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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走向民富国强的道路上,我们仍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中的分配还不均衡,需要进一步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实现民富国强。
【关键词】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 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走向民富国强的道路上,我们仍然需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解决实现“民富”和“国强”中的一系列问题。
艰难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政府首先抑制了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继续下滑态势,并抓紧进行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一五”期间,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按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
以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一个全面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1957~1966是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10年,我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基本建设初见成效,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但由于“大跃进”等一系列的政治冲击,这一时期未能使“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得到保持。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由1958年的5.9%下降到1962年的4.0%。十年“文革”,是新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社会道路上的一个严重挫折,中国经济发展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简短回顾这段历史,尽管有曲折、有挫折,但从1952～1978年,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历史的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中国经济再度崛起。经济总量上,我国实现了年均增长9.8%的世界少有的发展速度,这个速度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长3%的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25万亿元。2008年,中国又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今年我国财政收入又突破8万亿大关,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
这一时期,我国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6.5倍,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6.3倍,年均增长7.1%。如果用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来表示,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为2007年的36.3%;农村居民家庭由67.7%下降为43.1%。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实现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繁荣,真正摆脱了贫困、饥饿,解决了13亿人的衣食住行和基本的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开始走向繁荣昌盛。
依然在路上
从数字上来看,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富,可这与普通国民的感觉似乎又存在不少的差距。这也时刻提醒我们在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进程中,仍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走到世界前列,但我国的人均GDP和国民收入还很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这是不诤的事实。可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和国民收入等都还非常低,如在2009年,中国GDP总量是49100亿美元,人均GDP是3711美元,世界排名第96位。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仅仅增长了12.4倍,还远远排在世界100名之后。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才刚刚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二是社会财富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分配还不均衡,普通民众所得还比较少。财富的分配有两种形式,即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因为财富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是有限的,因此如果国家得到的多,人民得到的相应地就少了,反之则亦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在过去的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一直保持在20%以上,可是,百姓收入增长没有那么快。的确,中国百姓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从分配格局来看,重心依然偏向于国家财政。1992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了16%;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却上升了16%。与此同时,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则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32%。这说明,劳动者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少。历史经验表明,国强不等于民富,而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之理。
三是社会分配结构不尽合理,民生领域还有待加强。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以民生为本,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的积聚,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一国百姓福利。但是,审视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财富固然集中于国家财政,但是真正用于民生改善的资金还非常有限。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的财政支出比例,使财政收入的增长与公共投入的增加形成对称,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在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财政支出应进一步向一般公共事务、“三农”、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倾斜,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财政资金在这些领域的使用效率。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提出,要利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财政收入增加比较多的机会,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改善百姓福利。这是政府职责所系,也是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必然趋势。
四是社会财富在不同类别人群之间的分配还不公平,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比较悬殊。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标准是基尼系数。而早在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10年,我国这一系数更达到了0.47,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未使人民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10%的富裕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贫困家庭的财产只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已经超越欧美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财富、贫困的两极分化,这与财富大量集中于资本和政府手中并非没有关系。这样,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财富过于集中在消费意愿低的高收入群体中;另一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高,有钱也不敢花,出现所谓的“富裕的贫困”现象。
五是经济增长更多来自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相对较少。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则来自经济当事人的无形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据估计,1987~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30%,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高达70%。然而,物质资本的投资具有收益递减性。应当看到,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物质资本投入。为了“保增长”,多收的财政收入正迅速转化为各项政府投资。和财政收入同步,今年1～5月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上升了23%,继续延续着一马当先的投资主力角色,但这种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却存在危险的隐患。经济学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告诉我们,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参与到产量的提高上,谁贡献大,谁的分配权就相应增加。当政府资本增幅迅速上升之时,其在经济分配上的权限也就会大幅增加,而劳动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提高自身价值,其参与分配的能力就会更为低下,相应的后续消费力则更弱。要化解这种改革阻力,只有从源头上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使劳动者有足够资金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提高自己参与生产和分配的能力,才能加以制衡。藏富于民,扩大内需,就成为经济发展逐渐走回良性循环轨道的一个选择。
六是国民收入、税收收入和国民福利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税制改革仍待推进。居民个人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而在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切实解决国民收入在政府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问题,需要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使财政收入、税收收入与居民个人收入增长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财政并非越多越好,合理的税负应当是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同时,确定合理的税率,尽量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税收来减轻企业的负担,特别是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轻普通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抑制不合理的收入、鼓励和支持普通民众的合理收入和劳动所得。
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反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朝代,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无不是采用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一个成熟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民富国强”的国家。只有人民真正过上富裕的日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也才能让我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关键词】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 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走向民富国强的道路上,我们仍然需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解决实现“民富”和“国强”中的一系列问题。
艰难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政府首先抑制了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继续下滑态势,并抓紧进行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一五”期间,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按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
以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一个全面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1957~1966是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10年,我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基本建设初见成效,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但由于“大跃进”等一系列的政治冲击,这一时期未能使“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得到保持。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由1958年的5.9%下降到1962年的4.0%。十年“文革”,是新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社会道路上的一个严重挫折,中国经济发展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简短回顾这段历史,尽管有曲折、有挫折,但从1952～1978年,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历史的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中国经济再度崛起。经济总量上,我国实现了年均增长9.8%的世界少有的发展速度,这个速度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长3%的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25万亿元。2008年,中国又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今年我国财政收入又突破8万亿大关,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
这一时期,我国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6.5倍,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6.3倍,年均增长7.1%。如果用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来表示,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为2007年的36.3%;农村居民家庭由67.7%下降为43.1%。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实现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繁荣,真正摆脱了贫困、饥饿,解决了13亿人的衣食住行和基本的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开始走向繁荣昌盛。
依然在路上
从数字上来看,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富,可这与普通国民的感觉似乎又存在不少的差距。这也时刻提醒我们在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进程中,仍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走到世界前列,但我国的人均GDP和国民收入还很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这是不诤的事实。可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和国民收入等都还非常低,如在2009年,中国GDP总量是49100亿美元,人均GDP是3711美元,世界排名第96位。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仅仅增长了12.4倍,还远远排在世界100名之后。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才刚刚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二是社会财富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分配还不均衡,普通民众所得还比较少。财富的分配有两种形式,即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因为财富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是有限的,因此如果国家得到的多,人民得到的相应地就少了,反之则亦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在过去的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一直保持在20%以上,可是,百姓收入增长没有那么快。的确,中国百姓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从分配格局来看,重心依然偏向于国家财政。1992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了16%;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却上升了16%。与此同时,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则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32%。这说明,劳动者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少。历史经验表明,国强不等于民富,而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之理。
三是社会分配结构不尽合理,民生领域还有待加强。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以民生为本,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的积聚,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一国百姓福利。但是,审视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财富固然集中于国家财政,但是真正用于民生改善的资金还非常有限。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的财政支出比例,使财政收入的增长与公共投入的增加形成对称,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在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财政支出应进一步向一般公共事务、“三农”、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倾斜,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财政资金在这些领域的使用效率。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提出,要利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财政收入增加比较多的机会,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改善百姓福利。这是政府职责所系,也是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必然趋势。
四是社会财富在不同类别人群之间的分配还不公平,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比较悬殊。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标准是基尼系数。而早在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10年,我国这一系数更达到了0.47,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未使人民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10%的富裕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贫困家庭的财产只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已经超越欧美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财富、贫困的两极分化,这与财富大量集中于资本和政府手中并非没有关系。这样,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财富过于集中在消费意愿低的高收入群体中;另一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高,有钱也不敢花,出现所谓的“富裕的贫困”现象。
五是经济增长更多来自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相对较少。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则来自经济当事人的无形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据估计,1987~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30%,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高达70%。然而,物质资本的投资具有收益递减性。应当看到,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物质资本投入。为了“保增长”,多收的财政收入正迅速转化为各项政府投资。和财政收入同步,今年1～5月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上升了23%,继续延续着一马当先的投资主力角色,但这种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却存在危险的隐患。经济学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告诉我们,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参与到产量的提高上,谁贡献大,谁的分配权就相应增加。当政府资本增幅迅速上升之时,其在经济分配上的权限也就会大幅增加,而劳动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提高自身价值,其参与分配的能力就会更为低下,相应的后续消费力则更弱。要化解这种改革阻力,只有从源头上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使劳动者有足够资金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提高自己参与生产和分配的能力,才能加以制衡。藏富于民,扩大内需,就成为经济发展逐渐走回良性循环轨道的一个选择。
六是国民收入、税收收入和国民福利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税制改革仍待推进。居民个人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而在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切实解决国民收入在政府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问题,需要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使财政收入、税收收入与居民个人收入增长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财政并非越多越好,合理的税负应当是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同时,确定合理的税率,尽量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税收来减轻企业的负担,特别是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轻普通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抑制不合理的收入、鼓励和支持普通民众的合理收入和劳动所得。
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反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朝代,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无不是采用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一个成熟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民富国强”的国家。只有人民真正过上富裕的日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也才能让我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资助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