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成一面。
　　谈到城镇化，它已经代替了GDP一词，成为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对于6年后要把城镇化率搞到60%、让1亿农民变城里人的目标，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我，唯一能参照的就是所能接触到的3位农民。
　　农民A君—假如他自己不说，你很难看出这一点—我的同事，文艺爱好者，张口就能说出一溜小众电影和导演的名字，大学毕业多年，在北京买了车和房子，对北京没有归属感—谁又不是这样呢—他的户口一直放在老家，除了不时抱怨北京限制外地人的种种做法外，他还是蛮享受“农民”身份的，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宅基地和农田都在他的名下，比起我们这些人，他是大户。
　　农民B君是你在城里随处可见的农民工，衣服脏，头发乱，有时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拉货，脸上总带着憨厚的微笑。他是帮我装修房子的工长，苏北人，头脑灵活手艺精湛，诚实可靠—假如不考虑他要价很高的事实。他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如今四十几岁，孩子都已念完了大学。我看他对成为一个北京人，一点不指望，也没兴趣，但至少十年内，他还是愿意在这座城市东奔西跑，不一定是为了生计—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栋很好的房子，也攒下了不少钱—可能是为了兴趣和习惯。
　　耿福林也是个农民，我不认识他，但近日来，他和他的遭遇已迅速传遍网络—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位山东平度市杜家疃村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在帐篷上泼汽油点火烧死，随后一群穿着防暴武警制服的人抢走了他的尸体。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耿福林失去土地和死之前，他和占了中国一半人口的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
　　你当然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而不管他们是谁，都可以从个体的角度去看所谓新型的城镇规划。
　　一些不甚清晰之处冒了出来：我们为什么而城镇化？中国未来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经济多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和自然形成的过程。而眼下不仅提出了城镇化的具体数据目标，还要推出与之配套的户籍制度“倒逼城镇化”，并且包括发改委在内的许多权力机构都热衷于推？进。
　　另一层面，中国经济目前正在放缓，也在寻求下一个经济繁荣的支撑点—政府巨额信贷推动和房地产投资，都为中国经济留下了恶果，无法作为支柱。
　　看上去，城镇化可以。
　　假如一些官员也这样想，那么将是十分危险的—唯城镇化不会比唯GDP好到哪去—假如城镇化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再制造一个拉动经济的噱头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
　　即将推出的与新型城镇化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从户口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入手，以居住证和市民待遇等政策，消除农民工在教育、医疗、社保和卫生等方面的不平等。
　　这当然是好事。
　　但对于农民来说，更根本的城乡差别不在户口—大多数省份和城市，其实早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而在财产的公平、安全感和自由处置权。说到底，还是土地制度的问题。而这一点在新规划中还未看到更细节的说明。
　　换句话说，假如真的消灭了城乡差别，实现了自由迁徙，我们就不必频繁提到户口了。一个城市吸引新成员的到来，依靠的是机会、希望和商业魅力，而不是赋予他们所谓的身份。
　　最后的问题是，农民是名义上拥有土地的人—虽然以集体的方式，这是一种财产，也是一种安全感。城镇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