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巡视组即将离开青林县的那天早晨，接到一份举报信，举报青林县委书记孙海涛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
　　一个电话过后，孙海涛来到了巡视组临时办
　　公室。
　　“海涛同志，有几件事想跟你沟通一下。”巡视组张组长说。
　　孙海涛脸色微变，但很快就恢复了镇静，说：“请指示。”
　　“县委开小车的孙大海和你是什么关系？”张组长单刀直入。
　　孙海涛说：“他是我的发小，小时候我们一个庄的。”
　　“农业局的刘富贵局长你认识吗？”
　　“认识。”孙海涛答道。
　　“你们有没有特殊关系？”
　　孙海涛沉思良久，然后说：“要说特殊关系的话，那就是他的爸爸跟我是发小，小时候我们是一个庄的。”
　　张组长想笑，但没有笑出来。他又问：“你的秘书张兴隆跟你是什么关系？”孙海涛说：“跟刘富贵情况一样，张兴隆的爸爸跟我是发小，小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庄的。”
　　张组长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指了指孙海涛面前的一次性杯子，说：“海涛同志，你也喝口水。”过了一会儿，张组长又说：“这样吧，海涛同志，咱们都是党内同志，你就把今天的谈话当作一次民主生活会，该出汗，出汗，该红脸，红脸，如何？”
　　孙海涛点点头，说：“服从组织安排。”
　　“你把孙大海如何转成工勤人员，如何到县委办的，说一下。”张组长说。
　　孙海涛说：“孙大海退伍后，进了县里的水泥厂，水泥厂是正科级国有企业。那时我还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一次孙大海来到我家，苦苦哀求我给他说句话，他要到县直部门开车，我就给青林县县委办负责同志打电话，结果孙大海就被调到县企业局。2009年，我到青林县任县长，我就通过组织程序把他调到县政府办，作为我的司机，直到今天。”
　　“你认为，你对他有没有公权私用、以权谋私呢？”张组长问道。旁边的记录员十个手指在键盘上飞速地敲打。孙海涛想都没有想就说没有。
　　“如果没有你这个发小，他能进县企业局和两办吗？”张组长又问。
　　“按照他的能力和品德，能。我只不过从中为他搭了桥。”
　　张组长继续问：“农业局的刘富贵是你在任时成为局长的吗？”
　　“是的，我一调到青林县他就是副局长了，连续三年被评为农业系统劳模，组织部根据他的德能勤绩把他作为局长人选，报到县委常委会上研究，我没有理由不通过。”孙海涛说。
　　“可他去年因为公车私用，受到诫勉谈话，你有没有失察之责？”
　　“我对他担任局长以后疏于监督，我有错，但是我任用他当局长，是公事公办。”
　　张组长沉思了一会，说：“你把张兴隆的情况说一说。”
　　“张兴隆以前是在发改委办公室当办公室副主任，文笔不错，写的通信报道和信息年年获得省、市等级奖，领导您可能不知道，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对于能写会写的同志我是另看一眼的。前年春天，他的父亲多次找到我，想让他的孩子跟我后面跑跑腿，一开始我不同意，后来想想，用哪个不是用啊，在能力、水平、政治素养相同的情况下，用熟人的孩子做秘书不能算违规，举贤不避亲呢！所以，我用了他。”孙海涛大大咧咧地说。
　　“可是他因为擅改档案被党内警告，这你又怎么解释？”张组长脸上带有一丝愠怒。孙海涛说：“领导，他擅改档案不假，可那是他在环保局期间做的……”
　　“不要说了！”张组长有些生气了，“我问你，你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党和人民给的。”孙海涛小心翼翼地回答。
　　“既然权力不是你个人的，为什么用来做人情？”
　　这句话多熟悉啊！孙海涛想起了小时候。
　　那一年大旱，村东头万亩水库干涸，全村人都去捕鱼。孙海涛，孙大海，刘富贵的爸爸，张兴隆的爸爸，他们四人结伴去捕鱼。孙海涛不会捕鱼，他们就让孙海涛看鱼，一条条鱼被扔在地上，活蹦乱跳，稍不注意就会被别人拿走。半天时间，地上堆了十几条鱼。这时，一个身体佝偻的老妇人浑身是泥，空着手从远处走来，看样子不会捕鱼。孙海涛捡了几条最大的鱼给她，被孙大海看见了，他就说：“鱼是你的吗？怎能随便做人情呢！”
　　“是不是生气了？”张组长的话把孫海涛从回忆中拽出来，他揉揉发烫的眼睛，说：“没有，领导批评得对，我接受。”
　　“对你，组织上是鞭打快牛，因为你一直是廉政标兵。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警惕！”张组长拍了一下孙海涛的肩膀，说：“走，到你家吃午饭，把你的三个发小也请来。”
　　室外阳光绽放，清风吹来，惬意，亲切，如同孙海涛此刻的心情。
　　三枚硬币
　　他始终觉得自己这十年来一直是被关在笼子里的。
　　这十年来，他走了几十个地方，换了几十处出租房，就连身份证也半年一换，唯一换不了的是笼子。那个罩在他头上却压在他心里的笼子，太沉了，比千钧都重。
　　开始跑出来那一年，他一口气来到大西北，这里人少，没有中部地区稠密的人口，也就挣不到他想象中的工资收入，他累成了青春狗，每天工作12小时，到月底领到手的只有10张左右的红色大钞。开始几个月他还问问为什么，后来他就不想问了，要饭不嫌稀，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还奢求什么呢！
　　在西北那个偏僻小镇过了11个月，他就走了。这里农民工多，晚上经常有人喝醉酒，在大街上骂骂咧咧，惹是生非。一有人报案，警车就会拉着警报呼啸而至，每当这时，他就光着膀子从出租房伸出头来，看警车的去向，下半夜，他总是睁着眼
　　睛到天亮。
　　这样的日子，能叫日子吗？他常常问自己。
　　下一站往哪儿去呢？他也不知道。他就拿出三枚一元硬币，摇晃几下，然后双掌松开，三枚硬币掉在地上。根据他自己的心理设定，菊花这一面叫“背”，有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这一面叫“正”，2正1背去南方，2背1正到北方，3正到东方，3背到西方。 　　这些年，硬币指挥了他的去处。
　　在北京那年，他住在地下室内，一方面租金便宜，一方面目标不大。每天天不亮出门，晚上披着夜幕归来，这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有收破烂的，还有摆摊设点的，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个贫穷而热闹的村庄。这里物价特别便宜，一个月几百块钱足以填饱肚子，他时时在想，不到几年他就可以积攒几万块钱，然后娶妻生子。
　　那一年，北京城区一家地下室发生火灾，据说伤了不少人，电视台和报纸都报道了，结果，上面一个红头文件，全市的地下室一律不准出租，他拎着蛇皮袋，站在大路上，不知所措。
　　他掏出三枚硬币，往地下扔。
　　他是坐着几十个小时的汽车来到广州的，下了客车，眼瞅着天空的太阳，突然发现太阳的颜色是绿色的。他这才想起，一路上别人鼾声震天，他却一秒都没有入睡，究竟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一直怕，怕别人跟他说话，问他是哪里人，姓什么，也怕戴大盖帽的人，所有的大盖帽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一瞧见，心里就发颤。
　　在广州的第15天，他骑着三轮车给人家送三合板，走到小区门前，一个带着大盖帽、穿着灰色制服的高个子保安拦住了他，望着衣衫不整的他，问他干什么的。他说送三合板的，大盖帽让他登记一下身份证才准进去，其实这保安是滥用职权，小区门卫室压根就没有这个规定。他调转车头就走，保安就站在原地叫喊：“回来，回来！”越喊，他跑得越快，慌乱中，三轮车一下撞在墙上，车毁人伤，血从额头和鼻子涌出。他不敢逗留，飞快地跑。
　　也难怪，这些年来，他都是两点一线两头见黑地生活着，何时抛头露面过呢！
　　他不禁想起了从前那无拘无束的生活。
　　他是家中的老大，还是男孩，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把他宠上了天。别人家的孩子15岁就跟着家人下地做农活，他不，他满村地游荡，看蚂蚁上树，看公鸡啄架，看公狗和母狗交配，书只读到初二，就再也不上学了。
　　他看上了庄上的紫凝——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孩，就发起了求爱攻势。三个月后，两人牵手上县城，看电影，看庙会。天黑了，两人住进了小旅馆，他睡，紫凝不睡，他就脱她裤子，紫凝一巴掌打在他腦门，他恼羞成怒，一下子掐住紫凝脖子，直到紫凝直挺挺地倒下，他才知道闯祸了。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逃生，还是逃亡。
　　月亮升起来了，如水的月光倾泻在大地上，让万物呈现本来的样子。当然，他例外，他常年带着墨镜和口罩，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不是他。最近一年来，这个城市到处贴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布告，敦促所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及时归案，以从轻处罚，电视台每天都报道投案自首的人数，快1000人了。他才32岁，不能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思想上的牢房比现实中的牢房更难过。
　　他掏出三枚硬币，想给自己最后算一卦，刚摇了一下，他停住了，思考了一会，狠劲地把三枚硬币朝山坡下扔去。
　　“我要自己拿一下注意。”他想。“我要过人的生活！”他说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