆工作。
　　其他城市的外语附校，也出了大批外语人才。以上海外国语学校为例，仅63级初中英语班，就出了8位外交官，包括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原部长杨洁篪，外交部原副部长王光亚，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更多的学生虽然没有进入外交口，但仍从事着与外语有关的工作，如霍红斌曾在北京皇城根小学做英语教师。
　　霍红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附校远没有达到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初衷和期望，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实现了当外交官的梦想。但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同学，无论经历了什么艰难困苦，后来大部分都成了所在行业的骨干和精英。因为附校给予他们的不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稀缺的外语能力，还有更高的起点和志向，以及在国门打开之前比其他人早一步接触多元文化的眼界和熏陶。
　　张永彪于1978年离开外附，去往教育部工作，曾任教育部中学司副司长，后出任过国家督学和处理督学事宜的督导办副主任。
　　1983年的一天，当时任中学司教学处副处长的张永彪从司里接到一份部里交办的文书，内容是北外申请停办附校的报告。他觉得难过和遗憾，但也能理解，很多老师在附校奉献了多年，希望能回到北外，并且，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举国家之力、不计成本的高投入模式也不再适应形势了。
　　1988年10月，这所学校停办。
　　进入21世纪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采取国有民办的办学模式，举办了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2018年12月后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新校址位于北京西二旗。
　　不过，在很多老校友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他们心中永远的老北外附，尤其是“文革”前那个位于和平门外的青青校园。有位校友曾这样描述：
　　和平门南边有个学校，八十多年前叫做国立女子师专，是鲁迅和周作人教过书的地方。校园不大，建筑全是洋式，有木地板和拱廊。楼与楼之间的花园也是洋式的，竖着方尖碑和六角型的石柱，还竖着一座钟架子。石碑上刻了很多姓名，是烈士还是捐钱的就不得而知了。校园里有无数燕子和蝙蝠，不知来自何处。有一回，我钻到楼顶的保温层玩耍，摸到一手鸟粪，算是有了答案，而那些倒挂着的黑鸟也确系蝙蝠无疑了。
　　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是作家刘恒。他也是1963年入校的，读的是小三俄语班，当时的名字叫刘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