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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一个特征性现象，是粮食安全之忧会周期性演变成热议问题。近年中美关系积累矛盾释放伴随外部环境变化，今年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一度引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最近国内粮食市场与政策调整伴随国有部门夏粮收购下降，另外国家最高领导人再次严肃强调杜绝餐饮浪费倡导节约粮食，多方面因素叠加作用下公众与学界对粮食安全关注度显著升温。
最近有关机构发布报告预测几年后中国粮食供求缺口将显著加大，有学者把粮食安全作为实施“双循环”调整的首要举措加以强调，市场分析机构纷纷发表相关分析评估观点，如何看待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再次引发各方关注与广泛评论。
作为14亿人口转型大国，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经历深刻演变，更需动态研判粮食安全领域问题与风险并未雨绸缪。
另外从历史上几次粮食市场周期转变与“半周期改革”现象可见，对粮食安全状态判断不仅关乎食物供给保障，也涉及粮食领域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关系界定，对粮食部门特别是流通领域能否坚持必要市场化改革产生微妙影响。因而有必要实证考察粮食安全形势，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条件、形成原因、现实问题与风险形成比较接近实际的判断。
从国内产出看，世纪之交的调减过程到2003年告一段落，此后“十二连增”把粮食产量从4.3亿吨大幅拉升到2015年的6.6亿吨，加上大豆等粮食进口大规模增长，推动粮食供求关系由比较紧缺向相对过剩阶段转变。以2015年粮食部门对库存形势提出两个“前所未有”判断为标志，改革时期第四次粮食供大于求相对过剩局面大体形成。
近年粮食周期调整力量改变“连增”走势，2015—2019年年产量大体稳定在6.6亿吨上下，加上净进口因素，粮食表观消费量维持在7.7亿—7.8亿上下历史高位。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97年 298公斤，增加到新世纪初年350公斤左右和2008年400公斤以上，2015年上升到481公斤峰值，近年维持在470公斤上下。国内粮食生产产量的持续趋势性提升，构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最重要基石。
从国际贸易看，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就灵活利用国际市场应对粮食短缺并兼顾出口创汇，改革时代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程度大幅提升。近年中国粮食贸易呈现两方面特点：
在谷物贸易方面，进口规模不小然而贸易依存度较低。如过去两年大米、小麦、玉米等主要谷物年净进口700多万吨，加上大麦等杂粮年净进口600万—700万吨，谷物净进口约占国内产量比例2.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大豆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净进口在2000年与2010年分别超过1000万吨和5000万吨，2015—2019年在8200—9500万吨高位波动。大规模进口大豆节约了国内稀缺的耕地与水资源，通过提供优质饲料原料支撑了国内饲养业快速发展与国民膳食结构改进。当然大豆贸易高依存度也存在潜在风险，万一国际市场面临扰动会对中国产生调整压力。
从库存方面看，中国粮食库存规模随市场周期变动，不过总体而言远高于国际通常安全标准。与2015年前后粮食第四次相对过剩峰值互为表里，当时社会粮食中库存估计显著高于年消费量。近年官方调整最低收購价，减少收购量同时增加销售量，国有粮食库存总量显著调减，玉米库存降幅估计较大。
国家大规模粮食库存干预，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困难，多年来“转圈粮”违规操作几成行业潜规则，近年时有粮食部门腐败案件和意外火灾报道，使得库存规模和存粮品质信息准确性引发质疑。不过基于相关历史经验，即便考虑统计误差及某些粮库账实不符因素，有理由相信实际库存仍会数倍于相关国际机构提出的安全标准。过量库存从经济效率看并不合意，不过对粮食安全提供额外保障。
从食物消费看，粮食安全支持国民膳食结构与营养水平历史性改善，“居民人均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木本食物及蔬菜、瓜果等非粮食食物消费增加，食物更加多样，饮食更加健康。” 2018年中国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牛奶人均占有量分别为24.7公斤、46.8公斤、46.4公斤和22.1公斤，分别是1980年的3.17倍、5.14倍、9.47倍和17.58倍。2018年蔬菜和水果人均占有量分别为505.1公斤和184.4公斤，分别比1996年增长104.2%和176.5%。
数据显示，近年中国城乡居民膳食能量得到充足供给，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供能充足，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下降，脂肪供能比上升，优质蛋白质摄入增加。
对于十几亿人口转型大国而言，主要通过提升国内生产力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是成功推进经济持续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实现粮食安全目标也离不开体制改革转轨与制度创新支撑，离不开经济得到发展后对粮食及农业部门提供的现代要素投入与政策扶持。改革时代国内粮食生产能力跃迁加上进口粮源补充，推动供给持续趋势性增长，与增速低于预期的需求增长动态匹配，成功构建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条件。
十几亿人口古老大国得以摆脱历史上“饥荒之国”宿命，实践经验之宝贵与历史意义之重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高，不过在发展经济学层面仍可被简约解读为一个合规律性的故事。
国内生产能力趋势性提升可从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是市场化取向改革通过体制创新释放增长潜能的结果。建立以长久农户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构建适应农业经济规律和特点的农村微观组织架构，放开价格管制，鼓励要素流动，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改革释放被旧体制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并为长期资源有效配置与活力激发提供体制保障。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农民勤劳努力与聪明善学的优良素质得到前所未有发挥。他们对市场化体制激励与信号机制做出的响应，针对市场条件、技术以及其它要素提供的机会做出的反应和创新，构成中国粮食和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的微观基础。
最近有关机构发布报告预测几年后中国粮食供求缺口将显著加大，有学者把粮食安全作为实施“双循环”调整的首要举措加以强调，市场分析机构纷纷发表相关分析评估观点，如何看待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再次引发各方关注与广泛评论。
作为14亿人口转型大国，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经历深刻演变，更需动态研判粮食安全领域问题与风险并未雨绸缪。
另外从历史上几次粮食市场周期转变与“半周期改革”现象可见，对粮食安全状态判断不仅关乎食物供给保障，也涉及粮食领域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关系界定，对粮食部门特别是流通领域能否坚持必要市场化改革产生微妙影响。因而有必要实证考察粮食安全形势，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条件、形成原因、现实问题与风险形成比较接近实际的判断。
粮食安全有保障
从国内产出看，世纪之交的调减过程到2003年告一段落，此后“十二连增”把粮食产量从4.3亿吨大幅拉升到2015年的6.6亿吨，加上大豆等粮食进口大规模增长，推动粮食供求关系由比较紧缺向相对过剩阶段转变。以2015年粮食部门对库存形势提出两个“前所未有”判断为标志，改革时期第四次粮食供大于求相对过剩局面大体形成。
近年粮食周期调整力量改变“连增”走势，2015—2019年年产量大体稳定在6.6亿吨上下，加上净进口因素，粮食表观消费量维持在7.7亿—7.8亿上下历史高位。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97年 298公斤，增加到新世纪初年350公斤左右和2008年400公斤以上，2015年上升到481公斤峰值，近年维持在470公斤上下。国内粮食生产产量的持续趋势性提升，构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最重要基石。
从国际贸易看，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就灵活利用国际市场应对粮食短缺并兼顾出口创汇，改革时代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程度大幅提升。近年中国粮食贸易呈现两方面特点：
在谷物贸易方面，进口规模不小然而贸易依存度较低。如过去两年大米、小麦、玉米等主要谷物年净进口700多万吨，加上大麦等杂粮年净进口600万—700万吨，谷物净进口约占国内产量比例2.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大豆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净进口在2000年与2010年分别超过1000万吨和5000万吨，2015—2019年在8200—9500万吨高位波动。大规模进口大豆节约了国内稀缺的耕地与水资源，通过提供优质饲料原料支撑了国内饲养业快速发展与国民膳食结构改进。当然大豆贸易高依存度也存在潜在风险，万一国际市场面临扰动会对中国产生调整压力。
从库存方面看，中国粮食库存规模随市场周期变动，不过总体而言远高于国际通常安全标准。与2015年前后粮食第四次相对过剩峰值互为表里，当时社会粮食中库存估计显著高于年消费量。近年官方调整最低收購价，减少收购量同时增加销售量，国有粮食库存总量显著调减，玉米库存降幅估计较大。
国家大规模粮食库存干预，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困难，多年来“转圈粮”违规操作几成行业潜规则，近年时有粮食部门腐败案件和意外火灾报道，使得库存规模和存粮品质信息准确性引发质疑。不过基于相关历史经验，即便考虑统计误差及某些粮库账实不符因素，有理由相信实际库存仍会数倍于相关国际机构提出的安全标准。过量库存从经济效率看并不合意，不过对粮食安全提供额外保障。
从食物消费看，粮食安全支持国民膳食结构与营养水平历史性改善，“居民人均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木本食物及蔬菜、瓜果等非粮食食物消费增加，食物更加多样，饮食更加健康。” 2018年中国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牛奶人均占有量分别为24.7公斤、46.8公斤、46.4公斤和22.1公斤，分别是1980年的3.17倍、5.14倍、9.47倍和17.58倍。2018年蔬菜和水果人均占有量分别为505.1公斤和184.4公斤，分别比1996年增长104.2%和176.5%。
数据显示，近年中国城乡居民膳食能量得到充足供给，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供能充足，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下降，脂肪供能比上升，优质蛋白质摄入增加。
安全保障的由来
对于十几亿人口转型大国而言，主要通过提升国内生产力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是成功推进经济持续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实现粮食安全目标也离不开体制改革转轨与制度创新支撑，离不开经济得到发展后对粮食及农业部门提供的现代要素投入与政策扶持。改革时代国内粮食生产能力跃迁加上进口粮源补充，推动供给持续趋势性增长，与增速低于预期的需求增长动态匹配，成功构建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条件。
十几亿人口古老大国得以摆脱历史上“饥荒之国”宿命，实践经验之宝贵与历史意义之重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高，不过在发展经济学层面仍可被简约解读为一个合规律性的故事。
国内生产能力趋势性提升可从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是市场化取向改革通过体制创新释放增长潜能的结果。建立以长久农户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构建适应农业经济规律和特点的农村微观组织架构，放开价格管制，鼓励要素流动，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改革释放被旧体制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并为长期资源有效配置与活力激发提供体制保障。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农民勤劳努力与聪明善学的优良素质得到前所未有发挥。他们对市场化体制激励与信号机制做出的响应，针对市场条件、技术以及其它要素提供的机会做出的反应和创新，构成中国粮食和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