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也是他发表《物种起源》150周年，达尔文提出的演化论学说，对作为西方文化重心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思想上的挑战和启示，西方学术思想界视为历史大事，也就有许多的活动，来彰显达尔文提出演化论对人类的影响。
　　达尔文自幼就对知识坚持追求，也因生命里一个难得的机缘，参加了1831年的一次远航探险，“小猎犬”号的5年之旅成就了后来举世著名的达尔文演化思想。
　　达尔文虽是在大量的动植物化石及地质观察记录中，逐渐产生了他物种演化的想法，但是思想学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确实影响了达尔文从这些观察数据归纳出物种演化的想法，甚至以一个最适者生存的角度来诠释。历史发展的偶然，是当时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思想，在那个社会经济思想大爆发的潮流中，达尔文自己也承认受到影响，从而以一个适者生存的角度入手，看到隐伏在纷杂物种背后的一个演化原则。
　　如果以更广的角度来看，达尔文出生在19世纪初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近代科学已然成形，但是英国还是以宗教信仰为主要社会氛围，在当时那个基督宗教思想的禁锢中，一种对宗教专制的反抗气氛，给达尔文的演化论提供了一个契机。达尔文虽然没有立即成为时代英雄，但是到1882年逝世之时，他的演化思想已经在生物学中占有一席地位，也使他得以葬在牛顿之侧。
　　其实在达尔文去世迄今的120多年时间中，他的演化论在生物科学中的地位亦起落浮沉。在20世纪初，遗传学和染色体的发现，使得遗传实验学者认为，如果靠改变生物内在遗传物质便可以改变生物特性，那么天择和适存的演化便失去了诠释地位。
　　如果再看更早50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的时候，分子生物学的强大攻势使博物学家的田野工作被实验室工作所取代，冷战时期苏联“李森科主义”也使当时的生物学界喊出了“再造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口号。
　　由这过去100多年达尔文演化理论所面对的历史场景，便可以看出历史背景造就了科学思想的社会文化意义，客观的证据数据，还是要由主观价值决定其最后意义何在。由这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达尔文的演化论，在我们的文化中激不起什么涟漪的道理所在。
　　其实我们记诵由达尔文演化思想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主要是出自史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这个思想之所以在我们文化中烙下印记，主要还是与我们20世纪初期身处一个屈辱衰败的境遇有关，“优胜劣汰”正好满足了我们自19世纪因拒斥西方新科学而遭击溃羞辱的心理需要。
　　而今日西方学界，尤其是在美国，达尔文的演化论又被置于一个社会文化的场景中，以达尔文演化论的真知灼见，去对抗近年在美国知识界引起争议的神创论浪潮。
　　如果回顾过去，我们是如何毫不费力地就接受了达尔文的演化论，也从来不感到文化基本信仰价值受到任何挑战，便可以知道，面对这一场由西方学界而来的纪念达尔文演化论的文化庆典，还需要有文化价值的思辨，才能够避免成为又一场疏离文化根源的表面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