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的男孩，从梦中惊醒，发现母亲不在身旁，大声哭闹起来，众人把他带到一个灯光明亮的大房间门口，他看见里面安静地坐着许多大人，他的母亲站在讲台上。男孩便是60年前的我，那是解放初期，母亲在给成人扫盲。
　　1954年冬，家里把刚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四哥送到南昌交由祖父母抚养，第二年寒假母亲把我接回武汉。那天天还没亮，天气严寒，祖父雇来一辆板车，我和母亲坐在其上。那时九江开来的火车只到昌北牛行，板车行驶在赣江公路大桥上，凛冽的江风刮得像刀子一样，母亲用衣被把我捂得严严实实，紧紧搂着我，再没有一丝寒风吹到我的身上。在九江只买到到汉口的小火轮船票，船行途中，江上起了大风浪，至今我还记得紧紧抱着我的母亲那惊慌焦虑的面庞。
　　又是一个冬夜，外面北风怒号，屋里温暖明亮，母亲带我早早上了床，我们双双靠在床背上，母亲笑着教我：“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解释，一读一跟读，小学四年级的我，在那晚把白居易的这首诗记在了心上。
　　还是冬天，最使我难过的是母亲的手，由于冷水洗菜洗衣，她的双手冻开了许多裂口，又由于取煤生炉，这些裂口变成许多黑线，深的地方可以看到红红的肉，母亲总是用剪成条的橡皮胶布把它们粘上。
　　1960年开始大饥荒，农村里饿死人，城里有人在街上抢包子。一天，母亲听隔壁赵妈说：五通口可以捡麦子，她俩一起乘船去捡了好几天的麦子。每天傍晚，流着汗水、晒得红黑的母亲归来，再给我们做饭。晚饭后，她把小白布袋里的麦穗倒到灯光下的方桌上，除去麦芒等杂物，我和四哥兴奋地用砚盘碾出一颗颗黄黄的麦米。多年后我每次去天心洲过五通口，总会想当年母亲在什么地方拾麦穗？
　　1968年底知青下乡。到生产队打开行李，发现里面有一大包桂圆肉，不知母亲什么时候放上的，她是在尽最大努力给我储备营养。有段时间没给家里写信，母亲来信责备我，说她很久没有接到我的信感到心慌。这封信我至今珍藏，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体会到母亲当年的心情。
　　1970年年初挑着一担糯米和油回家过年，晚上船到汉口时下起大雪，未进家门我就感到温暖舒畅，明亮的灯光下母亲用毛巾帮我拍打身上的雪花，父亲笑着对她说：“ 真是风雪夜归人啦。”那次我从乡下带回来的麦芽糖粘下了母亲的一颗坏牙，“不用上医院拔牙了”，母亲笑着对我讲。
　　母亲由于过度辛劳与受寒患上哮喘，年年加重。1971年10月，她病情严重，被四哥送进协和医院，后由我从荆门赶回来照料（父亲当时下放在黄梅五七干校）。我白天照看母亲，晚上回家睡觉。有一天母亲缓缓对我说：“你今晚不回去，就在床脚陪我睡一晚好不好？”我当时看她病况不是很严重，又想在这里挤着没家里好，没照做。后来每次想起总是悔痛万分：我没满足母亲离世前惟一的愿望。
　　1972年1月，母亲再次入院。当时招工风声很紧，母亲斜躺在病床上喘着气对我说：“你不用管我了，这里有医生、护士，你快去跑招工的事情去吧。” 再后几天，她总从被子里伸出双手，在空中比划着什么，身为外科医生的大哥告诉我，这在医学上叫“捉空理线”，是意识不清的表现。15日早上8时，母亲平静地睡着，神态安详。大哥俯身仔细观察了一下，转过头轻声对我讲：“母亲去世了。”
　　母亲享年60，那年我25岁。母亲有着抚养7个子女的艰辛，有着抗战8年的颠沛流离。母亲毕业于中华大学，一直很想参加工作，但一生未能如愿，心中的苦闷连孩童的我也能看出。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母亲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陷入深渊：打成右派，批斗，抄家，甚至死亡。我可怜、善良、慈爱的母亲是死在国家遭受最大灾难、家庭最为困难的时期，没听到一个好消息，没看见一线希望。
　　母亲死后，家中空无一人。20天后，戴着黑纱的我被武汉一师招回了武汉。家人从外地赶了回来，给母亲送葬。殡仪馆的火化炉前，父亲一人站着，对送进炉膛里的母亲九十度鞠躬。10年以后，父亲也离开了我们，剩下的一小半家庭完全消亡。3个月后，我的儿子呱呱坠地。
　　3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起该给母亲打个电话，可我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我又想，父亲应知道，我先打电话去问他一下吧。
　　我突然醒来，原来是大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