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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说吧，身体》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面世了。当出版社要求写一句封面语时，我竟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提供的是“隐秘与痛楚的言说，直面孕产的女性之书”等语。《说吧，身体》这个书名，我倒是毫不犹豫的，几年前出版女性随笔集《说吧，女人》时，就已经想好了这本书要叫《说吧，身体》，尽管当时它还没有写出来。或许，就是为了这本《说吧，身体》的诞生，我才命名了一本《说吧，女人》在前面等着它。有人说“说吧，某某”这种命名已经太泛滥了，不可取，但我还是执意要这么叫，因为，没有比它更切中我心意的表达。我的意思很直白，就是女人要说话，身体要说话，说出女人的身体上发生了什么。
这是命定的写作。这种命定感，当我在产床上、在身体之痛的世界之巅时达到了极致。我要它产生意义——当时就是咬牙切齿地这么想的。是的，最初它就是对当时惘然的疼痛的超度。但经由这一写作，我看见了女性的身体，看见了女性的本质，颠覆了对于自身和女性整体的某种习见与定见。
我对于女性身体作为文化和生理之载体的多重意义有着欲罢不能的叩问欲望。我是把女性身体作为一个生理客体来看待的，而非男性眼中的性感符号。我反对女性身体的乌托邦叙事，坚信：即便梦露生孩子，过程也一样不会可爱。当我在产床上经历疼痛的屠戮时，清晰地认识到：女性的本质不在于性感，而在于痛感；人类的繁衍史，就是女性的疼痛史。我反对人类长久以来对于这一事实的普遍漠视，也反对任何对于这一疼痛的美化。在那个时刻，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女性的身体在于疼痛，我痛故我在，所有的女性都是疼痛的姐妹，痛感是我们共同的战壕。当孩子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既成事实、一个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存在，女人就会忘记当初几近神经质的的担惊受怕；当身体已经修复，女人就会忘记疼痛的惊涛骇浪。我憎恶这种遗忘。对于已经过去的，遗忘似乎是理所当然，可是，从女性共同体来看，它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它还会在其他女性身上发生，与女性生命和人类繁衍一样源远流长。
当我经历过之后，再听到男人说“生孩子，这是母猫母狗都会的事啊”之类的话，就会感到愤怒起来。而之前，连我自己都会轻佻地这么说的。母猫母狗都会，但是你不会呀，所以你永远没有体会，永远在外围说着一句轻巧的话。母猫母狗都会，只能说明母猫母狗也很伟大，不能说明你可以对此不在话下。对待女性身体，真正关注和关爱的还是女性自身，男人的关注是狭隘的表面的可疑的。我的一位闺蜜看完《说吧，身体》之后对我说：男人对于生命的体验不达标，简直不可与之谈生死，至少在生育一事上，我明确地感受到男性心理进化普遍滞后。她的话提醒我，从男性角度去考虑感受性的问题。是的，就是因为无感受，所以他们被隔绝在人类最大的一桩痛之外。包括我自己，在未曾经历之前，都是无感的。
日本女作家佐野洋子的《我可不這么想》一书有个自问自答的代序，问：你认为男人是怎样的生物？答：他们的脑袋，自古就拼命建构出共同幻想或观念这种东西，为了维持这个框架，全世界的男人联手拼命奋战。若把这个框架拆了，他们会立刻跌得四脚朝天，犹如地震倒塌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为了不落得这种下场，他们必须不断制造出新观念，譬如科学、哲学、艺术、赚钱，或是和女人做的事、战争、政治，还有这世上的一切，甚至人类的历史都是。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很优秀，也很尊敬他们，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像傻瓜、很勇敢。佐野洋子眼里的男人，看来就是一些把自己生命架空了却玩得不亦乐乎的孩子。她同时表示，不知道男人这种生物的自然生存根据为何。我理解，男人的“架空”，与“自然生存根据”的缺失是有关系的。他们的空转，源于他们对生命基本的感受性的忽略。放心，我不是在说女权，我是在说两性之间感受性的屏障、肉身的隔膜。
女性的生育往往被圣母化，女性的生殖叙述因此很容易被抒情化，这是我一直在反感和提防的，所以，我的写作注定是反抒情的生殖叙述。有朋友说，你所写的是绝大部分女性痛楚过愤怒过，却说不出来的。事实上，我自己在写的过程中也深感到，写疼痛是绝望的，它就是疼痛而已，衍生不出什么故事情节，不会有怎样的好看。无论怎样的生花妙笔，都难以把一种疼痛表达得多么动人，但至少，我要把它亮出来，让世界看见它！这种原始的、女人一概无赦的、原罪般的疼痛！我的师妹看完《说吧，身体》后说，这个疼痛是和生命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是不需要别人欣赏、赞叹、同情以及怜悯的。疼痛就是疼痛，纯粹的疼痛！都说女人伟大，说女人伟大的是享受其伟大的人；都说女人能承受十级疼痛，可是，人类都是趋利避害的，谁愿意平白无故地疼上十几个小时呢？然而女人就疼了，为什么啊？这个其实不是什么伟大。这段话让我笑起来，会心而笑，这也是写作的意义之一。
我说过，我所写的，是所有女人身体的自传。但我首先不是出于为女人代言的宏愿，而是出于安置自己情绪的需要。这部小说，就是贯穿女性孕产过程中的细节，以及附着于细节之上的情绪。我一开始打算用第三人称，以为这样可以在一个名字的遮蔽下放得更开，可是，它间离了我与“我”，使我的所有感觉都变得夹生，使我的叙述如左手写字，一切仿佛借尸还魂，于是，我决定老老实实地让我附体，主人公就叫“我”。这个“我”，几乎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任何女人。完成之后，我又感觉离自己太近了，近得令我不安，仿佛裸体示人，于是，又用了虚构的外壳去遮掩，为“我”命名为阿缪。
我写的不止是疼痛，而是孕产带给女性身体上的一切改变，以及看待自己的眼光和对待世界的心态的改变。多数人会用有了孩子、身份改变来解释这种变化，他们忽略了：身体上的革命为女性带来的大量生命内容，是一个怎样的剧变！当女人洞悉身体的全部，在身体上与完整的自己相遇，就如同开启了一扇新生命的大门。女人是用身体来感知世界的，美国女诗人莎朗·奥兹甚至把身体称为“身体大学”，她认为，身体即是可触可感的精神在场，是表达个体经验的根本依靠，是关乎生命成长、男女关系、生死消息、人性奥秘的最具体的语言。因为：我们身体里拥有人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她的写作，就是身体力行的用身体为生活自白，用身体感受公共之痛。 乔治·斯坦纳用“身体”来阐释普拉斯：普拉斯深受身体疼痛的折磨，她有时候把自己身心积攒的勒索当成是“一堆垃圾/每十年销毁一次。”她着迷于肉体的零碎、串在一起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肉体能够用那种灼人的才智轻易打碎，然后缝补。普拉斯诗歌中的女人以前所未有的坦率说话：子宫/唤醒了它的容器……普拉斯为她特殊的存在、血与泪的暴政、痉挛的精神与出汗的肌肤、性爱和生育的恶臭等等而呐喊。狄金森隔绝肉身的骚乱和蒙羞，而普拉斯则“完全自我担当”。乔治·斯坦纳敏锐地发现了普拉斯对于身体的发现。普拉斯的决绝、彻底和无羁，与她借重身体的锋利态度有关，她撕破了面纱，毫无回护，反而得到救赎。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是感受性的动物，更易于用身体来自我表达，并与世界对话，身体作为一切的出发点，成为女性最便捷的叙述策略、最有力的反抗武器。女人不只有身体，但无视充满表达张力的身体，肯定是舍本求末。
日本剧作人仓本聪对于“感动”的诠释是：要让女人的子宫哭泣。他把子宫和内心深处相提并论，强调要在人的内心深处做文章。——我这是在为自己的写作寻找合理性吗？不，当我把孕产过程当作真实记录女性自我的入口来写作时，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执拗的任性。
莎朗·奥兹的身体写作是“悲痛里有一种骑士精神”，这种骑士精神，我理解就是身体写作策略中的担当。师妹还写了一段话给我：以前一直对身体写作感到遗憾，她们写了自己的身体，可是对于身体的叙述往往是一种奇观。身体写作是什么？难道只是书写欲望，描绘激情么？疼痛不也是么？她所说的，正是我努力的方向，是的，疼痛为什么不可以纳入身体写作？《说吧，身体》的写作，有自发，也有自觉；既是诉说，也是审视；我既是当事人，又是旁观者。如果不能以女性文学研究的自觉赋予这一写作些许新质的生命感，从而扩充身体写作的意义，或许我是不会去写的。同样，如果写作只是与生活无关的写作，或许我也不会去写的。我所信任的评论者赵学成这样评价我：真正将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内化为一种生命实践，并在自己的生活中显现出力量，而不只是将思考研究锁禁在纸上和书斋里。我认同这样的评价。
长久以来的观察和阅读，都使我面对这样一个遗憾：男人看到的，往往只是性的女人，女人生理的本质被忽略了。性感绝非女人的全部，性感如梦露又怎么样？仍然是男人的神话而已。性爱的床上，女人的身体所产生的是男女共同的体验，是合奏。本真的女人不是在性爱的床上，而是在产床上。也许这有点矫枉过正，事实要比这复杂微妙得多，比如，我怀疑很多女性都有过这样的担心：有一天，妇科病俘虏了我的身体，而男人还只在我的身体上关心性；或者，从此，男人从我的身体上再也看不到性。我愿意直面这种复杂性。发现女人作为人的全部，才是真正女人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
《说吧，身体》先是以《孕妇备忘录》和《产妇备忘录》为名分开发表的，我故意用了“备忘录”这种反小说的名字，就是要为女性留下一份真实的备忘，与我的反乌托邦的身体叙事的宗旨是一致的。发表之后，我以饶有兴味的实验心态接纳着别人的反馈，并把这当作写作行为的一部分。一位女作家特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老公确实很呆啊，老婆要生孩子他还惦记着上金润发，老婆要去缝合他还在读四书五经……我们在电话两端同时带着无奈哈哈大笑。她还说，在产床上还要想到那些女作家如何生产和难产，这可真是文学女人的特质。岂止是特质，简直是通病，我的師妹也说到，她自己催产时，联想到《小团圆》中张爱玲的原型九莉如何用水囊堕胎，还感叹：果然还在用百年老法啊……更好玩的是当初的当事人——我的儿子，十五岁的他翻看着我写他诞生的小说，直撇嘴：咦！我问他“咦”什么，他翻到那一页，指着插图上那个呆张着口的、可以直接叫阿呆的男人，配图的文字是我小说中揶揄的一句话：得了个儿子，吃屎也愿意了。插图师居然意会得如此精准且妙不可言，我之前也是看到这页大笑的。娘俩再次默契地揶揄大笑。
我自己是做女性文学研究的，有义务为自己“站台”：自己写作，自己阐释。但在写这个创作谈的过程中，我深感到：这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说吧，身体》，李美皆著，漓江出版社2017年6月版]
这是命定的写作。这种命定感，当我在产床上、在身体之痛的世界之巅时达到了极致。我要它产生意义——当时就是咬牙切齿地这么想的。是的，最初它就是对当时惘然的疼痛的超度。但经由这一写作，我看见了女性的身体，看见了女性的本质，颠覆了对于自身和女性整体的某种习见与定见。
我对于女性身体作为文化和生理之载体的多重意义有着欲罢不能的叩问欲望。我是把女性身体作为一个生理客体来看待的，而非男性眼中的性感符号。我反对女性身体的乌托邦叙事，坚信：即便梦露生孩子，过程也一样不会可爱。当我在产床上经历疼痛的屠戮时，清晰地认识到：女性的本质不在于性感，而在于痛感；人类的繁衍史，就是女性的疼痛史。我反对人类长久以来对于这一事实的普遍漠视，也反对任何对于这一疼痛的美化。在那个时刻，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女性的身体在于疼痛，我痛故我在，所有的女性都是疼痛的姐妹，痛感是我们共同的战壕。当孩子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既成事实、一个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存在，女人就会忘记当初几近神经质的的担惊受怕；当身体已经修复，女人就会忘记疼痛的惊涛骇浪。我憎恶这种遗忘。对于已经过去的，遗忘似乎是理所当然，可是，从女性共同体来看，它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它还会在其他女性身上发生，与女性生命和人类繁衍一样源远流长。
当我经历过之后，再听到男人说“生孩子，这是母猫母狗都会的事啊”之类的话，就会感到愤怒起来。而之前，连我自己都会轻佻地这么说的。母猫母狗都会，但是你不会呀，所以你永远没有体会，永远在外围说着一句轻巧的话。母猫母狗都会，只能说明母猫母狗也很伟大，不能说明你可以对此不在话下。对待女性身体，真正关注和关爱的还是女性自身，男人的关注是狭隘的表面的可疑的。我的一位闺蜜看完《说吧，身体》之后对我说：男人对于生命的体验不达标，简直不可与之谈生死，至少在生育一事上，我明确地感受到男性心理进化普遍滞后。她的话提醒我，从男性角度去考虑感受性的问题。是的，就是因为无感受，所以他们被隔绝在人类最大的一桩痛之外。包括我自己，在未曾经历之前，都是无感的。
日本女作家佐野洋子的《我可不這么想》一书有个自问自答的代序，问：你认为男人是怎样的生物？答：他们的脑袋，自古就拼命建构出共同幻想或观念这种东西，为了维持这个框架，全世界的男人联手拼命奋战。若把这个框架拆了，他们会立刻跌得四脚朝天，犹如地震倒塌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为了不落得这种下场，他们必须不断制造出新观念，譬如科学、哲学、艺术、赚钱，或是和女人做的事、战争、政治，还有这世上的一切，甚至人类的历史都是。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很优秀，也很尊敬他们，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像傻瓜、很勇敢。佐野洋子眼里的男人，看来就是一些把自己生命架空了却玩得不亦乐乎的孩子。她同时表示，不知道男人这种生物的自然生存根据为何。我理解，男人的“架空”，与“自然生存根据”的缺失是有关系的。他们的空转，源于他们对生命基本的感受性的忽略。放心，我不是在说女权，我是在说两性之间感受性的屏障、肉身的隔膜。
女性的生育往往被圣母化，女性的生殖叙述因此很容易被抒情化，这是我一直在反感和提防的，所以，我的写作注定是反抒情的生殖叙述。有朋友说，你所写的是绝大部分女性痛楚过愤怒过，却说不出来的。事实上，我自己在写的过程中也深感到，写疼痛是绝望的，它就是疼痛而已，衍生不出什么故事情节，不会有怎样的好看。无论怎样的生花妙笔，都难以把一种疼痛表达得多么动人，但至少，我要把它亮出来，让世界看见它！这种原始的、女人一概无赦的、原罪般的疼痛！我的师妹看完《说吧，身体》后说，这个疼痛是和生命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是不需要别人欣赏、赞叹、同情以及怜悯的。疼痛就是疼痛，纯粹的疼痛！都说女人伟大，说女人伟大的是享受其伟大的人；都说女人能承受十级疼痛，可是，人类都是趋利避害的，谁愿意平白无故地疼上十几个小时呢？然而女人就疼了，为什么啊？这个其实不是什么伟大。这段话让我笑起来，会心而笑，这也是写作的意义之一。
我说过，我所写的，是所有女人身体的自传。但我首先不是出于为女人代言的宏愿，而是出于安置自己情绪的需要。这部小说，就是贯穿女性孕产过程中的细节，以及附着于细节之上的情绪。我一开始打算用第三人称，以为这样可以在一个名字的遮蔽下放得更开，可是，它间离了我与“我”，使我的所有感觉都变得夹生，使我的叙述如左手写字，一切仿佛借尸还魂，于是，我决定老老实实地让我附体，主人公就叫“我”。这个“我”，几乎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任何女人。完成之后，我又感觉离自己太近了，近得令我不安，仿佛裸体示人，于是，又用了虚构的外壳去遮掩，为“我”命名为阿缪。
我写的不止是疼痛，而是孕产带给女性身体上的一切改变，以及看待自己的眼光和对待世界的心态的改变。多数人会用有了孩子、身份改变来解释这种变化，他们忽略了：身体上的革命为女性带来的大量生命内容，是一个怎样的剧变！当女人洞悉身体的全部，在身体上与完整的自己相遇，就如同开启了一扇新生命的大门。女人是用身体来感知世界的，美国女诗人莎朗·奥兹甚至把身体称为“身体大学”，她认为，身体即是可触可感的精神在场，是表达个体经验的根本依靠，是关乎生命成长、男女关系、生死消息、人性奥秘的最具体的语言。因为：我们身体里拥有人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她的写作，就是身体力行的用身体为生活自白，用身体感受公共之痛。 乔治·斯坦纳用“身体”来阐释普拉斯：普拉斯深受身体疼痛的折磨，她有时候把自己身心积攒的勒索当成是“一堆垃圾/每十年销毁一次。”她着迷于肉体的零碎、串在一起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肉体能够用那种灼人的才智轻易打碎，然后缝补。普拉斯诗歌中的女人以前所未有的坦率说话：子宫/唤醒了它的容器……普拉斯为她特殊的存在、血与泪的暴政、痉挛的精神与出汗的肌肤、性爱和生育的恶臭等等而呐喊。狄金森隔绝肉身的骚乱和蒙羞，而普拉斯则“完全自我担当”。乔治·斯坦纳敏锐地发现了普拉斯对于身体的发现。普拉斯的决绝、彻底和无羁，与她借重身体的锋利态度有关，她撕破了面纱，毫无回护，反而得到救赎。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是感受性的动物，更易于用身体来自我表达，并与世界对话，身体作为一切的出发点，成为女性最便捷的叙述策略、最有力的反抗武器。女人不只有身体，但无视充满表达张力的身体，肯定是舍本求末。
日本剧作人仓本聪对于“感动”的诠释是：要让女人的子宫哭泣。他把子宫和内心深处相提并论，强调要在人的内心深处做文章。——我这是在为自己的写作寻找合理性吗？不，当我把孕产过程当作真实记录女性自我的入口来写作时，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执拗的任性。
莎朗·奥兹的身体写作是“悲痛里有一种骑士精神”，这种骑士精神，我理解就是身体写作策略中的担当。师妹还写了一段话给我：以前一直对身体写作感到遗憾，她们写了自己的身体，可是对于身体的叙述往往是一种奇观。身体写作是什么？难道只是书写欲望，描绘激情么？疼痛不也是么？她所说的，正是我努力的方向，是的，疼痛为什么不可以纳入身体写作？《说吧，身体》的写作，有自发，也有自觉；既是诉说，也是审视；我既是当事人，又是旁观者。如果不能以女性文学研究的自觉赋予这一写作些许新质的生命感，从而扩充身体写作的意义，或许我是不会去写的。同样，如果写作只是与生活无关的写作，或许我也不会去写的。我所信任的评论者赵学成这样评价我：真正将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内化为一种生命实践，并在自己的生活中显现出力量，而不只是将思考研究锁禁在纸上和书斋里。我认同这样的评价。
长久以来的观察和阅读，都使我面对这样一个遗憾：男人看到的，往往只是性的女人，女人生理的本质被忽略了。性感绝非女人的全部，性感如梦露又怎么样？仍然是男人的神话而已。性爱的床上，女人的身体所产生的是男女共同的体验，是合奏。本真的女人不是在性爱的床上，而是在产床上。也许这有点矫枉过正，事实要比这复杂微妙得多，比如，我怀疑很多女性都有过这样的担心：有一天，妇科病俘虏了我的身体，而男人还只在我的身体上关心性；或者，从此，男人从我的身体上再也看不到性。我愿意直面这种复杂性。发现女人作为人的全部，才是真正女人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
《说吧，身体》先是以《孕妇备忘录》和《产妇备忘录》为名分开发表的，我故意用了“备忘录”这种反小说的名字，就是要为女性留下一份真实的备忘，与我的反乌托邦的身体叙事的宗旨是一致的。发表之后，我以饶有兴味的实验心态接纳着别人的反馈，并把这当作写作行为的一部分。一位女作家特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老公确实很呆啊，老婆要生孩子他还惦记着上金润发，老婆要去缝合他还在读四书五经……我们在电话两端同时带着无奈哈哈大笑。她还说，在产床上还要想到那些女作家如何生产和难产，这可真是文学女人的特质。岂止是特质，简直是通病，我的師妹也说到，她自己催产时，联想到《小团圆》中张爱玲的原型九莉如何用水囊堕胎，还感叹：果然还在用百年老法啊……更好玩的是当初的当事人——我的儿子，十五岁的他翻看着我写他诞生的小说，直撇嘴：咦！我问他“咦”什么，他翻到那一页，指着插图上那个呆张着口的、可以直接叫阿呆的男人，配图的文字是我小说中揶揄的一句话：得了个儿子，吃屎也愿意了。插图师居然意会得如此精准且妙不可言，我之前也是看到这页大笑的。娘俩再次默契地揶揄大笑。
我自己是做女性文学研究的，有义务为自己“站台”：自己写作，自己阐释。但在写这个创作谈的过程中，我深感到：这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说吧，身体》，李美皆著，漓江出版社2017年6月版]