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且儒道释的文化常常伴随其中，儒家的入世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最基本的精神境界。古代文人的出仕是为了行道，自然也是为了衣食。出仕以前的隐居山林、毛遂自荐、参加科举、应试落选和出仕以后的知遇、升迁、贬谪，乃至忧国、忧民、隐逸山林、躬耕田园，都是文学创作常见的主题。出仕做官是每一个文人魂牵梦绕的梦，但梦境之外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仕宦之路一头连着人生，一头牵着社会，其中的酸甜苦辣便成为了文人创作的源泉，成为了文人浇自己之块垒的酒杯。
　　关键词：仕宦情结；干谒诗；贬谪；隐逸诗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谈到：“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的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1]孔子提出“士至于道”便早已规定了“士”是社会秩序和价值维护的捍卫者；曾参进一步发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皆体现了“士”之精神的风范。因此，文人把仕途当做实现个人理想、重塑社会价值、报效国家的手段。
　　古代文人的仕宦情结不仅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主的文化习俗所形成的预期心理，更重要的这是他们自我的定位。譬如：司马迁在《史记》的自序中说“儒、墨、阴阳、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论语》提到“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滕文公下》“士之壮也，犹如农夫之耕也”。
　　武后时兴起的重视文科的进士科进一步演变成“以诗赋取士”，而且乡贡入世者的比例超过国子监生徒，为各地有才华的寒俊文士打开了入世的希望之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中提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统治阶级取士的制度有多少变化，干谒始终与文人求士相伴随。然而哪个时代都不如初盛唐的干谒兴盛。”[2]
　　唐代盛行干谒，“干谒”就是古代文人通过呈递书信、进献诗歌文赋的方式，引起当朝达官贵人或有名望有权者的注意，以求援引举荐，换句话说，这就是“跑官”的一种方式。高傲的李白也未能免俗，曾多次拜谒权贵人士，以此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抱负，为求引荐。他先后拜谒过安州郡都督马某、安州长史李某、裴某、以及曾任荆州长史等地方官吏，留下的文字如《上安州李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盛唐诗人孟浩然，早年致力于入仕，可无奈仕途坎坷，一生怀才不遇，最后以隐士终身。他有一首五言律诗《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希冀——才华得到当朝丞相张九龄的认可，从而谋求一官半职，大济苍生。“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襄阳想要渡湖而无舟楫，身处圣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羞耻，看着别人钓鱼也想要大展身手。他委婉地表达了希望能为朝廷贡献一份力量，成就一番事业的迫切心情。
　　一个政治人物，在其仕途顺利、荣辱有加时，入则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可谓是前途一路光明，心态自然也是意得志满、傲视天下。如孟郊《登科后》“昔日龌龊不可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道尽了文人及第之后的欣喜若狂。可是，仕途更多的是险途，一旦遭受挫折，降官贬谪是平常事，作为当事人，这种大起大伏的做官道路必然会引起文人情绪的巨大波澜，故形诸笔墨，叹之、怨之。如壮志难酬的屈原、辛弃疾；或饱受逆境痛苦的柳宗元、刘禹锡、苏轼；再者是怀才不遇的贾谊、韩愈等。因此，贬谪文学也应运而生，为中国文学史涂抹下灿烂的一笔。
　　柳宗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乡僻壤的贬所度过，长期的贬谪生活造成了沉重的政治压抑和思想苦闷，但正是在永州的这十年，他上下驰骋、阅读书籍，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如反映民间疾苦的《捕蛇者说》，描绘永州山水之美的《永州八记》，著名的政论文章《封建论》等。刘禹锡被贬到朗州、连州等地，都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写下了《百舌吟》、《重游玄都观绝句》等诗文。长期的贬谪生活使得刘禹锡近距离的接近民间俚歌俗调，创作出不少清新脱俗、雅俗共赏的作品，如“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中国文人的创作和仕宦结下了不解之缘。仕途之路不是任意驰骋的长安大道，它更像是李白笔下的“蜀道”。这条道路有着难以逾越的崇山峻岭；有着撞击岩石的激流险滩；有着铺满鲜花的陷阱；有着暗藏水底的礁石。无论是跳过龙门平步青云还是撞得头破血流淘汰出局，文人们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进而左右他们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10.
　　[2]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